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融合：中国电影文化研究（2000-2019）_路春艳/著_9787303252367

本书关注21世纪初二十年间中国电影与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透过文化研究的视野，结合具体的文本分析，力求阐释中国电影与社会思潮的变迁、都市文化的兴盛、新媒体的涌现，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等现实语境之间的碰撞与对话。本书致力于探究中国电影与种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复杂勾连，考察其互动与融合的机制、过程与意义，思考其未来发展路径，也为更好地理解和阐释当代中国的电影文化走向提供一种新视角。

前言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中国社会急速变迁的二十年，经济的腾飞导致整个社会在文化、政治等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都出现了迥异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新特征。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引发中国崛起论、传统文化重回大众视野催生国学热、百姓日常生活占据舆论焦点孕育民生热、消费主义至上引领都市文化空前繁荣……社会现实方方面面的变迁逐步改变、重构着国人的生活形态、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中国电影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用自身专属的影像语言捕捉、记录了中国社会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发展变化，而另一方面，急速变化、丰富多姿的社会现实也为中国电影了提供最鲜活的创作资源与表现题材，中国电影能在这二十年间取得跨越式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整个社会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变化与高速发展。中国电影的发展始终与社会思潮的变迁，都市文化的兴盛，新媒体的涌现，以及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密切勾连，其互动与融合、碰撞与对话是当代中国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值得深入关注和讨论。本书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着眼于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迁与中国电影创作的互动关系，透过文化研究的视野，立足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与具体的文本分析，阐释了中国电影新世纪以来急速变化的社会现实的影像表达。本部分共四章，分别探析了国学热、民生热、大话风潮、消费主义至上等时代特征及其影响下的中国电影创作，结合具体文本解读了这些时代特征在电影作品中的影像表达。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是国产电影浓墨重彩书写的重要内容。本书第二部分共三章，分别从理论层面探讨电影与都市文化的关系，对蓬勃发展的都市文化与时尚爱情片的创作做出细致梳理，观照新世纪以来银幕中的北京影像变迁，勾勒北京电影与都市文化不断互动与影响的图景，并结合具体影片做出文化层面的深入思考。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中国进入了新媒体时代。本书第三部分着力讨论新媒体时代的电影生产、创作与传播。在综合讨论新媒体与电影互动发展的基础上，分别从网络文学的影视改编、网络电影的类型建构及叙事新趋向等几个方面，结合具体的影像作品对新媒体时代电影创作的新趋势、新问题做出全面扫描，对其未来发展路径做出深刻思考。本书第四部分立足于中外电影交流渐趋频繁的现实文化语境，梳理外国电影的引进与传播、中国电影的对外传播与交流，考察中外合拍片创作与传播现状，并结合个案分析，以翔实的数据和丰厚的资料为研究基础，观照中外电影交流过程中的成果与不足、经验与教训，力求为中国电影更好的走向全球市场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电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始终与时代语境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的二十年是中国电影产业发展迅猛，电影文化兴盛繁荣的二十年。研究中国电影与种种社会文化现象之间的复杂勾连，考察其互动与融合的机制、过程与意义，既可以更为深刻地观照中国电影的生产、创作与传播，也为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的文化走向提供了新视角。

