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立体论_欧丽娟著_9787301310618

　　《红楼梦》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世界，从宝玉、黛玉、宝钗到元春、袭人、刘姥姥，俱是曹雪芹笔下血色鲜丽的活凸人物。
　　《红楼梦人物立体论》一反传统扁平式的红楼人物论，以“情节联系的有机化”“人物性格的丰富化”双绾交涉的方法，发现“不疑处”中的矛盾奇异，以及“有疑处”中的人情事理，还原《红楼梦》人性世情中的复杂、深刻与丰满。

从读者到研究者，从诉诸直觉的、情感的偏好到讲求理性的、思辨的探索，《红楼梦》的意义乃在不断的生成变化之中，视点的挪移与景观的纵深也随之别开生面。而检视这段角色切换的几度春秋，既有自我的冲决，也有与他者的诘辩，“诠释”因此变得充满张力与挑战性。

其间我所注意到的有关《红楼梦》人物评论的两个现象，一是以《红楼梦》的博大精深，观书者却选择性地聚焦于若干重要情节的阅读习惯，极易使人忽略对文本的深入／全面之细读始能提供的客观证据，由此所产生的文学批评也就难以避免预设立场的“缺席审判”。一是不少推论乃建立在“曹雪芹认为”的权威态势之下，以此作为检证人物与解读寓意之判准，如此一来，就会将作者好恶的自我表现作为小说评论的重点，而变成一种心理主义分析；更有甚者，评论者往往又不自觉地跃居“作者”的代言人，于是评论者的褒贬才是论述的真正核心。书中人物虽然存在于字里行间，却不能破页而出，与成竹在胸的读者互相对话问难，只能坐以待“批”，在二分法所主宰的道德批判的牢笼里，更不免饱受概念先行的化约待遇，剔骨还肉、削足适履之余，血色鲜丽的活凸人物乃约减为僵直定型的平面模板，人性之复杂、变化、矛盾等辩证冲突的丰富内涵遂尔伸张无门。

