大学中庸通讲_左克厚著_9787520712842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本书在经典的解读上体现了三个特色：
一是贴近文本，让文本自己说话，而不是借文本说自己的话。
二是突出儒家文化的精神，区分君子儒和小人儒。
三是反思儒家文化，认为儒家文化必须现代化。
本书是由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具有鲜明的课堂特色。语言通俗流畅，深入浅出，读来亲切有味，启人哲思。

左克厚《大学中庸通讲》序

刘强

以我狭见所及，当下的人文学界，有一种现象很值得关注，就是“跨界”的研究日益增多，颇有一些“不安分”的学者，开始在文、史、哲三大学门之间，往来“穿梭”和随意“串门”。这似乎表明，体制内的学科壁垒和刻板的评价机制已经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而人生苦短，稍有个性或曰主体意识的人，终究无法满足于被框范、被拘囿的生命状态，而尝试着变通、跳脱与突围。正如孟子所说：“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这些学者可能并不热衷于报课题、争项目、发论文，却对经典阐释情有独钟，于是我们看到，一些中文专业出身的人，也开始对哲学思想经典“动手动脚”，进行别出心裁的个性化解读和诠释了。他们的书，一本一本写出来，出现在读者的视野中，从其外在形式看，似乎与喧嚣而又格式化的学术写作全无关系，但其深层的人文关怀，却往往更为贴近古典学问的生命精神，而其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时代与现实问题的忧思和追问，静夜思之，尤为令人动容。

我的朋友中，颇有几位这样的“跨界达人”。本书的作者、青海师范大学的左克厚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用他的思考和写作告诉我们，所谓“跨界研究”其实是个假命题——从生命和学术本身的丰富和广袤来说，哪里有什么“边界”可言，当然就更无所谓“跨界”与否了。

左克厚教授的这本《大学中庸通讲》，是其“四书通讲”系列的最后一部，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论语译注今读》（与刘思言合著，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和《孟子通讲》（东方出版社2018年版）。这三本书互为参照和补充，大体形成了作者对儒家经典解读的整体面貌。就我并不全面仔细的阅读来看，左克厚在这三部书的讲述和写作中，日益调整了自己和儒家文化的紧张关系，完成了从对儒家文化的批判继承到对儒家精神的现代担荷这样一个角色转换。换言之，通过对孔孟儒学及其经典的体贴与涵融，左克厚完成了对以孔孟为核心的原始儒学和后世逐渐被权力渗透、利诱和豢养的政治儒学的剥离和切割。至少，从这本书可以看出，他不再为自己因为认同儒家而极易被与那些伪儒或小人儒混为一谈感到焦虑了，他找到了自己文化批评最为从容的角度和坚定的立场，那就是——“反思儒家文化，不是要否定儒家文化，而是要发展儒家文化”。尽管，左克厚对“五四”诸贤的激进反传统颇有认同，但其在对儒家文化的解读中最终找到的言说方式，却显然比“五四”一辈更具对传统的“了解之同情”。

本书的特色是鲜明的。和一般注疏类著作不同，本书是在讲课录音基础上整理而成，保留了当初的口语讲述形式。对于如我这样与作者相熟的读者来说，阅读的过程，其实就是通过文字与作者“晤面”，读着读着，常常会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作者并不热衷于引经据典，雕章琢句，只是本着“让经典说话”的原则，娓娓道来；尽管有时也不免加入一些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发挥，形成了和经典的“隔空对话”，但总体而言，做到了修辞立其诚，我手写我口。约略而言，本书有以下三点值得注意。

首先，是立足经典，正解儒家和儒学。所谓“正解”，当然是与“反解”和“歪解”相对的。儒学是正学，尤须正解；儒学也是为己之学，故尤须反求诸己。那种先入为主、倒果为因的经典批判态度，大多不过是“强不知以为知”的为人之学罢了。左克厚虽然姓“左”，但其观点和立场不仅不“左”，反而有着对“左”的警惕。这样一来，即使尚未做到“执两用中”，“从容中道”，至少也是“虽不中，亦不远”。比如他对《大学》开篇“止于至善”的解读就颇有新意：

善可以从量上进行区分，善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因为有区别才有一种善叫至善，这样我们对善就有了一个新的理解……至善在量上是无限的，无限是没有边界的，所以至善是没有边界的一种善，若至善是有边界的，它就是有限的，那就称不上至善了。至善是一个量，但它又不是一个具体的量，它是一个趋向于无限的量，所以，至善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最后，至善是没有任何内容的，是纯形式的。止于至善，就是要达到至善，停留在至善上面，而至善在量上无限地延伸着，因为它无限地延伸，我们始终达不到至善，至善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理念……有了至善这个理念，就让人感觉自己永远是不足的，是不能停下来的，它引导着我们不断地往前走，这就是至善这个理念的价值意义。

