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丁东
《七千里流亡》是一本不寻常的回忆录。作者刘可牧先生1920年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时十七岁，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学生。因为拒绝在日寇统治下过亡国奴的生活，该校三百多名师生在校长孙东生带领下，穿越河南、湖北、陕西，最后到达四川绵阳，跋涉七千里，历时三年多。对于人生而言，和平安宁的生活是常人的追求。但对于记忆而言，非常状态的经历留下的印象往往更深。特殊的流亡经历，让刘先生终生难忘。古稀之年，他完成了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回忆录，详细记录了这段人生故事，并打印成册，征求其他当事人和知情者的意见，有识者纷纷给予好评。2007年，刘可牧先生病故。此书近期即将出版，哲嗣刘庚子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不能推却他的美意。
讨论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先要讨论一下中学教育在不同时代的普及程度。现在中国人的最终学历如果是中学，会被认为学历低。但民国年代情况不同。中国现代学校教育起源于清朝末年。到民国年代，公立学校数量仍然不多，一般是县里办小学，省里办中学，国立的大学屈指可数。加上私立和教会的学校，数量仍然有限。刘先生考取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就是当时该省学子瞩目的赫赫学府。当时中学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今天研究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还低。所以那时的中学生，就算是相对稀缺的文化人了，年龄也较今天的中学生为宽。而当时的中学教师，与时下亦有不同。晚清到民初那一批掌握新学的知识人，他们的弟子已经可以走上教师的岗位。其中有的可称著名学者，到中学任教的情况并不鲜见。刘可牧先生的任课老师中，李广田、陈翔鹤都是国内知名的学者。其他多位教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纷纷在大学担任教职。刘可牧先生因亲炙于李广田老师，而早早登上了文坛，并养成了终生写作的习惯。从这一点上说，刘先生可谓早熟而幸运。
因为老师的影响，尚在初中阶段的刘可牧就向往延安，向往中共。这成为回忆录的基本底色。当时的背景虽然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但党派的摩擦，不同思潮的差异，深深地影响着动荡的流亡生活。刘先生把中学时代大体分成两段。前一段是山东省立中学和国立第六中学第四分校，因孙东生、胡干青、丁用宾、李广田等校长、老师主导着学校的走向，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后一段完全并入国立第六中学，掌控校园的也成为国民党方面直接委任的官僚，向往延安的刘可牧等学生便处于危险之中，学校也成为他的噩梦。刘先生怀着这样的情感，讲述当年的故事，许多细节惊心动魄。更有意味的是，一些当事人晚年和刘先生再次相逢，回忆录中交代了相关老师、同学后半生的命运。
我读了这部回忆录，还想换一个视角，审视本书透露的三四十年代中国教育生态方面的信息。过去，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办学活动是党史征集和研究对象，得到较为充分的挖掘。近20年来，像西南联大这样代表中国战时教育高端的机构也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已成显学。相对来说，像山东省立中学或国立第六中学这样国统区的学校，研究就比较薄弱。刘庚子在代后记中说，“国立第六中学第四分校（以省立一中为主体）在安校四川罗江以后，师生曾写出过‘流亡回忆’，拟刊印出版，书名《七千里征程》或《在风砂中前进》，由孙东生、陈翔鹤、李广田等老师编辑完成，后书稿竟不慎丢失，未能面世。填补这个缺失是父亲晚年的一大心愿”。的确，人类历史能被记录下来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都被湮没了。这本回忆录能够完成，且能出版，进入公共视野，其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不可低估。
在作者突出的主线之外，我还有以下几点感触和联想：
其一，战时政府财政的教育支出是一个尚待研究的课题。刘可牧当时是一个初中生，这方面情况掌握不多，情有可原。书提到了学校争取财政支持的情况，也提到教师欠薪现象。但一些细节表明，流亡师生的经济状况仍较当地农民为优。作者是离开学校逃亡才感到经济的困窘。如果有来自财政支出方面的一手材料，就更好了。
其二，尊重教育仍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一所外省中学，流亡七千里，一路颠沛流离，但在沿途各地基本上都能得到善待和安置。可见尊师重教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在抗战年代并未断裂。
其三，学校虽在流亡状态，仍然维系了相对完整的课程设置。开设的课程可称文理俱全，有国文、历史、地理、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体育、音乐、美术、公民等课，虽然教学效果不一，作者对不同教师各有褒贬，但多数教师都是大学毕业，其中不少还是名牌大学毕业，应当说师资水平可观。
其四，流亡中学生的课余生活相当丰富，有社团，有壁报，有体育比赛，还能组成剧团公开演出、向公众宣传抗日，可见全面抗战初期阶段思想文化的活跃。
以上方面并非回忆录中刻意彰显，但我读后还是感到值得探究。
2019年8月
序二
孙维岳（东生）
十二月深夜里别了泰山，
十二月深夜里又渡了汉江。
我们三百人一个微笑—
对着，
凶险的波涛，
无情的风霜。
十二月深夜里逃出泰安，
十二月深夜里离开郧阳。
我们七千里一个步伐—
跋涉，
在黑暗里，挣扎，
向着自由，
向着光。
1939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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