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锋队 : 一部新历史_丹尼尔·西门子著，姚军译_9787514228960

冲锋队是希特勒于1923年创立的武装组织，负责具体领导这一组织的是恩斯特·罗姆，它的成员穿黄褐色卡其布军装，右袖戴卐字袖标，因此也称褐衫军。在20世纪30年代，冲锋队用暴力将纳粹党和希特勒推上了权力的宝座，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的历史。

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冲锋队成员数量已经超过德国国防军达到几十万人，著名的“长刀之夜”之后开始衰弱，但其生命力并未丧失，在德国扩张和杀害犹太人时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1945年德国战败时，褐衫军拥有几百万成员，是德国*大的政治组织之一。

本书首次完整深入地讲述了纳粹冲锋队的历史。作者丹尼尔??西门子在自己的书中挖掘了众多史料，不仅探索了冲锋队产生、发展与组织形式、文化特征，揭示了该组织存续的社会背景、人员成分、行为方式和独特的心理认知，还探索了这一组织如何从之前未被承认的状态，转变为一个拥有百万成员的纳粹组织，它在二战期间在德国占领的领土上的活动，以及它对大屠杀的特殊贡献。作者提供了个别成员及其受害者的肖像，并检视他们的环境、文化和意识形态。他的书讲述了长期以来关于冲锋队的故事，它对德国公民的毁灭性影响以及对德国命运的作用。

通过深刻审视这段历史，本书说明了一种极端意识形态的狂妄、失落与残存对于社会和人类历史发展造成的重大伤害，同时揭示影响社会运动与群众政治的种种因素。

☆ 社会群体的躁动、盲从与迷信背后，是物质生活的困窘、心理的失落和暴力的日常威胁。

☆ 无比崇高的理想与难以摆脱的现实利益：想象中平等主义的共同体，为德国人找回尊严和“兄弟情谊”；政治斗争的暴力工具，与资本勾结垄断的利益体。

☆ 冲锋队——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恐怖之手，深深植根于德国民众的政治组织，需要这样一部历史。

在希特勒登上德国总理宝座之前，冲锋队（褐衫军）是他和纳粹党拥有的最重要的暴力组织，虽然他和纳粹党领导人后来选择走“合法”道路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但如果没有冲锋队的暴力作为后盾，很难想象纳粹会成为德国命运的主宰者。

冲锋队不仅要面对与纳粹党政治路线的冲突，同时也要面对其他政党和团体组织的竞争，例如工会和代表一战老兵的“钢盔团”。它缺少经济来源，而成员又往往是身无长技的失业者，一度只能依靠希特勒到处“化缘”，一旦有了机会就用各种手段和以前批判的“托拉斯”勾结起来“赚钱”。它挑战司法，公开将罪犯称为“烈士”、“先驱”；拉拢军队，从军火库中拉走大批枪炮；挑战警察，又利用警察为显示自己存在感的政治活动保驾护航。它为失落的德国人提供情感依托，帮助他们找回自我存在的价值——通过实施各种形式（行动与语言）的暴力。它真诚地相信纳粹党的政治宣传：人人平等的德意志“民族共同体”，以至于二战结束之后仍然有人肯定这一点。它在城市和乡村兴风作浪，深入学术界、教育界，甚至利用宗教力量。

综上所述，冲锋队克服种种困难，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助力纳粹党的崛起，其演化的历程更是第三帝国政治理念与政治现实的一面镜子。*一令人疑惑的是，如此重要的历史角色，为何一直没有详尽的专门研究，丹尼尔??西门子的《冲锋队：一部新历史》填补了这一空白。