第五章中国电视艺术研究第一节民族化：中国电视艺术的现实与未来 20世纪中叶以来，继电影之后，电视成为传播最广最快、对人们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影响最大的艺术创造与文化传播方式之一。电视的发展取向和层次，直接关系着社会的进步。高质量的、民族风格浓郁的电视艺术作品，对于增强本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思想文化影响力、塑造本民族在国际社会中的美好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各类电视节目以其非凡的影响力，成为培植良好的民俗民风、塑造独特的民族性格、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利器，这是不争的事实。回眸中国电视的发生与发展，我们不禁会产生太多的感慨。在电视出现22年之后，中国的电视才开始起步。面对着世界性封锁，依靠自力更生的精神，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如今的中央电视台）试播成功，并于6月15日直播了中国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这标志着中国电视艺术的发轫。历经了20世纪60年代的艰难创业、“文化大革命”的停滞零落，中国电视可谓命途多舛，举步维艰。直到1979年，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中国电视也获得了腾飞的机遇，与新时代同行，开始了飞速发展的进程。短短20年，中国已拥有经国家、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成立的无线、有线、教育电视台3000多个，观众覆盖面达10亿人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电视第一大国，并向着电视强国疾进。各种类型、体裁、风格的电视剧与电视文艺、综艺节目，以及艺术性的专题片、纪录片等，相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业已深入千家万户，成为中国人重要的精神食粮。电视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产生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关系着青少年一代的成长，对他们心理素质、思维方式、精神状态、道德品质的培养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有些中国电视艺术精品已走出国门，远涉海外，为展示中华民族的美好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正是鉴于电视艺术巨大的、奇妙的魅力，中国电视人以极大的努力提高电视制作的生产力，力求以高质量、高品位、高格调的电视作品覆盖中华大地，进而叩响世界文化大门，将中华文明融入世界潮流之中。中国电视艺术走过的道路，是一条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民族化之路；中国电视艺术的成功与成就，正是民族化探索与追求的成功与成就。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经济获得迅猛发展；也正是它造就了中国电视艺术的迅猛进展，令世界为之瞠目。其根本恰在于中国电视艺术从起步即已明确的宗旨：“为中国亿万大众服务”。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从中国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出发，使电视节目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电视艺术发展的事实已经证明，坚持民族化道路，电视艺术便得以枝叶繁茂、花果丰实；如若背离民族化道路，盲目地食洋不化，一味地妄自菲薄，电视艺术终将被时代抛弃。国有国格，人有人格，电视艺术也有自己的品格。回眸中国电视艺术的成长过程，它的最高品格便展现在“民族化”之中。一、民族化的题材资源为中国电视艺术提供了无限的宝藏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十多亿的人民大众，男女老少居于沃土，工农商学兵奋力拼搏，五色缤纷的生活给予电视文化无穷尽的创作灵感。艺术创造的世界是如此丰厚，不论哪种电视艺术节目，都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仅以电视剧为例，它深植于民族土壤，有着无比丰富的题材，供创作者随时开发。如今，中国电视剧年产量已达万部（集）以上。成功者有古典名著改编的，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等；有现代名著改编的，如《四世同堂》《围城》《南行记》等；有重大革命题材的，如《中国命运之决战》《开国领袖毛泽东》《秋白之死》等；有历史题材的，如《努尔哈赤》《雍正王朝》等；有现实题材的，如《今夜有暴风雪》《渴望》《和平年代》等。多年来，数以千计的电视剧、电视节目精品，获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飞天”“星光”“金鹰”等重要奖项。民族化题材资源给予电视创作者极其宝贵丰沃的营养，解决了创作中首要的“拍什么”问题。这本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却时常遭到忽视，或者缺乏理解，乃至因为不够珍惜而被忽略。其实，只要我们能够面对璀璨的民族文化瑰宝，经常思之，踏实学之，不断从中探寻、体验、提炼，自可得到并保持长久的优势。