针对上述的两个现象，首先值得思考的是：身为作者的曹雪芹究竟在哪里？除了“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这两句透过友朋间接保存下来的残诗之外，证示曹雪芹存在的直接痕迹实一无所有，《红楼梦》乃是曹雪芹心灵活动的唯一场域，除了《红楼梦》的文本世界之外，曹雪芹并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复以曹雪芹从不在文本中径行介入个人评断，一如脂砚斋所指出：“妙在此书从不肯自下评注，云此人系何等人，只借书中人闲评一二语，故不得有未密之缝被看书者指出，真狡猾之笔耳。”（庚辰本第四十九回批语）因此，没有人能够凭空掌握所谓的作家之心，而宣称自己可以代表曹雪芹发言。尤其在“作者已死”的现代批评入径中，诠释者自有其不受作者干涉的解读权利，甚至从某个意义来说，文学批评者对文本的阐释权还要高过于创作者本身。就此，加拿大学者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曾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见解，所谓：“正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一段精采的具有洞察力的评论中所说的那样，艺术家不是被人聆听，而是被人偷听的。批评的要义是，诗人不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而是他不能说他所知道的。因为，为了从根本上维护批评的存在权，就要假定批评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结构，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就其所讨论的艺术而言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诗人当然可以有他自己的某种批评能力，因而可以谈论他自己的作品。但是但丁为自己的《天堂》的第一章写评论的时候，他只不过是许多但丁批评家中的一员。但丁的评论自然有其特别的价值，但却没有特别的权威性。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说法是，对于确定一首诗的价值，批评家是比诗的创造者更好的法官。”诗歌如此，小说亦如此。则所谓“作者”的真实意涵，乃是出于读者的诠释视野而来的虚拟主体，是观书人的认知投射，而“曹雪芹”便是对《红楼梦》之各种解读的代言人。
以此之故，任何一种诠释本质上都无异于一种创造，诠释过程中所必须的想象推演和逻辑建构，依然有赖于批评家自身有关社会人生的知识系统与文化素养，始能获得具体的引导方向与形塑模式，并据以达到特定的思考成果。但这并不意味批评家的“创造”是可以顺任主观而凭空幻设得来的，作为一个“法官”，他的任何阐述与论断必须建立在“文本”的大前提之下，必须受制于文本所构成的完整的客观世界；在这个完整的客观世界中，各个情节之间蕴含了有机互渗、彼此牵动的种种讯息，具有互相加强、对立抵销、前后生成、辩证发展等等的复杂关系，并由此决定了判决书的拟写内容。因而，诠释者的想象推演越是具有全面的情节依据，逻辑建构越是足以涵摄这些情节内涵的周延圆满，则其诠释便越是能够逼近文本的真实；而越是伟大的作品，其文本的真实也就势必越是深刻丰富 ——对人性洞察之深刻，对世情理解之丰富。
为了逼近文本的真实，想象推演与逻辑建构的第一步便是奠基于全面的情节依据上，而这又非“细读”（close reading）不可得。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早已指出：“一部小说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像任何一个别的有机体一样，它是一个整体，并且连续不断，而且我认为，它越富于生命的话，你就越会发现，在它的每一个部分里都包含着每一个别的部分里的某些东西。”由此所推导出的判别原则，则是：“要说某些情节在本质上要比别的情节重要得多，这话听上去几乎显得幼稚。”在这发人深省的认知之下，研究者应该要突破某些受到特殊关注的经典段落的囿限，避免针对单一的语词、特定的情节进行片面且过度的道德诠释，而致力于挖掘《红楼梦》全书中所有本质上相关或平行的或隐或显的情节；并在这些情节拼合而成的全景（panorama）上抉发其间的组成原则，以发现任何一段无论多么感人的场景都无法涵摄的深层意义。其结果是令人赞叹于如何从细节建构角色的性格，曹雪芹其实已经做了种种优异的示范，许多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取得一致解释的情节或人物，在置诸全景之中重新解读之后，都变得更具有道德复杂性而开启多层次的理解空间，导向对人性世情的多元认知。
这样一种对人性世情的多元认知，也似乎可以引领我们眺望到一幅别有天地的景观，那是一个众声喧哗的复调世界，呈现出不被黑白所垄断的彩色光谱；活动其间的是有着立体造型的圆形人物，在言行举止间敷染了深不可测的阴影，以不同的旋律和音色演奏着生命之歌。一如高尔基（Maksim Gorky）所言：“小说需要人物，需要具有其心理底一切错综的人，而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社会里面，人的心理是十分混乱的。假使作家把一个人描写成仅仅是一些善行或者仅仅是一些恶行——这就不能满足我们，这就不能说服我们，因为我们知道：人物绝不仅仅是一些罪恶或仅仅是一些善行底贮藏器，而是一个生活在充满矛盾的私有制社会里，带着自己心理底整个复杂性的人。”而弗斯特（E. M. Forster）也区分出扁平人物（flat character）与圆形人物（round character）两种形态，认为：“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给人以新奇之感”的圆形人物才能短期或长期作悲剧性的表现。这已然是西方小说理论长期探索之后所认知的普遍道理。
因此，浦安迪（Andrew H. Plaks）在谈到《红楼梦》中的寓意（allegory）时，即一反学界普遍采取的二元对立观，而提出“二元补衬”的解读概念，认为：“曹雪芹将‘真假’概念插入情节——通过刻画甄、贾二氏及‘真假’宝玉，通过整个写实的姿态──而扩大读者的视野，使其看到真与假是人生经验中互相补充、并非辩证对抗的两个方面。‘太虚幻境’的坊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毋宁说是含蕴着这一意思的；而《好了歌注解》中‘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句，更可以说暗示着二元取代的关系。这样解释，似乎才符合赖以精心结撰全书的补衬手法。”这种诠释心态正可以避免简单二分法的捕风捉影，还原人性世情中的复杂、深刻与丰满。
在上述成熟小说学理论的启发之下，本书与传统人物论有别之处，乃是从“情节联系的有机化”“人物性格的丰富化”双绾交涉的研究方法，挖掘出学界一般忽略的情节作为内证（internal evidence），进行全面的比对与整合；也对一般视为不证自明的叙事过程重新审察，厘清其中之因果关系与发展脉络，从而发现“不疑处”中的矛盾奇异，以及“有疑处”中的人情事理，适度借助心理学、社会学、神话学、叙事学、人类学等知识的阐发，为《红楼梦》中的人物论述开展另一种诠释方向。由此所形成的对小说人物的立体化研究，可以探测到个别角色前后不同的差异与对比，而显现一种来自成长的人格发展或心灵变化；也可以透过同时并存于一身的矛盾不一，来呈示人物性格中丰富乃至纠葛的多元构成关系，而展演出更大的生命广度与人格厚度。对《红楼梦》中人们习以为常而近乎刻板印象（stereo-type）的人物，或许可以提出有别以往的观看角度和理解方式，而重塑崭新的立体形象。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由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特殊情况，不但版本考据独立成为一门学问，续书对整体叙事所造成的统一性问题也依然聚讼纷纭，这些都不免会牵引“文本”的建构，而松动诠释基础的稳定性。为了避免版本歧异与前后冲突所造成的混淆与干扰，本书的分析乃以前八十回为主要范围，相关之引文亦皆依据台北里仁书局所出版，由冯其庸等学者撰定的《红楼梦校注》，此书前八十回以甲戌本、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补足，已经学界公认为最接近曹雪芹创作原貌的最佳版本；而考证、索隐等论题，亦与本书专注于文本分析之研究路径有别，为免枝节歧出造成失焦，故论述时多不涉及。如此种种，书中行文时不另一一注明。
阅读研究过程中的诠释与创造是丰足喜悦的，但一面对“生也有涯”的无常情境，却又仅存钻木取火的一丝慰藉；尤其在逼视“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终极虚无之际，这些呕沥刻划的文字更只是勉强抗拒大化的微弱存证。经济学者张五常曾说：“学问茫茫大海；学者沧海一粟。一个学者希望争取到的只是那一粟能发出一点光亮罢了。”而一粟之飘忽微渺，光亮之稍纵即逝，令人思之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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