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少、太迟
凯瑟琳·斯多克特自述
我家的女佣迪米特里曾经说过，在密西西比州能热死人的夏日田地里摘棉花，大概是世界上最可怕的消遣活动了——要是不算摘秋葵的话，秋葵和棉花一样，也是一种扎手的低矮植物。迪米特里常常对我们诉说她小时候摘棉花的种种故事，一边笑着冲我们摇晃手指，警告我们可千万别去尝试，就好像一群有钱人家的白人小孩也会像染上抽烟酗酒的毛病一样，深陷摘棉花的泥沼不能自拔。
“一连四天，我不停地摘啊摘。之后我低头一看，皮肤上全起了泡。我跑去给妈妈看，我们谁也没在黑人身上见过这样的晒伤。那不是白人才会有的毛病吗？”
我那时还太小，还不明白她这些话一点也不好笑。迪米特里1927年出生在密西西比州兰普金，她生不逢时，大萧条时代随即到来，正好让孩童时代的她切身体会到身为佃农家庭的贫穷黑人女性是什么滋味。
迪米特里二十八岁时来到我爷爷家，负责做饭打扫。那时我爸爸才十四岁，我叔叔才七岁。迪米特里矮矮胖胖，肤色很深，那时她已经嫁人，丈夫名叫克莱德，是个卑鄙又粗暴的酒鬼。我每回向她打听她丈夫，她都闭口不提。可是除此以外，她整天都跟我们有说不完的话。
上帝啊，我真喜欢和迪米特里聊天，放学后，我总是陪她坐在奶奶的厨房里，一边听她讲故事，一边看着她搅拌烤蛋糕的材料或是做炸鸡。她做的饭好吃极了。凡是在我奶奶家吃过饭的人，总是赞不绝口。你要是尝过迪米特里做的焦糖蛋糕，就能明白什么叫被爱包围的感觉。
可是在她吃午饭休息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都不被允许去打扰她。奶奶会说：“让她单独待会儿，让她吃饭，那是属于她自己的时间。”我只好站在厨房门口，焦急地盼着能再回到她身边。祖母想让迪米特里休息一会儿，好接着干活儿，更不用说黑人吃饭时，白人不该同桌而坐。
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这些规矩，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看见黑人社区的居民，哪怕他们都衣着光鲜、生活无忧，我依然觉得他们可怜。现在承认这一点也让我羞愧不已。
可我从未觉得迪米特里可怜。有好几年，我都觉得她能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在一间体面的宅子里有份稳定工作，给白人基督徒打扫卫生，实在是非常走运。不过这也是因为迪米特里自己没有孩子，我们就觉得自己填补了她人生中的这片空白。要是有人问她有几个孩子，她会伸出手指说三个。她指的就是我们：我姐姐苏珊、我哥哥罗伯，还有我。
虽然我的哥哥姐姐不愿承认，但我是和迪米特里最亲近的那个。只要德米特里在旁边，没人敢惹我。她会让我站在镜子前，说：“你真好看，是个好看的小姑娘。”虽然我那时显然不算好看。我戴着副眼镜，一头干枯的棕色头发。我还固执地讨厌浴缸。妈妈总是不在城里。苏珊和罗伯也嫌我烦，不愿理我，我感觉自己没人要。迪米特里看得出来，便过来抓着我的手，安慰我说没事。
六岁时，我父母离婚了。迪米特里对我来说就更重要了。每回妈妈出差，爸爸就把我们几个孩子安置在他当时经营的汽车旅馆，让迪米特里过来照顾我们。我会趴在迪米特里的肩头哭个不停，想妈妈想得发起了烧。
那时候，我的哥哥姐姐已经长大，不再需要迪米特里了。他们躲在汽车旅馆的阁楼里和前台服务员打牌，拿吧台的吸管当筹码。
我还记得自己看着他们，嫉妒他们年纪比我大，有一次我也心想，我不是小孩子了，不一定要守着迪米特里寸步不离，其他人都在打牌呢。
于是我也加入牌局，结果当然啦，我在五分钟之内就把所有吸管都输得一干二净。我又回到迪米特里腿上，生气地看着他们打牌。可是没过一会儿，我就把额头靠在她柔软的脖颈间，她轻轻地摇着我，好像我们俩坐在船上似的。
