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这本《三国史》是教育部约定的一本高等院校文科教材。当时写了一大部分，没有写完，因为赶别的工作，就放下了。这两年又拾起来写，断断续续，现在才算写完了。时过境迁，这几年文科教材似乎不怎么提了。但不管如何，这本书，是我作为教材写的，而且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写的。
虽然拖拖拉拉写了十来年，但我确实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何写好一本高校的教材，也确实并不容易。
作为历史教材，应当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基本历史事实；二是对这些历史事实的理解和认识。
叙述历史事实，就不容易。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只有一个。但一经人心反映、人手叙述，只有一个的历史事实会变成多个。秦始皇，只是一个人，他的一生经历也只有一条线，但自古及今历史家手下写出来的秦始皇，却有千百个，大别之也可以分为好的、坏的两个。又如曹操，只有一个，而历史家手下的曹操便有多个。
既然如此，历史哪还有真实?还学个什么意思!不要急，也不要灰心，学习历史还是有意思的；学历史也是大有用处的。
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人类理性的进步，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一步步摆脱愚昧，逐步认识客观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当然，这里也要说清楚一点：绝对客观真实和绝对真理是永远也认识不了的。因为客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我们所能认识的，只有相对真理。但相对真理会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人们能认识相对真理，一步步接近绝对真理，已经了不起。试想，人类今天的科学能认识多大一点客观宇宙真理?但这就已经不得了了，人已经能飞上天，飞越地球，飞上月球。何况还会不断进步，接近绝对真理!历史也是如此。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一步步接近历史真实。今天的人类不是已经聪明多了么?智慧多了么?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不是比古人已经高明多了么?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会逐步接近“透”的。
将来对秦始皇的认识，对曹操的认识，都会逐步接近于“一”的。
有一个故事，说一个人过马路，违犯了交通规则，被警察叫住训斥了一顿。这人悻悻不平，过了马路，回头望着警察愤愤地说：“你早晚逃不出我的手心!”警察好奇怪，心想这是个什么人?赶上去抓住他盘问。最后，他说他是火葬场的工人。这是一出滑稽剧。
我们历史家才真可以说，凭你是谁，也逃不出历史的批判，逃不出历史家的手心!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最终都逃不了历史的论定。即使不能盖棺论定，终有论定之日。谁来论定，历史来论定，历史家来论定。
“上帝”赋给历史学、历史学家的使命有二：一是研究历史，总结历史认识和经验，提高对历史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类自我的认识；二是把总结历史得来的经验和认识普及化，使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财富，使人类逐步脱离野蛮，走向文明。
没有历史文化的民族，是愚昧的民族；没有文化修养的人，是愚昧的人。
科学是重要的。没有科技，经济建设便是一句空话，社会进步也是一句空话。但要注意：建设的道路、路线是要政治家来制定的。没有鉴往知来、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政治家就会领错路。领路人一出错，科技家十年二十年的惨淡经营便会毁于一旦。政治家前知八百后知八百的本领从哪里学来?学历史，学文学，学哲学，学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知识、智慧，一句话，从文化修养、文化素质中来。其中历史知识，又是最重要的内容。
在经济建设高潮中，重科技是必然的、应该的。问题在于不要忽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忽视了，天才都跑到科技中去，文科都是些二流、三流的天赋，会出危险，也会出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讲，写教材，写通俗读物，使人们都能从历史知识中提高文化素质、文化修养，都是极重要的工作。
历史是大有学头的。
为《三国史》写序，却有感而发，信笔而书，写了这些。看看，觉得保留着也好。现在学历史吃不饱饭，学生都不学历史了。我倒觉得学历史，推广历史知识，传播历史经验，是极重要的工作。已经学历史的，饿着肚子也要坚持工作不动摇；没有学历史的，有聪明才智的人也要到历史学里来。历史是民族的命根子，是智慧的源泉，不要使历史学断了烟火。
回到《三国史》来。