下面的10个章节根据年代和主题排列，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第1—3章）概述了早期的冲锋队，从1920/21年诞生于慕尼黑到十年后转变为一种受控的社会运动。我将以魏玛共和国日益对立与仇视的政治文化为背景，分析冲锋队的组织和政治史。如果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和20世纪20年代议会各党的文化背景，20世纪20年代末冲锋队的崛起是不可能发生的，但仅从这种环境并不足以解释1926—1933年该组织的“成名史”。因此，本书的任务是将冲锋队的制度与政治史融入对其日常暴力活动的研究之中——既有容易察觉的暴力活动，也有语言上浮夸的暴力活动。暴力活动的这两种形式是紧密相关的。我的研究更详细地剖析了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不断增加的（政治）冲突，以便阐述一种政治策略的机理，这种政治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暴力与恐怖的传导特性为基础建立的。同样，我也重新评估了冲锋队的重要性，它是纳粹在民意测验中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冲锋队内部对纳粹党虚伪的“合法道路”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不满。最后，本书的这一部分将探索冲锋队内部对立集团的政治动机和自我理解，一般认为，这些集团的代表人物是格雷戈尔和奥托· 施特拉塞尔兄弟，以及1931年被驱逐之前的柏林冲锋队指挥官瓦尔特·施泰内斯。我将阐明，认真审视冲锋队历史可以证明，这段历史并不是纳粹党宣传中企图描绘的那样，是简单地“迈向权力”，而是更为复杂的发展道路，其间充满了冲突和内部的争吵。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第4章和第5章，研究了冲锋队在第三帝国初期的关键作用。在纳粹政权建立的前两年（到1934年夏季为止），冲锋队是负责监禁和杀害政治对手的最重要组织。虽然过去三十年关于冲锋队恐怖活动的局部与地区性研究书籍相当多，但我们仍然缺乏超越特定罪行的简单重述和人物传记，综合考虑冲锋队准警察暴力行为的形式与目标的专业概述。因此，本书深入分析了冲锋队的暴力行为如何深植于德国从民主国家向独裁国家转变的进程中。我们用案例研究说明，冲锋队如何与纳粹党领导层、警察、司法机构互动，阐述更大的趋势。可以证明，冲锋队在这一关键时期的暴力行为难以控制，甚至威胁到前些年为暴力政治文化兴起做出贡献的人。而且，我研究了作为个体的冲锋队员对这些暴力行动（自身和同伙的行为）的“认识”，以及这种认识如何融入纳粹主义者对时代的更广泛理解。通过仔细研究个人观点和冲锋队暴力行动的系统化影响，本书不仅能够提供冲锋队的更完整面貌，还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纳粹独裁统治的确立。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介绍了1934年7月初发生、今天被称为“长刀之夜”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罗姆、数十名冲锋队高级官员以及纳粹主义其他著名对手被杀。我将重新评估关于这一事件的最新文献，全面研究这些事件，特别关注它们的中长期影响。

本书的第三部分（第6—9章）分析了相当一部分领导集团成员被杀之后，冲锋队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幸存，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对社会的军事化做出贡献，并且参与了二战的准备工作。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德国及奥地利的反犹太暴力活动之外，关于这一时期冲锋队活动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为了全面描述1934—1939年的冲锋队，我将在第6章中证明，不应该仅仅将焦点放在引人注目的大规模暴力事件上，还应该考虑冲锋队的结构特性，它转变成为一个群众组织，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中。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褐衫军” 越来越多地涉及与并吞奥地利和梅梅尔地区、分裂捷克斯洛伐克相关的准军事任务。第7章将阐述，冲锋队领导人甚至制定了东欧殖民计划，这一任务最终被迫移交给与之竞争的党卫队。在第8章分析的战争时期，冲锋队的大部分成员加入了国防军。不过，一些战斗部队——特别是冲锋队“统帅堂”旗队——完全由冲锋队员组成。纳粹主义早期的“政治战士” 概念以升级的形式出现在这一时期：他们不是在德国的街头与布尔什维克作战，而是战斗在俄罗斯平原上。第9章将首次全面分析派驻东南欧国家充当德国“使者”的冲锋队高级将领们的任务与行动。我将论证，任命他们不仅是将德国外交置于纳粹党控制之下的一次尝试，还试图将在这些国家屠杀当地犹太人的外交准备委托给忠诚的纳粹积极分子和狂热的反犹太分子。尽管冲锋队不再是在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纳粹组织，但这些例子说明，它仍然是一个由“坚定的” 纳粹积极分子组成的网络，这些人对战争和大屠杀都做出了“贡献”。

