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航船（卡蒙斯文学奖得主安图内斯代表作，入选《纽约时报》年度好书）_[葡萄牙]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著，王渊译_9787544781459

15世纪，位于欧陆尽头的葡萄牙曾引领“地理大发现”，开启辉煌的大航海时代。20世纪70年代，随着非洲殖民地悉数独立，昔日海上英雄被驱赶回国，在帝国的废墟中匆忙搁浅。扭曲叠加的时空里，曾游历亚洲数十载、写下《远游记》的费尔南·门德斯·平托成了推销次品的小贩，印度的“发现者”达·伽马靠出老千赢下半个葡国，致力传播基督福音的圣徒沙勿略更是摇身变为皮条客……
历史的真实与虚妄孕育出一幕幕荒诞的悲喜剧，野心与狂热伴随着帝国梦一起破碎在海浪中。远航船从海上垂头丧气归来，陆地上连接欧洲的火车却在轰鸣作响。在这海洋与陆地、非洲与欧洲的一进一退之间，葡萄牙艰难地重塑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代译后记
安图内斯与葡萄牙远航史观的重塑

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是当代葡萄牙最负盛名的小说家，也是当代西方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家之一。2007年，安图内斯获得葡语文学的最高荣誉卡蒙斯奖，在颁奖词中，评委会赞扬这位1942年出生于里斯本的作家“运用葡萄牙语时有大师风范，善于揭露人性中最不可告人的黑暗角落，使他成为对文学现实清醒又具有批判性的模范作者”。评论家总结安图内斯有三个写作特点：对葡萄牙当代重要事件的敏感体察；在作者自身经验基础上，对殖民主义、医学实践与日常主题的连接；以及十分独特的叙事观念和优美的语言节奏。
学界常将安图内斯跟福克纳和塞利纳相提并论。除却文字风格相似，葡萄牙人与这两位前辈同为悲观主义者，这与他在精神治疗工作中与人性黑暗的长久博弈不无关联。悲观主义者并不一定没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但势必更为关注世间的不幸与痛苦。马克·吐温曾以其一贯的诙谐指出，每个人都是个月亮，都有从不示人的暗面，但安图内斯所做的恰恰就是往暗面上不遗余力地投射聚光灯，再用显微镜放大上面的每一条沟壑。因为深谙人性的作家知道，不去深究阴暗与沉重的话题，只会让心灵上的阴霾更甚；只有直面人生的沉重，才有望达到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净化”。这也是为何安图内斯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我的工作就是写到石头比水还轻。我做出来的不是小说，我不是在讲故事，我不为让人消遣，不是为了愉悦，也不是为了有趣：我只是想让石头变得比水还轻。”
在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远航船》当中，安图内斯直面的石头也许是最沉重的海格力斯双柱：承载着葡萄牙历史中最高峰与最低谷的海外扩张史，以及葡萄牙最伟大的史诗：路易斯·卡蒙斯（约1524—1580）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在1974年康乃馨革命后，葡萄牙经历了民主化与去殖民地化，亟须打破“新国家”政权对国家历史和卡蒙斯的挪用，同时在失去非洲殖民地后也迫切需要重构国家身份。安图内斯的小说一方面体现了葡国知识分子群体用文学“净化”历史的尝试，另一方面也对重塑史观过程中出现的选择性遗忘进行了反思。

对卡蒙斯的三重颠覆：雄性、英雄与帝国