写这本教材，我曾要学司马迁。顾炎武曾说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日知录》卷二六“《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条。历史是事实，写历史就是要写事实。但作者总会有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性，而且人人都会有所蔽的。一指当前，不见泰山。作者对历史都会有自己的看法和论断。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的史家，能把论断融化到叙事中去写历史的只有司马迁能做到。我说，自古以来的中外历史记事和著作，没有不是在作者主观思想指导下(也可以说是在著者偏见指导下)写出来的，他的著作都有他的思想感情和倾向性，也都有所蔽。我的体会，顾炎武所说寓论断于叙事之中的精神实质，毋宁是在说别人写历史、写人物传记多是写行尸走肉的，而司马迁写的传记是写活人的。
我想学司马迁，把论断寓于叙事中去，但我做不到。后来我觉悟了，司马迁也不能完全寓论断于叙事中去。寓论断于叙事，并不排除于叙事之外另有论断，司马迁就常常用“太史公曰”来发议论。发发议论，大概是作史者所不可避免的。我写三国史，只要能抓住“三国史就是写三国史实”这条主线就好。把“寓论断于叙事”理解为把历史写成活人在活动，不要写成行尸走肉，没有灵魂。
我的论点(包括分析)也很多。除去引用别人的都有注明外，一般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读书少，别人的著作多有读不到的，而且一部分是七八年前写的，如有别人的见解而没有注明，就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这本《三国史》是教材，不是专著。不过我学习三国史的心得、理解、认识，大多也注入这本书里了。
文字，我是力求生动易懂的，注意了文字的可读性、吸引力。注意使读者有兴趣读下去。但有一个矛盾，我引用古史记载的地方很多。我这样做，也有一个想法：如果高等院校历史系开“三国史”，也一定是高年级的选修课。这些年来，高等院校历史系教学中也有一个不够注意的问题，即不重视引导学生读古书。一个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怎能不读点古书?如果一个高等院校历史系毕业生，不管是以世界史为主还是以近现代史为主，连《史记》《资治通鉴》都没有摸过，实在是不能算及格的。而且，我认为古人写的历史也很生动的，反而比我翻译成的现代汉语更生动，更有可读性。不改写成现代汉语，既不减生动活泼和可读性，又读了古文，何乐而不为?
同样的理由，我在“建安文学”一章里选录了几首古诗和王粲、曹植等人的诗。这些诗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过去的学人多能上口背诵。作为一个大学生、特别是历史系的学生，应该有读读这些诗的修养，所以也就不惮其繁地选录来了。
既然是学习三国史，自然就首先需要介绍一下陈寿的《三国志》，因为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三国时期的史实，百分之八九十来自《三国志》。
陈寿，蜀汉人。蜀亡入晋，他写《三国志》，在当时就被认为是“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列传》。清朝史学家王鸣盛、朱彝尊称赞他记事翔实，不为曲笔。评价都是很高的。也有人认为陈寿说诸葛亮“奇谋为短”、“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是陈寿故意贬抑诸葛亮，是报私仇(寿父为马谡参军，谡诛，寿父坐被髡)，这是对陈寿的诬蔑。诸葛亮是大政治家，但就不是大军事家，不怎么会打仗。陈寿的话，是公正的。
《三国志》的缺点在于太简略。南朝刘宋时裴松之奉宋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东晋以来，三国史史料的出现已渐渐多起来。裴松之广泛地加以搜集，他的三国志“注”，实际上是三国志“补”，他是《三国志》的大功臣。读《三国志》，不可不读裴注。
需要读的参考书，我这里再特别推荐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卷五十九至卷八十一。这是司马光撰述的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的一段历史，正和我现在这本《三国史》时间相同。《通鉴》写得好，是古今都交口称赞的。他当然要比我写的好得多，这是自觉不敢和先贤比的。但我也不愿妄自菲薄，我的论点、分析，要比他高明。因为他是11世纪的人，我是20世纪的人。要不然又何必要求读者买我的书、读我的书呢?岂不是浪费读者的时间和金钱!
当代人写的三国史和魏晋南北朝史中的三国部分，我不介绍了。读者可到图书馆去看、书店去买。在附录里我介绍了一些论文，有的是有启发性的，可供读者参考，有的是我所偏爱的，一般是内容扎实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一句。文中引文所用的二十四史，我有时用的是百衲本或《三国志集解》本，与现用的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或有个别字的不同。请读者了解。
拉杂写了这些，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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