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丧斯文：周秦之变德性政治论微_李若晖著_9787208156388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周秦之变背景下的德性政治。德性政治即道德与政制（道德与权力）合一的制度。本书从哲学角度，深入研究汉代儒学与制度的相关性。作者论证周礼体制的特色是政治制度与道德修养合二为一，即位德合一。周秦之变的核心即由礼变为法。汉将儒学德性转化为制度，以秦制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王朝政制对接。华夏三千年变局在于“德”“位”之分合。作者进而认为，近代以来社会性质的发展方向是打破权力主导，以文化建构人的关系，回归人的真实存在。

序

王震中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中华思想通史重大项目。根据项目分工，我负责原始社会编和奴隶社会编（包括“夏商西周卷”和“春秋战国卷”）。接下来，就是组织队伍。其他部分的人选都好找，唯独春秋一段竟然无人可选。这时，春秋战国卷的共同主编梁涛教授向我推荐了时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的若晖，并表示这是春秋思想史的不二人选。

刚开始我还将信将疑，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同意若晖加入。14年底，通史办让各编各卷上交拟目。为此，春秋战国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举办了一场课题组的内部讨论会，审阅确定各位成员所提交的拟目。会上，若晖的春秋思想史目录是讨论的焦点，项目组一共花费了五六个小时集中讨论，应该说，讨论是相当深入的，其耗费的精力与达到的学术水平远远超过博士论文答辩。每个人都针对若晖提出自己的问题，然后对其回答继续发问，直到无可再问。若晖不但对所有的问题对答如流，显示出条理清晰，文献熟稔，而且马上根据大家的意见修改拟目，一气呵成，做到以一以贯之的体系将大家的意见容纳其中。经过这次讨论，我和课题组都高度认可若晖的确是撰写春秋思想史的最佳人选。

此后几年，随着接触日多，发现若晖虽在哲学系工作，但是对于历史也相当熟悉，后来又知道他甚至也不是哲学系毕业，而是出身中文系，就更令人吃惊了。大家虽然口头上都会说“文史哲不分家”，但是在当今之世，真正做到的却可谓凤毛麟角。

当然，若晖研究历史的具体方式，与现今历史系的通常做法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要言之，即所谓“德性政治”。若晖认为，社会行为的公共性即为政治，包括政治哲学与政治制度；社会行为的个体性（包含但不限于个人性）即为道德，包括道德哲学与道德范式。政治与道德共同构成了社会性行为，在此中政治与道德的结合则成为德性政治：在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导向，正是指向德性之养成。道德和政治亦即德性政治构成了一定人群的基本行为模式。而对行为模式予以解释，为何必须如此行为，亦即何谓道德的问题，对道德提供论证的是哲学思想。德性政治的可能性，亦即何以能够以此行为模式行事的根基，则是与道德和政治制度相适应的社会形态。于是德性政治实际上包含四个层次：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社会形态。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目前的中国史研究，尤其上古史研究，由于文献的艰深和资料的零散，常常趋于碎片化，研究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有人在导入来自欧美的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时，却食洋不化，看不到对其做出创造性的改造或变通；更有陷入机械唯物论而不能自拔，缺乏辩证思维；还有人受西方制度经济学的影响，研究古代制度对于历史进程的作用，这当然有其价值，但完全不考虑影响历史进程的诸条件中人的行为模式，也是不足的。

在此意义上，若晖的中国古代德性政治研究，有利于打破多年来不同学科条块分割以及短时段小问题的研究方式，从相对较长的时段，全景式地分析和研究古代社会诸问题；有利于在哲学史、政治制度史、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变迁史的交汇点上，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深入中国古代社会的横截面及纵深处，透析中国古代社会问题。进而言之，中国古典思想往往本身即是有着“内圣”与“外王”两个维度，同时又不离人伦日用。因此，以德性政治的角度进入古典思想，有助于我们理解古典思想与社会历史交融的原貌。总之，由德性政治入手，系统分析人的行为的所以然，才能真切地将人类历史规律与中国历史之特殊性相结合，获得真实的理解。

今年5月，若晖出版了其德性政治研究的第一部著作《久旷大仪：汉代儒学政制研究》，既充分尊重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又不盲从，能大胆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该书颇获学界嘉誉，并被评为商务印书馆2018年人文社科十大好书之一，名列第三，接下来又入选《中华读书报》2018年十大好书，殊为不易。现在，若晖又再接再厉，拿出了德性政治研究的第二部著作《不丧斯文——周秦之变德性政治论微》，诚为快事。

康有为《实理公法全书》卷首“凡例”有言：“凡天下之大，不外义理、制度两端。”《不丧斯文》一书紧扣制度与思想的相关性，尤其是“德”自身的意义变化及其与各种制度设计的互相影响，深入研究西周宗法分封制解体与秦汉郡县制中央集权王朝兴起的过程，展开了一幅气势恢宏的图卷。

在这幅图卷之中，我们看到，正是由于“德”与制度的分离，才导致了西周的灭亡和春秋的礼崩乐坏。无论是厉王的制度改革，还是息蔡之争中的循礼而动，都是牵于时势而丧失了灵魂——“德”，其败亡也就是必然的了。战国时期，重建“德”与制度的联系，是诸家共同致力的方向。所不同者，孟子走向了以“德”定“位”，并最终在汉初转化为察举制，开中华科举制度之先河；法家则企图以制度规定“德”，由耕战立国发展为军事国家，并在汉代以制度规训经学，奠定下内儒外法的基本格局。对于若晖这样的独特认识，无论能否引起共鸣，在我看来，都是可贵的，因为他体现了著书立说的学术准则和学风。

若晖在《不丧斯文》即将付印之际，索序于我。该书再次展现了若晖严谨的学风、开阔的视野和独到的思辨，我乐观其成，因草此数语，向学术界郑重推荐，并向若晖表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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