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传播研究》成为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深深扎根于人类自由交往的需要与实践，通过经验研究揭示把各种跨文化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提供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可沟通性的独特路径；通过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间的权力关系，重构人类的普遍交往；通过学术对话展现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探索，及其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对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当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ICIC）进入第十届的时候，《跨文化传播研究》辑刊面世了。自2003年以来，这个会议聚集五大洲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基于东西方跨文化经验的对话，重建了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形成以“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为中心的多维问题意识。虽然“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的讨论充满不确定性，但这种讨论带来了一种可能：共创一本定期出版物，建构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
跨文化传播来源于全球化，又接受着全球化的挑战。当人们怀着乡愁加入全球流动，走进大都市的陌生人社会，遭遇没有保障的跨文化交流，尝尽群体间偏见、歧视与污名化，落入与他者交流的困境，“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就成为每一个人的追问。陷入困惑的人失去交流的力量，而清醒的人则努力用交流治疗交流的病痛。当人们适应了全球流动，说着英语，哼着流行歌曲，秀着品牌，浏览着大数据，欣赏着时尚表演，全球化又成了跨文化传播必须面对的问题。它蕴含着暴力，使一切都落入权力支配体系，把人引向同质化、文化霸权、文化割据的世界。全球化把人们推向跨文化传播之路，但人们回头一望，这条路又被全球化毁坏了。
然而，人的自由天性使人不甘于忍受全球流动的苦痛和全球化的暴力，而是把全球化制造的跨文化传播难题变成一个通向交流反思和实践的公共论域，试图重构普遍交往，使其通向主体间性传播和文化间性传播。令人沮丧的是，全球化的“中心一边缘”范式分割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移民流动的“北方”目的地成为跨文化传播理论话语中心，而“南方”成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旅行之地，这使得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没有脱离由“北方”所界定的主题，诸如身份、文化适应、传播动态性、跨文化能力、群体间偏见、刻板印象、文化差异、跨文化教育与培训等。不可否认，身处全球主流社会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者大多具有亲边缘人的“情感结构”，但由于全球化消解了非中心的多元文化对话者的显性存在，其理论思维依然是不完整的。这些依赖单一理论的思考者难以迂回到多元文化的跨文化智慧之中，因而难以形成类似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那样的“思想的震颤”，“体验思想在异域漂流的感觉，以致找不到共同的范围和框架，无法归类”。失去“思想的震颤”，跨文化传播研究常常呈现某种理论重复状态。而“南方”的学者又很难摆脱知识生产的权力支配体系，无法有效构建可交流的跨文化传播理论空间。
“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像一头大象。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语境的人都能触摸到问题的特定“部位”，相互见证问题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相互提供文化智慧、提醒理论盲点，像古丝绸之路上的宗教家分享“盲人摸象”（典出《大般涅槃经》）的智慧一样，保持文化间的心灵对话，拓展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思维空间。
我们希望《跨文化传播研究》真正成为多元文化对话的跨文化传播学术空间，深深扎根于人类自由交往的需要与实践，通过经验研究揭示把各种跨文化情境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提供保持文化多样性与文化间可沟通性的独特路径；通过批判研究揭示文化间的权力关系，重构人类的普遍交往；通过学术对话展现特定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探索，及其与跨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增进各文化区域的学者对跨文化理性的理解。
我们深深寄望于跨文化的交往理性，希冀以走向主体间的相互理解与表达的姿态，推进跨文化传播研究和理论对话，以见证那隐含在多元文化实践中的共享的理性。
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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