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研究_王次宝著_9787208165793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被视为一项最能反映民事诉讼个性和民事权利救济特点的基本原则，但在我国没有充分或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本书首次以专著形式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细腻的总结与梳理。作者依据大量资料，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角度，从语义分析到法理分析的层面，对处分原则的研究现状、理论基础、域外情况、中国问题、具体应用与完善路径等作了十分扎实的研究。在结论部分，作者明确主张应当以“当事人主导式”作为处分原则今后改革的方向。本书提出的观点和理论为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推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转换，推进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提供了具体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研究的空白。

探求真谛，更上层楼

——《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研究》序张卫平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还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便开始关注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体制）问题，并对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体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研究中我发现，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的特性决定了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体制）的特征。但奇怪的是，从一些基本原则的表述来看，中外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例如辩论原则、处分原则等。在大陆法系国家，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也被视为民事诉讼的两个“车轮”，具有基本原则的地位。既然如此，我国的民事诉讼基本模式（体制）就不应该与这些国家的民事诉讼模式（体制）有质的差异。

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对我国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实践中的所谓处分原则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考察。结果发现，虽然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都认可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而且是一项最重要的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中，也的确在诸多方面贯彻了处分原则，但我也注意到，不仅在民事诉讼法的文本中，而且在民事诉讼的实务与理论中都强调了当事人处分权的非绝对性和限制性，甚至将这种非绝对性和限制性作为重点和核心。这也是我国在法治建设初期对待权利通常会出现的问题。由此，作为强调权利行使自由的处分原则就不可能充分或真正发挥其作为原则的作用。在许多方面，由于对当事人处分权的限制，实际上使处分原则一直处于“非原则”或“半睡眠”状态。因此，我们势必要追问：这些限制是合理的吗？这样限制的根据能够成立吗？为什么会提出这些限制呢？究竟应当如何来认识和理解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才是正确的呢？

我在《民事诉讼处分原则重述》（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一文中尝试着回答了这些问题。我认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型塑与苏联民事诉讼体制有直接的承继关系。受苏联意识形态的影响，新中国全面移植了苏联民事诉讼的体制和理论，并与我国传统的审判方式和诉讼体制有机地结合，形成了具有我国特色的民事诉讼体制——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这种模式具有强烈的职权干预色彩，加之长期固化的民事裁判理念，就构成了对当事人处分权限制的制度基础和理念基础，使对当事人处分的限制在国家干预理念的语境中获得了正当性。更深层的社会因素是计划经济体制、传统国家治理方式、传统的意识形态以及传统权利义务观等。例如，基于国情我们必须保留“处分原则”，只不过其“处分原则”的内核与“西方国家”的“处分原则”是有所不同的，如同对“辩论原则”这一形式概念的保留一样。辩论原则和处分原则在意识形态上对应的是“民主”和“自由”，但“阶级属性”完全不同。

另一方面，我们对待处分原则的认识之所以存在偏差，是由于我们没有从民事诉讼应有特性的视角审视这一原则，没有从民事纠纷的性质来认识纠纷解决程序的基本要求。民事诉讼是解决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过程。科学、合理的诉讼程序总是与诉讼对象的特性相一致的。不同性质的诉讼对象，其诉讼程序的设计也是不同的。民事争议是关于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一定人身关系的争议。争议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因为民事交往是以当事人独立意思自由为前提的。当事人的平等地位不过是在为民事主体的意志自由创造条件。因此，平等的落脚点必然在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上。民法调整社会关系的性质决定了民法的平等自愿这一“公理性原则”。而民事法律关系的这种特性又决定了民事诉讼的特性，即它是一种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解决过程。实体法领域中的“公理性原则”也必然要在民事纠纷解决领域中得到具体体现和延伸。主要体现在：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中同样享有意思自治的权利，当事人不仅在实体法领域有权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而且在诉讼领域也同样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由于当事人在诉讼领域对民事权利的处分，必须通过实施特定的诉讼行为来加以实现，所以能够主动或被动、积极或消极地实施特定诉讼行为的权利也同样被法律所肯定，即当事人对诉讼权利的处分权。没有当事人对自己诉讼权利的自由支配，民事主体对民事实体权利的自由支配也就不能实现。正是基于这一规范的重要性，现代民事诉讼法均将处分原则作为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

当然，在这一时期，我对处分原则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是服务于对民事诉讼体制的宏观分析，通过对我国限制性处分原则的初步分析揭示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特征，以及民事诉讼体制今后转型以及具体操作的大致方向和制度安排。早期的分析并没有从规范、理论以及实践上对处分原则进行全面的学术探讨。在一段时间内我研究和关注的重点还是在民事诉讼体制的整体分析方面。因此，对于处分原则的许多法理问题有待深入地进行分析。好在，本书的作者——王次宝适时地考入了清华大学，成为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正好可以将这一课题交由他来完成。记得我当时的主张是，通过研究确立处分原则应有的基本框架，然后依照这一原则框架一方面对我国民事诉讼法规范进行“扫描”，看看存在什么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按照这一框架进行建构，建构中要充分考虑实效性和可行性。

几年过去了，王次宝如期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研究》。该文在民事诉讼理论界首次系统地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进行了分析，并对已有的理论进行了梳理。作者从比较法的角度比较全面、正确地展示了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以及社会主义法系国家对民事诉讼处分权的法律规制，并根据大量的资料，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结合的角度，从语义分析到法理分析的层面，对处分原则的基本含义、理论基础、历史发展等作了十分扎实的研究，准确地揭示了处分原则应有的内涵。作者还结合我国法律制度的语境对处分原则与民事诉讼体制的关联、处分原则的制度化、处分原则的具体适用等一一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并澄清了我国理论界对处分原则存在的一些误识。文中提出的观点和理论对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处分原则，推动我国民事诉讼体制的转换，推进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订，提供了指导理念和具体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过去研究的空白。次宝能够高质量地完成这一课题，无疑与他踏实的学习态度、扎实的专业基础、勤于思考和一副好身板有直接的关系。

毕业之后，次宝并没有停下对处分原则探索的步履，本书即是证明。比较当初的博士论文，我注意到作者在本书中又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对于处分原则的研究，尤其是在处分原则的规则建构以及具体适用方面，对处分原则的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和厚实。作者在本书中关于处分原则的理论阐述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具有突出的先进性。

我希望作者能够将本书的研究成果视为新的研究的起点，使自己对民事诉讼法的研究更上一层楼，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

2020年4月于成都水乡石隐园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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