学者爱德华多·洛伦索评价说：“无辜地纪念卡蒙斯是不可能的。”路易斯·德·卡蒙斯是十六世纪的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的作者，也是葡萄牙影响最为深远的诗人。在这部九千余行的皇皇巨著当中，卡蒙斯以达·伽马去往印度的远航为中心，以激昂的笔触再现了葡萄牙的历史，因此这本书也被公认为葡萄牙的建国史诗。值得注意的是，卡蒙斯的历史叙事不但有正常的史实叙述，更有浓重的预言元素，将葡国的海外扩张与神意结合。诗人写作的年代距达·伽马远航已过去七十余年，因此文中水手旅途中听到的预言，在读者看来已经成为完成的史实，从而更易接受卡蒙斯的立论：英雄的达·伽马船队是英雄的葡萄牙人民的代表，而葡萄牙帝国是伟大的天选之子。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葡国有关航海发现史的话语并没有脱离卡蒙斯的框架，传达的依然是同样的信息：葡萄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它最先将海外航线的开辟提升到国家事业的高度，并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殖民地。这种将远航、殖民和国家性捆绑的做法在二十世纪达到顶峰。在1933年至1974年期间，统治葡萄牙的是“新国家”独裁政权，其官方话语将葡萄牙引领航海大发现时代的历史神圣化，将它作为葡国版“光荣孤立”的支柱，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席卷全球的背景下，葡萄牙仍然坚持殖民统治的依据。事实上，只有当视角单单聚焦在葡国自身时，葡萄牙才能摆脱在欧洲实质性的边缘地位，才能成为这个仅由一个国家组成的世界的中心。美国外交官乔治·鲍尔曾经讽刺地指出，统治葡萄牙的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独裁者，而是“由瓦斯科·达·伽马、航海者恩里克王子和萨拉查组成的三头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葡萄牙短暂的黄金时代反而成为一项束缚后人的历史负资产。历史学家巴拉达斯表示，十六世纪后“葡萄牙再也不是它自己了”。在卡蒙斯逝世五百年后，安图内斯的《远航船》希望通过重塑远航史观给葡国的未来找准方向，切入点直指问题的核心，那就是卡蒙斯的《卢济塔尼亚人之歌》。
倘若以茱莉亚·克莉斯蒂娃的“文本间性”理论分析，安图内斯的书可以与诸多文本产生联系，其中不仅包括葡萄牙的文史经典如平托的《远游记》、巴罗斯等人的编年史等，还包括了其他国家的艺术乃至科学，如西班牙塞万提斯、洛尔迦等人的诗文，毕加索的画作，波兰哥白尼的日心说等。但如果套用热奈特的“羊皮稿本”理论，《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才是隐约留在《远航船》下方墨迹最深的底本。安图内斯的作品无疑是对卡蒙斯史诗的重读和再写作，在《远航船》出版前夕接受采访时他就表示，自己初稿时曾把卡蒙斯作为小说的唯一叙事者。不仅如此，安图内斯还视自己所写的为“卡蒙斯忘了写或者没有时间写的东西”，“如果说《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是渐强，那么这本书就是渐弱”。
从结构上看，《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承袭的是罗马传统，模仿了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十章八行诗以达·伽马远航为中心。而《远航船》是一本后现代小说，卡布拉尔、卡蒙斯、沙勿略、无名夫妇、塞普尔维达、达·伽马和迪奥古·康，七位（组）主要叙述者分摊了全文十八个章节。这种多视角的叙事沿袭自安图内斯的前作《亚历山大式法多》，而《远航船》的结构创新在于，各个部分由谁叙述并不像前作一样遵循固定的顺序，而且章节之间并没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即便是在讲述自己故事的章节里，这些人也并没有完全的控制权，以第一人称开始的一句话到一半就可能让位给第二或第三人称，第三人称的叙述者甚至会呼唤读者偷窥主角的私密行为。除了在热奈特意义上的各个叙事层面间自由穿梭之外，小说的章节没有数字或字母编号，再加上繁复的长句和一句三变的叙事视角，这样松散、无等级的叙事通过拒绝排序强调对线性时间的否定，佐证了各章人物之间没有等级差异，最重要的是以杂语的方式打破了对国家航海史的单一视角。