二、民族化的思想情感特征赋予中国电视艺术独特的人文内涵中国电视艺术蕴藉着民族的性格与民族的气质，深入地表现了当代电视艺术家对生活的观照与思考。仔细体会我们的电视艺术，不论是文艺性节目，还是电视剧作品；不论是再现历史，还是展示现实，往往充盈着伦理化的思想判断与情感诉求，并体现在种种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创造意识之中，如浓郁的宣教意识、忧患意识、苦难意识、团圆意识等。强烈的是与非评判，鲜明的真善美与假恶丑对照，“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巨大的抒情文化传统之内，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在众多长短篇电视剧、各类综艺晚会及文艺节目（包括春节晚会及庆祝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等专题晚会）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辨别出这一悠久民族传统美学的身影。任凭世纪风云变幻，中华民族数千年所形成的审美意识与情感方式始终未变。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正是中国人所习惯接受、乐于体味的审美需求，自然也理应成为电视人的创作原则，并自觉地运用最现代化的电视手段去展现民族精神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发展与创新。三、民族化的艺术表现特质成就了中国电视艺术独有的美学范畴中国电视艺术确立了自己的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这也深刻地体现在电视创作和观众评价之中。试举一二以观之。其一，“气韵”的贯注。这一特质关系着电视艺术的魂魄。“气韵”是中国古典美学的重要范畴，是“审美对象的内在生命力显现出来的具有韵律美的形态”，“熔铸在艺术手段中的事物生命力的律动”。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从电视剧到电视片，从电视综艺节目到不同类型的电视主持人，似乎都可以运用“气韵”的贯注加以观照，并以此把握其民族特色与神韵。例如，北京电视台的著名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多年长盛不衰，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始终坚持潜心深入生活，熟悉与理解不同人群的思想、情感，以民族化的内容与形式着意营造亲切、温馨、和谐、欢快的“家园”氛围，将现场串联成有机的、洋溢着鲜活生命感的整体，从而“气韵生动”地与荧屏内外的观众融为一体，构成栏目内在的艺术魅力。其二，“情趣”的传达。情趣既包含电视艺术作品借助媒介手段传达的人生情味，也蕴含受众在审美活动中被唤起的主观的美感享受。回顾我国成功的电视作品，其中无不活跃若干充满情趣的细节。例如，在《荧屏连着我和你》一期关于警察的节目中，主持人追问第一次“顶上国徽”时的感受时，现场出现了坦诚、率真、独特的回答：“牛！”“精神光荣！”“神圣庄严！”“好奇，累！”“照相，帅！”“成熟了，我是一个兵！”再如，节目表现了消防警察在电影院里听到开场铃响时会猛然站起，条件反射地以为是火灾报警。这些富有情趣的细节，使观看者在笑声中体尝到他们为人民服务的艰辛。电视艺术通过这些“举重若轻”的巧妙情趣传达，能达到震动观众心灵的强力艺术作用。其三，“境界”的追求。王国维曾把它定义为：“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他提出著名的“三种境界”说，而中国电视的艺术创造过程也完全对应着由“寻觅”到“苦思”再到“顿悟”的三种境界。其中既有作者的艺术苦心，也有观者的艺术感悟，从而才会出现一部电视作品播出时万人空巷的盛况，或一场晚会、一档节目播出后众口夸赞的景象。这皆因其贴近观众的身心，使人从中获得一种人文的关怀与审美的愉悦。四、民族化的理论与批评的建设使中国电视艺术进入自觉的理性思考阶段总体看来，中国的电视理论与批评数十年面对实践，关注现实，重视中国电视艺术经验的总结，并努力提升以期反作用于实践。但相对于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电视理论建设仍显得薄弱，主要凭借外来理论的借用，忽略本土文化的支撑。中国电视发展的历史表明，它虽然属于典型的舶来品，但作为一个文化品种，不能只是欧美电视的翻版，而应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因为，它不仅是科技工业，也是美学和艺术；科技手段固然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美学和艺术却有着明确的民族性格。换言之，电视的语言是国际的，电视的语法却是民族的。它的每一种功能的发生，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土壤。电视艺术输入中国的历史，正是它逐步本土化的过程。由于未能及早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能够有效指导中国电视实践的电视理论体系，中国电视的健康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近年来，中国的电视文化工作者日益认识到理论建设的迫切性，自觉批评当今电视理论与评论存在的急功近利、盲目迎合以及各种西化现象。