本书的第四（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包括第10章和结语）所关注的是1945年之后冲锋队遗留的影响。我将首先阐述，在战争刚结束的几年里，第三冲锋队在第三帝国中无足轻重的理解方法很受欢迎，它成为了一种司法辩护手段，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次，我将说明这种偏袒的观点很快被早期编写的冲锋队历史接纳，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我们对冲锋队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我将最终重新评估冲锋队在整个纳粹主义历史中的作用，目的是抛砖引玉，推动超越狭隘时间及空间界限的进一步研究。

从上面的概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很重视纳粹的“情感文化政治学”以及指导其积极分子的自我形象。因此，我的目标是说明冲锋队真正的影响力——它不仅是在1934年之前的德国街头针对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以及犹太人的民兵组织，还是一个在纳粹政权后期保持活跃的组织。冲锋队员自诩为民族社会主义者承诺的化身，也是以种族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捍卫者。大部分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都有各种充分的理由轻视褐衫军，但是无法贬损这一信念的力量。当时平等社会的理念大行其道，对这种社会的定义是每个人都要承担同样的基本社会责任，在这种背景下，那件褐色制服对社会团结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视。整个20世纪，平等主义思想在德国都有很强的吸引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和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承诺更为其增添了力量，将人们的期望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利用了这些期望，但是将它认为具有合法社会权利的人和因为基本意识形态、种族或社会原因而被排除在外者截然分开。纳粹党的“民族共同体” 概念建立在民主政党同样珍视的民族与阶级团结基础上，但是该党歪曲了这一思想，按照种族和意识形态路线为其设置条件，同时培育独裁统治和弥赛亚式的领袖迷信，这与民主参与的理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民族社会主义者将具有超凡魅力的终极独裁统治与大众对民族归属感的渴求结合起来，事实证明，这不仅对被边缘化者具有吸引力，对贵族阶层来讲同样如此。当末代德皇之子、绰号“奥威”的奥古斯特· 威廉皇太子于20世纪20年代末在公众场合穿上冲锋队制服，甚至代表纳粹党发表政治演说时，许多人都将他看成傻瓜。但是，对其他人来说，这种象征性的姿态似乎证明，纳粹正在实现着某种有相当价值的目标：一个真正而非想象的共同体，可以将德国爱国者团结起来，不管这些人是街头的普通民众，还是出身最高贵家庭、住在城堡中的贵族。政治领袖、君主和民众中的“神圣同盟”思想已经确立，正如19世纪初的政治神话——对抗拿破仑· 波拿巴所率领的法国军队的“自由之战”，纳粹成功地利用了这一点。不过，纳粹党是一个现代政党，它不会主张以高贵出身为基础的王朝，而是倡导建立在个人美德之上的“元首之国”。希特勒经常在纳粹党集会和公开演讲中穿着冲锋队制服，似乎是为了确认纳粹党的承诺：在他们的国家里，每个德国人不管社会背景如何，都可以因为拥有必要的领袖特质和正确的意识形态信念而登上巅峰——即便如此，他仍将是同辈中的佼佼者。

德国在二战中战败之后成为一片废墟，纳粹关于种族架构下平等的承诺并没有被人们遗忘，这可以从德军士兵被美军俘虏时仍公开为冲锋队辩护的事例中得到证明。前德军中校赫尔穆特·里希特曾说，他仍然相信民族社会主义的“理念”，将自己称作希特勒青年团和冲锋队等纳粹组织的“坚定支持者”，并宣称他认为后者是民族共同体的基石：“在冲锋队里，厂经理和工人是平等的，中队长的地位甚至在工厂经理之上（如果后者不是中队长的话） ……我们需要的只是与人民的亲近感；这就是一种新生事物。”一位前国防军军人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甚至是在知道这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时候，这就强烈地说明尽管冲锋队的直接政治影响有限，但战争期间它的形象已经铭刻在德国人的心中。对于坚定的纳粹主义者而言，直到1945年，冲锋队仍然是纳粹意识形态及统治的核心元素之一，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它仍然代表着纳粹意识形态的核心承诺：“种族概念上”的纯粹德国人的社会参与感和民族归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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