从主题上比较，卡蒙斯开始的历史叙事聚焦在葡萄牙引领“地理大发现”的作用，突出强调葡人敢于扬帆起航去往未知的勇气与使命感。安图内斯的小说却另辟蹊径，将关注点从“出发”转为“归来”，探讨在一个扭曲变形的时空里，数百年前的海上英雄被驱赶回国，如何以失败者的身份在已然陌生的故国生活。在安图内斯这本反史诗的小说中，每一个挂着历史英雄名字出场的人物都让读者的期待落空。他们的归来不是希腊传统的归乡，不是英雄经历磨难成长后完美的返航；他们不但没有做出和名字相符的丰功伟业，而且在某些方面成为人们心中无意识历史记忆的对立面。在安图内斯笔下，历史上在亚洲游历数十载、写下《远游记》的平托成了上门推销次品的小贩，发现印度的达·伽马靠出老千赢下半个葡国，致力在亚洲传播基督福音的圣徒沙勿略更是摇身一变，成了强迫女子卖淫的皮条客。
安图内斯并不满足于精神层面对传统英雄的解构，而是加上了更加赤裸裸的、物理意义上的去神圣化，比如在《远航船》中，见证了葡国远航最辉煌时代的国王堂曼努埃尔的王冠就成了铁皮制的劣质仿品，而沙勿略干脆用小灯泡组成自己头上的光冕。这一切的戏仿、戏谑和讽刺强有力地证明，要重新认识国家历史，前提是深刻意识到过往的荣光无法再现。葡萄牙不是国家版的孩童耶稣，不是十七世纪的神父安东尼奥 · 维埃拉或者二十世纪初的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所相信的第五帝国，它无法引领全世界实现精神和文化上的大联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卡布拉尔、卡蒙斯、沙勿略、无名夫妇、塞普尔维达、达·伽马和迪奥古·康这七组主视角人物中，遭到戏仿的均为男性。尽管无名老妇人和迪奥古·康的情妇偶尔能获得发言权，但她们身为小说原创人物，并没有男性帝国英雄们那种和历史记载中形象迥异所形成的张力。如果从性别研究的角度看《远航船》，就会发现除卡蒙斯之外，本书的其他男性叙事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出男子气概的缺失。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全诗的高潮出现在第九章，达·伽马船队从印度返航时在爱岛停靠，在岛上宁芙仙女处获得肉体上的满足，以个人肉体的征服寓意所“发现”之地皆为臣妾；但在安图内斯的书中，不但宁芙堕落成为妓女，男性主视角人物也普遍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性挫折。“发现”巴西的卡布拉尔为生活所迫，只好让妻子去舞厅工作；沙勿略为了回到葡萄牙，选择把妻子卖给别人；海难文学中的悲情英雄塞普尔维达需要通过偷窥女中学生满足自己的欲望；“发现”刚果河的迪奥古·康迷恋的荷兰妓女将他弃如敝屣；连无数海外殖民者的代表、在几内亚度过大半生的无名老人都发现，结婚半个世纪的妻子也选择离开自己，去美国寻找新的生活。
社会学家怀特海德曾指出，作为男性公共领域中英雄主义、力量、神话和神秘的象征，没有比关于帝国的概念更强大的了。而在安图内斯的后现代叙事中，将帝国与男性英雄特质捆绑的传统认知遭到消解。连史诗中对远航提出反对意见的雷斯塔洛的智慧老人，在小说中达·伽马的回忆里都转变成老妇人先知的形象。性别角色的逆转与新时代对帝国殖民的反思息息相关，而小说中将堂塞巴斯蒂昂描绘成女子气的瘾君子，则是对雄性霸权的终极挑战。

现实中的幽灵：以塞巴斯蒂昂为例

在葡萄牙人的历史认知当中，堂塞巴斯蒂昂有着他独一无二的位置。卡蒙斯写作《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正值塞巴斯蒂昂在位，年轻的国王被时人视为葡国复兴的希望，卡蒙斯也将长诗作为对国王的献礼。然而塞巴斯蒂昂于三王战役失败后在摩洛哥失踪，没有留下继承人，直接导致葡萄牙被西班牙统治六十年之久。