作者从“至善”的程量性引申出其无限性，从而揭示出“至善”之于儒家精神的价值意义，给读者以丰富的联想空间。又如解读《中庸》第三十章时，作者说：

孔子是一个圣人，他的言行当然是符合中庸之道的，后人正是把他看作中庸之道的化身。当然，孔子自己并不认可这样一个说法，他认为自己在很多方面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但是，不管孔子怎么说，我们还是给了他这个荣誉。这荣誉对孔子本人并不重要，但对我们后人来讲很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榜样，需要一个圣人。所以，我们就把孔子说成一个符合中庸之道的圣人。我们在提到孔子的时候，就会思考圣人是怎么行中庸之道的。

相比于有些论者用“解构主义”的态度对儒家义理予以颠覆式解读或调侃式批判，左克厚的态度无疑是真诚而又不失庄敬的。这种建立在“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基础上的“正解”，既不失学者应有的客观立场，又有文化人特有的淑世情怀，十分难能而可贵。

其次，立足经典，却又不迷信权威，对于经典所可能产生的歧解甚至误区，敢于提出自己的质疑。比如讲到《大学》“诚意”章“毋自欺”时，作者一方面肯定“儒家的思维不是等你犯错了去制裁你，而是在你有坏的意念时就制约你，这就要对最初的意念进行反思，这就是诚意的工夫”；另一方面，又指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这个例子“举的其实不是特别好”：“这个例子的确体现了人的不自欺，但它是人生理上的不自欺，用人的生理行为来解释人的精神行为，抹杀了精神行为与生理行为质的差别。”又如“听讼”章，作者首先对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理念予以激赏，认为这就是“至善”境界；同时，又对曾子所说“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和“大畏民志”之说不以为然，认为：

曾子对孔子这段话的解释可能违背了孔子的原意，……根据孔子的思想我们断定他所强调的应该是以德化人，孔子经常讲为政以德。但是这段话经过曾子的解释让人有些毛骨悚然，不让某些人说话，通过不让某些人说话使全体老百姓心里有一种畏惧，然后达到不去犯罪的结果。解经者对经文的解释与经文本身差别竟有这么大，孔子的话让人很温暖，曾子的解释让人觉得寒冷，所以有时候把经典读错比不读更可怕。

尽管对《大学》是否系曾子所撰，以及“大畏民志”的解读，你完全可以提出不同的看法，但不能不承认，左克厚的这种防微杜渐式的解读，依然是善意和有效的。再如解释《中庸》“强哉矫”时，作者又借题发挥，说：

现在经常讲强大，但只有中庸式的强大，才是真强大。因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人如果想要强大的话，就必须保持中庸。中庸式的强大就是，强大但不让人感到害怕。如果你的强大让人感到害怕，会给你造就一批敌人，而你这些敌人会因为害怕而反抗你，要削弱你的这种强大，这就会演变成强强对抗，或者以强凌弱。而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会让所有人不害怕，不但不害怕，反而感到安慰。你的这种强大，不但没有去树立很多的敌人，反而吸引很多人紧紧靠在你旁边，因为你的强大不是对他人的伤害，而是对他人的一种保护。如果你强大到这样一种地步，那就是真强大了。因此强大不是你自己想要强大，而是别人希望你强大。

这一段议论早已“逸出”经典的文本之外，变为对现实问题的极具忧患意识的拷问和反诘了。相比于“五四”诸贤对“中庸”的曲解和批判，这样的解读可谓返本开新，借古讽今，因而也更具建设性力量。类似的例子很多，此不赘举。

最后，作者充分照顾到一般读者的理解程度，讲解中“能近取譬”，语言通俗易懂而又不乏风趣。比如讲到“自慊”和“自欺”，作者说：“当你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时，尽管这件事对你是有好处的，但由于良知的原因，自己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尽管你做了，但你并不认同自己这样的行为，对自己是不满意的。但你不能让自己停留在这样不满意的情绪状态中，你必须表现出对自己的行为很满意，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自欺的状态。如果一个行为让自己感到自慊，那就是不自欺，如果做了自己感到不满意的事，那就是自欺。人有一种良知，知道哪是对的，哪是错的，我们不能认为一个人做了坏事，他还特别心安，恰好他特别不心安。”在讲到《中庸》“隐恶扬善”时，作者拿基督教的忏悔为例，说：“就如基督教一样，人犯了错误对上帝忏悔，上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说，就是‘隐恶’。因此，‘隐恶扬善’里面有一种宗教情怀，有一种大爱。如果没有这种情怀，就会到处乱说，伤害别人也无益于自己。在这里，大舜就显示了上帝一般的胸怀。”这样会通中西的解读，让人耳目一新，从而刷新了对“隐恶”这一行为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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