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镠先生与他的《国学讲演录》
虞云国
程应镠（笔名流金）先生的《国学讲演录》曾编入《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这是程门弟子为他从教五十周年编的论文集，但出版已在他去世次年。其后又辑入《程应镠史学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这次，承蒙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系列，以便面向更多的读者。借此机会，对该书相关问题略作评介。
一
1983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成立，流金师出任所长；古籍研究所成立之日，也是其下属古典文献专业首届开学典礼之时。那年年初，为推进新时期古籍整理人材的培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决定，除北京大学中文系原设的古典文献专业外，在三所高校增设同一本科专业。经流金师多方努力与再三争取，上海师大与原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同时获准。他对文献专业建设极为重视，不但亲自遴选在读的历史、中文两系优秀学生转为文献专业首届本科生，而且亲力亲为地确定了课程设计与师资配备。
1985年，文献专业通过高考直招新生，与此前从文史两系转入的在读生有所不同，入学之初，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即便不是略无所知，也是知之不多的。针对这一现状，在文献专业迎新会上，流金师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
为了国家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我们要整理古籍，要建立这样的一个专业。你们将要学习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思想、历史、科学。要学好这个专业是不容易的。“先难而后获”，要经历一些崎岖、艰难，才能有所收获。要立志，要下决心为建设我们的新文化作出贡献。要在这方面成为专家，大学四年，只不过打基础。（《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508页）
为了尽快让这批新生进入角色，学好专业，流金师以古稀之年亲上讲台讲授“国学概论”基础课。《国学讲演录》便是当年他为本科生上课的讲义。
此前，他曾讲过经学与史学，但讲“国学概论”中《经学举例》与《史学通说》时仍颇有增删调整，加入了新内容；而《诸子概论》与《文学略说》则完全是新写的。据其《复出日记》，1985年9月22日，“写《国学概论》绪言，得三千五百字”。这是他开笔写讲义之日，其后这类日记颇多：10月13日，他为备课，“重读《先秦名学史》”；12月1日，“写讲稿，写毕韩非子”；12月22日，“写《国学概论》讲稿，完成子学最后一章”。1986年4月4日，“写中国文学略论二千余字”；当月，他数次记及“续写文学讲稿”，最后一条为25日。故可推断，他写《国学概论》讲义终于此日。
这门课程讲授始于1985年新生入学不久，与讲义起稿几乎同步。《复出日记》也有记载：这年10月7日，“上课，孔子还未讲完”；10月14日，“讲孔子毕，开始讲孟荀”；10月21日，“上课，仅讲毕孟子，荀子开了个头”。当年，流金师学术活动频繁，但即便外地赴会，必定及时补上，1986年4月25日记有“晚为学生补上两小时课”。同月，他决定辞任所长，在辞职报告里特别声明：“本学期所授《国学概论》一课，当继续讲毕。”足见他对这门课程有多重视。这年9月，在改任名誉所长前，他与文献专业学生再次座谈学习及课程设计，在交接讲话时强调：“古文献专业，我们已办过一届，事实证明，他们毕业后是有工作能力的，这同我们的课程设置有关。”不言而喻，流金师说的课程设置，当然包括他亲自设席的“国学概论”。遗憾的是，由他精心设计的这门课程，仅上过一轮；但所幸的是，他为这门课留下了相对完整的授课讲义。
二
这册《国学讲演录》的特色略有如下方面。
其一，初级入门的针对性。由于当年听课对象都是未窥文献学之门的大学生，课时也有限制，而国学知识的涵盖面却不容有大缺漏。讲稿必须拿捏得当，体现出独有的针对性。例如，他在《史学通说》里先概述了史籍分类与史书体例，其后仅着重评述了纪传体与编年体，而不再介绍其他类别与体裁。之所以如此酌定，显然考虑到，这两类史书构成了中国古代史的基础史料，是文献专业本科生必须掌握的，其他内容随着他们学习的循序渐进，不难自学解决。而“史与论”一节则较充分地论列了史与论的关系，史料的收集与整理，史论、史识与史德等，也无非认为这些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学生是必不可少的。再如，《文学略说》开头交代，这部分“小说、戏曲就不讲了”，但随即点明“王国维、鲁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都超越前人”，既表明并非把小说、戏曲划出国学，也意在开示学生自去参看《宋元戏曲史》与《中国小说史略》，补上这一环节。
其二，教学互动的现场感。流金师对讲课有其境界追求：“每上完一节课，就像是写了一首诗，完成了一篇创作。”为了达到这种境界，他习惯将每堂课要讲的每句话写成讲稿，及至开讲却并不完全受讲义拘束。他在《国学讲演录》中，往往将自己的经历、体悟与感情倾注其中，讲稿背后有其人在。例如，讲《离骚》时自述曾集《离骚》句为挽联凭吊闻一多，讲词的平仄与押韵时，引自己“历尽风霜”重到杭州作《临江仙》以寄感慨，都令读者能想见其为人。国学内容尽管专深，但从讲义仍能一窥他授课时语言的生动性与叙述的细节化。例如，他讲汉高祖“不好儒”，却召儒士叔孙通定朝仪，牵绾《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载说：“刘邦不欢喜他，至于他是否也被刘邦脱掉帽子，在里边撒过尿，就不知道了”；“叔孙通大概也是很识相的，弟子有一百多，他一个也不向刘邦推荐，推荐的尽是‘群盗壮士’”，形象生动地凸显了汉初儒学的落寞命运。