塞巴斯蒂昂作为肉身实体虽然当时未能回到故国，却也因此在文化想象中拥有了随时回归的可能。往往是在国家处于危机时，人们愿意相信塞巴斯蒂昂会归来，会带领葡国走出困境乃至迈向辉煌。和塞巴斯蒂昂主义密切相关的“萨乌达德”，一种对不存在或者曾经存在事物模糊的怀念和渴望，就此成为葡萄牙精神的重要组成。然而民主化后的葡萄牙想要实现现代化，想要更加积极地参与欧洲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就必须竭尽全力将历史的重负——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埋葬，然后历史才能够给国家的前进提供真正的养料。《远航船》将这一过程艺术化为卡蒙斯摆脱父亲骸骨的方式，在千里迢迢将遗骸带回国后，缺钱的卡蒙斯无法找到理想墓地，最后选择将其卖给疯狂的植物学家达·奥尔塔，将遗骸化为养分。在某种意义上，塞巴斯蒂昂也是卡蒙斯和葡国大众阴魂不散的亡父，而安图内斯所尝试的正是给塞巴斯蒂昂主义唱响安魂曲。小说没有给予塞巴斯蒂昂叙事主体地位，后宣布国王在摩洛哥因为偷取毒品被人捅死，再到全文最后一句话明确指出，塞巴斯蒂昂的白马永远不会嘶鸣。接受塞巴斯蒂昂的死亡，走出卡蒙斯式自我实现的预言，葡萄牙才能迈出从悲痛中恢复的第一步。就像葡国诗人曼努埃尔·阿莱格雷的宣言：“需要埋葬国王塞巴斯蒂昂/需要告诉所有人/众望所归之子已经不会来了/我们得在思想和歌声中/打破那把空想病态的吉他/某人把它从阿尔卡塞尔吉比尔带了回来/我说他已经死了/让国王塞巴斯蒂昂安息吧/把他留给灾难和疯狂吧/我们不需要离开港口/我们手边就有/可以冒险的土地。”
然而在另一方面，破除塞巴斯蒂昂主义的迷思从而正确看待国家历史，并不意味着就要选择性失忆。在康乃馨革命之后，葡萄牙经历了长期的思想动荡，从殖民地被迫回到葡萄牙的归国者问题未能及时得到正视。对很多长年生活在殖民地甚至在那里出生的“归国者”而言，葡萄牙其实是一块陌生的土地，那里并没有什么迎接他们“回归”。而对本国居民来说，很多人直到接触大批涌入的“归国者”才第一次对国家的海外殖民产生感性认识。对双方而言，重新融合的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不少学者指出，“归国者”这一称呼本身有时就带有嘲弄、贬低的色彩。很多从殖民地回来的民众并不愿意被归为此类，而情愿被认为是逃难者或是被驱逐者。在安图内斯的小说里，“归国者”们到葡萄牙后经历百般遭遇，乃至被隔离关在肺结核病院，这样的戏剧化证明漠视乃至歧视并不是正确的重新评价历史的方式。本书出版时葡萄牙刚刚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新时期意味着需要打破之前对国家航海史的政治化、神话化的挪用，但不该忘却这些历史事实和其中的普通参与者。尽管厄内斯特·勒南曾指出，在民族性塑造的过程中，遗忘甚至是历史性的有意误记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但安图内斯恰恰是在用航海英雄转为“归国者”所产生的一幕幕荒诞悲喜剧提醒我们，什么不应该被遗忘，什么不应当被误记。小说中卡蒙斯等人同时作为活生生的“归国者”以及历史课本和城市雕像上的人物，这样的并行不悖体现了安图内斯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将集体和官方历史个人化的努力。在面对祖先的幽灵时，能够做到既不神化，也不无视，这大概就是作者想要提倡的历史观。

航海史观的重塑：陆地与海洋的进退