事实上，一些电视理论或评论，不管中国文化的特点，不论民族传统的继承，奉行“只要是流行的就是合用的，只要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念，脱离了社会与观众的需要，影响着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电视文化主体精神的确立，造成了目前中国电视文化面临的深层困惑与某些实践难点。一个不善于研究和总结本土艺术与文化的民族，不可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甚至不能很好地吸收其他民族的艺术及文化经验，因为缺乏立足的根基。因此，向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寻求滋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电视文化主体，将是中国电视今后的发展方向。如何在未来的信息竞争和文化传播领域里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应当成为我们特别关注的命题。中国电视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一起，面临着无限的机遇与挑战。媒体面对新的生存环境，新型的产业化经营，机制与体制的创新，电视节目、栏目、频道的大发展……凡此等等，无不检验着中国电视的现实状态与发展潜力。毋庸讳言，中国电视因其实践超速而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因其理论滞后而存在后劲不足的问题；其背后则是人才、文化、思想等根本性的建设与提高。中国电视任重而道远，应始终不忘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即“为中国百姓服务”“为子孙后代负责”。为此，必须坚持民族化道路，用中国人的眼睛、头脑与文化去拥抱世界；汲取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丰富自己。电视艺术直接关系着全民的审美教养，属于不可忽视的、亟待进一步开发的领域。电视艺术工作者、电视教育工作者们殷切期待着中国电视在21世纪的全面腾飞。第二节品牌化：中国电视艺术的定位与策略 “品牌”二字在当前中国电视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使用率日增的词汇，从中央到地方，从首都到省市，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越来越自觉地、努力地加强节目、栏目乃至频道的品牌建设，都在尽心竭力地打造自己的品牌——名牌之“拳头”产品。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电视作品已成为重要的文化产品，进入了市场流通范畴。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其影视制品的出口创汇，甚至超过航空航天工业，经济效益可谓举足轻重。在文化领域，电视也因其非凡的影响力而面对十分激烈的竞争态势。因此，在影视艺术文化领域迅速制定出应对策略，已刻不容缓。中国电视急需以强有力的措施与手段，在文化与经济两个方面加大自身的独特分量，以适应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中可以产生重要作用并且可操作的课题，就是“品牌”建设。而中国电视要在国内、国际树立具有巨大艺术魅力的电视“品牌”形象，必须向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寻求滋养。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电视文化品牌主体，将是中国电视今后的发展方向。对于在未来的信息竞争和文化传播领域中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形象，电视品牌担负着特别的重任。关于“品牌”，首先，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权威汉语词典（如《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多用词典》）中几乎都没有“品牌”一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词典》，自1980年8月初版至1987年12月第11次印刷，“品”字词由9项增至16项，也未收入“品牌”一词，直到2001年修订版才终于有了“品牌”的释文。这个小小的细节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认识：一个词语的增加，反映着国家与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巨大变化。其次，“品牌”的诠释在各类词典中的基本形态可分可合、由分到合。从字义“分”的角度来看，“品”有中性的“物品”“品种”“商品”的含义，也有体察辨别好坏、优劣的“品质”“品级”“品评”的含义；“牌”则含有“招牌”“商标”“标识”“标志”的意义，二者皆可指向具有显著特征的商品标志，与商业经济紧密相连。两个字组合为“品牌”，意味着有特定品质、特定规定性的对象，并因其与商业经济的直接关联而产生了“价值”的意义，从而成为进入市场的产品追求的目标。随着传播媒介逐渐走向市场，电视媒介的产品为了吸引广大观众，必然要像企业的产品一样着力塑造自己的品牌节目，以求在严峻的竞争之中取胜，还要在竞争中不断扩大品牌的内涵与外延。例如，品牌可以指从电视节目品牌到电视栏目品牌、电视频道品牌、电视台的整体品牌；也可以包括电视人物品牌，如策划人、制片人、制作人、主持人等。