其三，一家之言的启悟性。同样讲“国学概论”，每个名家取舍未必尽同，评骘也有出入。这册讲义也是流金师的一家言，其中不乏独到之见。例如，他评黄庭坚诗“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时，引杜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作为对照，提出唐诗是音乐、宋诗是图画的审美观。再如，在论及私撰正史时，他直言道：“《新五代史》实为最无价值的一种。从史料学言，是如此；从史学言，也是如此。”作为宋史专家，他当然明白欧阳修“义例史学”在宋学形成中的地位，但彼是思想史上的价值，此是史学史上的评判，两者不容混淆。对这些一家之言，读者尽可以赞同或商榷，论其初衷也旨在给人启发与令人思索。
三
作为学术文化概念的“国学”出现在清季民初，其大背景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之后，整个国家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也挟西潮澎湃之势沛然而至。而“国学”的提出，毋宁说是学术界为固守中国本位文化，对西学刺戟的应激反应，毋庸讳言，其中也掺杂着民族主义的偏颇。“国学”概念从最初提出到广为接受，尽管与当时中国政治现状息息相关，却是学界与学人自觉自发的学术行为，未见有国家权力刻意运作其间。自20世纪初叶“国学”一词流行以来，曾如有学者所说：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学（或其后来的变体“中国文化史”）自身怎样走向世界，都是当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自序》）。实际上，从1919年到1949年间，学界与学人已大致认同将“国学”趋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章太炎、吕思勉与钱穆等大师那些以“国学”命名的名著都传达出这一旨趣。
但细加推究，各家指涉的范围却颇有异同。1922年，章太炎演讲《国学概论》（由曹聚仁记录），除概论与结论外，仅包括经学、哲学（也即子学）、文学三部分。1935年至1936年，他在章氏国学讲演会的《国学讲演录》新增了小学与史学，或应视为他对国学范畴的晚年定论。据此，章氏的国学内涵大体对应中国传统的四部之学，从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国学即指研究中国古代经学（包括小学，即语言文字学）、哲学、史学、文学的专门之学。1942年，吕思勉为高中生讲《国学概论》（有黄永年记录稿），内容仅限中国学术思想史；据黄永年说，其师当时为学生同时开设“中国文化史”，并不认同“国学”变体为“中国文化史”的取向，在吕思勉看来，“中国文化史”还包括社会等级、经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应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1928年，钱穆完成其《国学概论》的全部讲稿，如其弁言所说，范围限于“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时贤或主以经、史、子、集编论国学，如章氏《国学概论》讲演之例，亦难赅备，并与本书旨趣不合，窃所不取”，与章氏明确立异。约略言之，20世纪上半叶，在“什么是国学”上，大体就是章太炎式的四部之学、吕思勉—钱穆式的学术思想史、变体的中国文化史这三种路向。尽管取径各有异同，却都是在学术共同体内自然而然地形成的。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人文传统出现了严重断裂，“国学”之说自然不可能出现。直到改革开放后，国人反思曾经的文化破坏与价值失范，这才认识到，蔑弃中华传统文化中那些精华的东西，是要遭报复的；深感有必要重拾那些曾被“革命”摧毁的东西，找回中国人之为中国人的价值支柱。于是，在上世纪末至新世纪初，出现了新一波“国学热”，大背景尽管仍与当时社会呼吸相关，却依然是学界与民间自发自觉的推动，但民族主义的偏见已颇有消退。不过，随着建制性的介入，这波“国学热”开始走音跑调，随之引发了诘疑、责难乃至抨击的声音，近年甚至有直斥国学为“国渣”者。这些现象的出现，剔除其中的情绪化因素，归根结蒂，还是在究诘20世纪上半叶就在思考与激辩的老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困惑，应该说当下依然存在。实际上，只要有理性的思考，这一困惑是不难破解的。诚如1931年钱穆在《国学概论》弁言里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既然作为学术概念的“国学”，其成立、存在与延续，仅仅只是对西学东来的一种应激性反应，那么，当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具有真正的自信，对外来优秀文化秉持真正的包容，这种应激性归于平复之时，“国学”作为一时代的名词也将自然而然地退出学术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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