去殖民化后，时间上葡萄牙需要重塑对帝国历史的认知，空间上也要正视领土范围的变化。葡萄牙人需要用新的眼光看待从“海外省”变成独立国家的前殖民地，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更新对欧洲本土的认知。《远航船》中有关葡萄牙的地名称呼，如“王国”“里斯本”等，采用了古法拼写，前者用Y代替了I，后者用X取代了S。这种用法一方面强调了空间的虚构与重叠，不是对单一时刻的葡萄牙及其首都的实景描绘，因此可以看作一些抽象概念——离散、去地域性、殖民主义等——的实体化身；另一方面又以拼写上的似是而非突出这些地点的异化，展现扭曲时空下扭曲的人性。就像“黑人性”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艾梅·塞泽尔所说，殖民的后果是让殖民者丧失文明，变得野蛮粗暴。安图内斯小说中的葡萄牙刚刚摆脱非洲殖民战争的泥潭，它恰似刺向自己画像却最终身亡的道林·格雷，其独裁统治时期竭力宣传的帝国荣光越是辉煌，现实下的破败肮脏与人心惶惶就越是触目惊心。结合波德莱尔《恶之花》一般的语言，书中的葡萄牙总让人如堕卡夫卡式的噩梦，灰暗却鲜明的现实让人不寒而栗。“哪怕是北极都比这里要好。”作为广大普通“归国者”的人格化身，文中无名老人的感慨并非空穴来风。
这样灰暗的笔调部分源于文中的“王国”是历史与现实的扭曲叠加。一边是十五至十六世纪大航海时代的辉煌，一边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去殖民化后的混乱。发现印度、三王之役、康乃馨革命，相隔数百年的历史事件在作者笔下仿佛发生在同一时代，历史上的英雄和现实中的“归国者”也化为了一体。安图内斯笔下的时间错乱是对瓦尔特·本雅明所谓“均质化空洞时间”的挑战：达·伽马们存在于两个时间，但也因此无法在任一时间找到完全的归属感。卡布拉尔们经历了殖民地和葡国本土两个空间，但却发现自己在哪里都是局外人。“我们不再属于这里了。”文中的无名老妇人这样感叹。她最终放弃了在非洲五十余年的记忆，在心智上回归爱好音乐的少女，因为在风云骤变的政治大环境中，只有排除掉殖民地记忆的原初身份没有遭到抹去。
安图内斯拒绝了长久以来殖民主义和葡国历史的共生关系，由此引发了和殖民主义息息相关的海洋意象在小说中的转变。安图内斯巧妙地将航海隐喻嵌入种种场景乃至人物描写，使得《远航船》这个题目的包含范围无限外延。从个体到国家，都是风雨飘摇的大海中的一叶扁舟。葡萄牙作为海洋国家，其文学传统中自然少不了对航海的描绘，但安图内斯对海洋意象的化用与众不同。历史学家一般将大航海时代视为海洋与人类关系的关键转折。在此之前，无垠的海洋更多是作为人类活动的界限，而以十五世纪初的葡萄牙人在北非沿海航行为开端，大海开始转变为各个民族和国家之间的舞台和竞技场。卡蒙斯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中塑造了一个镇守好望角的巨怪的经典形象，但他也无法阻挡葡国水手前进的脚步，因为像佩索阿的诗句一样，“在这里掌舵的我不是孤身一人/我是想要属于你的大海的整个民族”。但在安图内斯笔下，海洋变得迟滞黏稠，失去过往的吸引力，它不再带给葡萄牙人骄傲和欢乐，只留下失望与悲伤，也就难怪文中达·奥尔塔的妻子阿尔齐拉将大海归结为诸多烦恼的来源，而探险家迪奥古·康会在千辛万苦拿回关于群岛和海峡的百科全书之后，却因其沉重而一点点丢弃。
卡蒙斯曾用“陆止于此，海始于斯”形容葡萄牙，这一名句形容的不单是葡萄位于欧陆最西、濒临大西洋的地理位置，更是将迈向大海作为葡国历史的重心。而安图内斯对卡蒙斯的最终颠覆也许可以概括为“海止于此，路始于斯”，他笔下的远航船从海上垂头丧气归来，陆地上连接欧洲的火车却在轰鸣作响。结尾处归国者们徒劳地等待堂塞巴斯蒂昂从北非跨海而来，而文中的卡蒙斯却能在火车站找到他的缪斯——一位盲人琴手，从而写下新版的八行诗。对于素来悲观的安图内斯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希望微光。在这海洋与陆地、非洲与欧洲的一进一退之间，葡萄牙艰难地重塑着自己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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