这些品牌因其稳定的品质、巨大的影响力，维系着电视台的生命动力。最后，当前，在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倾全力打造自己的品牌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应当自觉地突出品牌的名牌意识：以名牌的标准来衡量、检验、锻造自己的品牌，提升质量，以求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至于名牌的标准，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正式启动中国名牌产品的评价认定工作，提出如下五项标准：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顾客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这对于电视媒介的品牌塑造与竞争，也有很好的借鉴作用。电视是典型的舶来品，但是，中国电视并不是欧美电视的翻译版，它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事实上，电视艺术每一种功能的发挥都离不开民族文化的土壤。因此，电视输入中国的过程，也是它逐步本土化的过程。电视作为大众文化中强有力的传播媒介，已深入千家万户。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的电视文化，电视台万万不可忽略品牌的打造与我们民族文化特质的内在连接。道理很简单：它面对的是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亿万民众，是否能够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与欢迎，决定着电视媒介产品生死存亡。那么，解决这一问题的重点何在？下文试结合一些品牌节目，如中央电视台创办于1996年的品牌栏目《实话实说》、北京电视台的品牌栏目《荧屏连着我和你》等做具体的分析。第一，在于品牌产品的基本追求与明确定位。《实话实说》的总策划说“话题选对了是成功的一半”，并列举其话题为：（1）具有新闻性的热点话题，如打假、高考、大白菜等；（2）社会性话题，如环保、克隆、红包、房子等；（3）生活方式话题，如吸烟、美容、收藏等；（4）婚姻家庭话题，如夫妻、父女、母子、黄昏恋、早恋等；（5）教育话题，如与儿童打交道、小孩子讲真话等；（6）主旋律话题，如热爱生命、精神文明、香港你好、下岗再就业等。这些无疑都因从老百姓的视点出发而属于广大观众十分关心并乐于接受的设计。再如，《荧屏连着我和你》多年来的追求与定位是“联系群众，贴近生活，以艺术手段为大众服务”。这是把观众当作最重要的服务对象的自觉认识。当然，仅有追求与定位，也并不一定就被广大观众认可，最根本的恐怕还要看它是如何“以电视手段为大众服务”的，它是否符合大众的需要与口味。因为坐在电视荧屏前的大众是中国最广大的老百姓，因而我们的电视节目必须从中国老百姓的喜闻乐见出发，富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以民族化的内容、形式与荧屏内外的观众融为一体、亲如一家，这是《荧屏连着我和你》以及其他许多电视节目、栏目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些栏目在选题的开掘上特别注意紧紧地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牢牢地把目光凝注于普通人、老百姓，于是就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源泉。而这也正是社会主义荧屏应该具有的品质。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我们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断融汇、吸收、改造外来艺术形式，逐渐确立了自己独有的审美方式、美感构成和审美价值取向。这一美学传统已深刻地体现在我们的电视创作和观众评价之中。以我们的民族文化及美学观念观照我们的电视品牌，从而对我国民族文化特质进行现代诠释，可能正是使之推陈出新并作用于中国电视品牌建造的良好方式。第二，在于内容与形式上独特的民族化追求。其中又包括多个方面，如节目内容的理念创意、策划选题、内涵品位等，与民族传统美学中蕴藉独特的“人仁论”“情理论”“形神论”的内在契合；如节目形式的框架设置、氛围营造、节奏把握等，与民族传统美学中内涵独具的“气韵说”“意味说”“虚实说”的相通相连。这些方面的深入开掘，将对中国电视品牌的建设发挥独有的甚至巨大的作用。例如，全国谈话式栏目一度上百个，它们要求在节目进行过程中，由主持人将编导的意图、将本栏目选取的观察与认识生活的新角度展示给荧屏内外的观众（也包括现场特邀的嘉宾）。在这里，主持人就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既要十分巧妙地发挥穿针引线的独特作用，更要清醒地围绕既定的目的，机动灵活地把握节目的流向，使在场的和场外的观众产生强烈的参与感，获得审美的愉悦与享受。这里先要有一个明确的理念：电视节目应当体现人文关怀，其核心是对“人”——观众——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尊重与爱护。这是非常重要的根本性问题，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特质。