“你就该待在这里啊，和我在一起。”她一边说着，一边拍拍我发烫的腿。她的手总是冰冰凉凉的。我看着哥哥姐姐打牌，对于妈妈不在身边也没有那么介怀了。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电影中、报纸上、电视里一连串对于密西西比州的负面描述让我们这些本地人都变得小心提防。我们内心交织着骄傲与惭愧之情，但主要是骄傲。
不过，我还是离开了密西西比州，二十四岁时搬到纽约。在这个过客匆匆的大都市，人们见面第一个问题总是：“你从哪儿来？”我会回答：“密西西比。”然后我就等着。
要是对方笑着附和：“我听说那里风景很美”，我便说：“我老家的黑帮命案数在全美排名第三。”要是对方惊叹：“天哪，能离开那个地方，你一定很高兴吧”，我便怒目而视：“你懂什么？那里风景很美。”
一次屋顶派对上，一个貌似从那种大都会北方铁路会经过的富裕白人城镇来的男人喝醉了，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是密西西比。他冷笑一声，说：“真是不幸。”
我立刻抬起脚上的细高跟鞋，对准了他的脚踩下去，又花了十分钟教育他，告诉他威廉·福克纳、猫王、B.B.金、奥普拉·温弗瑞、吉姆·亨森、菲斯·希尔、詹姆斯·厄尔·琼斯，以及《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及评论家克雷格·克莱本都是从那里来的。我还告诉他，第一例肺移植和心脏移植手术都是在密西西比州做的，美国法律系统也是由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奠定了基础。
我那时很想家，正等着他这样的人送上门。
我并不怎么温柔，也不太淑女，那个可怜的男人窘迫地走开了，整场派对都一副紧张兮兮的表情。但是那些话我不得不说。
密西西比就像是我的妈妈，我怎么抱怨她都行，但若是有谁胆敢在我身边说她一句坏话，那他可就自求多福吧，除非那人也是密西西比的。
我在纽约期间完成了这本书，我认为这要比在密西西比州写这本书更加容易。不用直视着那一切，距离让我能看得更通透。置身于这座快节奏的呼啸都市，放慢思绪，沉入回忆，也让身心得以放松。
《相助》一书大体来说属于虚构作品。不过我在写作过程中，也常常想到我的家人会怎么看待这本书，迪米特里又会有什么想法，虽然她早已过世。很多时候，我都害怕自己这样以黑人口吻写作，是不是正跨越一条危险的界线。我担心自己无法描述这样一段关系，它充满温情，在我的生命中影响甚巨，却在美国历史和文学作品中被牢牢刻画成了一种刻板印象。
我读到豪厄尔·雷恩斯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格雷迪的礼物》，觉得满心感激：对于美国南方出身的作家来说，最棘手的主题莫过于，那个不公正的种族隔离世界里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交情。因为那样的社会构筑于虚伪之上，便令种种情感都变得可疑，使人无从得知，人与人之间怀抱的究竟是真挚情谊，还是一时怜悯，抑或只是现实权宜。我读到这段话，不禁心想，他是怎么做到用这么简洁的一段话就把问题说清楚的？我那时正为同样暧昧不明的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觉得它像条滑溜的鱼一样难以把握。雷恩斯先生却短短几句就说得清楚明白。我很高兴得知，在这样的挣扎求索中，我并不孤单。
一如我对密西西比州的感情，我对《相助》一书也同样内心极为矛盾。对于白人和黑人女性之间的那些界线，我生怕自己说得太多。有人曾教导我，不要讨论这样令人不快的事情，会显得既没教养也不礼貌，而且可能会被人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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