《说文解字》对“人”的解释为：“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可以说，“人”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所谓“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实话实说》的总制片人在一次会议上开宗明义地说：“办谈话节目的根本冲动就是尊重人。”因此，《实话实说》的独特的意义就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人们说话的场所，更重要的在于它体现了另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即每个人都有平等说话、表达意见的权利。”主持人崔永元也一再强调“要在这个节目里实现真正的人文关怀，要让大家在这个地方感到平等”，并把自己定位为“邻居大妈的儿子”。再如，《荧屏连着我和你》的创意本在于展示生活中活生生的人物，据主创者表述，是要“请各种不同类型的人走上荧屏，充当镜头前的主角，充分发表自己的人生见解”, “讲述真实的个人故事，进行真实的情感与生活的交流”，从而“折射出社会生活无比丰厚的内涵”。这个设计的出发点是对广大观众精神与审美需求的呼应，其目的正如主创自己所阐发的：“使人们在交流中得到理解和提高，增加社会凝聚力，激励广大观众珍重生命，追求美好生活。”这无疑植根于广袤的中华大地，反映了主创对中华民族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思想、深刻的情感、独有的气质之情有独钟。它与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特有的美学范畴“情理论”也有着内在的呼应。如果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对中国传统美学中“情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便不难发现“情”与“理”的二元对立、力量消长其实发生在一个巨大的抒情文学传统内。相比于拥有强大的叙事文学传统的西方文化，我们的抒情传统实际上造就了“主情”的民族文化精神。崔永元在谈到舟舟的故事时，引证了辜鸿铭的话：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这种情感既不来源于感官直觉意义上的那种情感，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我们还看到，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民意调查问卷显示，在晚会节目“以情为主”或“以娱乐为主”的选择中，主张“以情为主”者占了绝大多数。而对香港回归这一民族盛事的电视报道的“主情”倾向，也印证着千年来民族所形成的审美意识与情感方式难以撼动。由此也不难看出，“中国电视品牌与民族文化特质”的命题蕴含着多么巨大的潜力，而这一潜力的开掘对我们民族电视文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节目品位内涵的追求上，有意运用“形”与“神”这对寓意独特的范畴，也会带来“质”的飞跃。崔永元有一段相当精彩的表述。他列了一个表格，把节目表上的“表面”话题（“形”）与其内在的“弦外之音”（“神”）做了对照，如“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和道德与法律的关系、“远亲不如近邻”和固守社会传统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分寸探讨、“夫妻间是否需要一米线”和东西文化的碰撞、“捐款结余怎么办”和良心与规范、“装修的滋味”和尊重个性与宽容共性、“城市垃圾何去何从”和环保的理念与切实可行的操作、“面对克隆”和医学科学进步挑战传统伦理、“家有琴童”和功利与素质、“村里的故事”和法律与乡规民约的关系、“对不起，老师”和忏悔与宽容、“我的左手”和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与对尊重的需求、“名字的故事”和社会人与人格的独立、“家”和尊重差异等。他说这是“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而且，崇尚知识以后，掸掸肩膀，“扛上一捆文化塞进节目做背景”, “还是那些家长里短，文化着说，就显得很有品位”。这是多么好的创意和理念，又是多么好的外与内、“形”与“神”的对应！电视品牌栏目的理念与创意，必须体现于其载体——形式——之中。以其艺术表现的民族特质角度观察，可以有多种阐述与剖析，这里只就框架设置、氛围营造、节奏把握简要言之。崔永元曾有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节目现场表面看像条自由自在的鱼，其实，全仗着一根鱼刺串连有方。这“鱼刺”，就是框架的支撑。《实话实说》之所以获得观众欢迎，也在于主持人在演播现场努力使自己与嘉宾、观众融为和谐有机的整体。总体观之，如果把主持人当作栏目的主导者——“审美主体”，其优秀者应以活跃的情趣、开阔的境界、娴熟的技巧，将“审美客体”（包括在场的嘉宾、场内外的观众）之蓬勃生机、淋漓元气有力地调动并展示出来，以呈现“气韵生动”的美好境况。在这里，审美主体的气质精神、人品学养至关重要。正如清人论画曰：“笔底深秀，自然有气韵，此关系人之学问品诣。” 氛围者，气氛和情调也。不同的节目或栏目、不同的题材或内容，必定有着不同的氛围营造，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对于一个电视栏目的整体形象而言，还应该有自身独特的总体氛围设定。例如，《实话实说》定位于“鼓励人们说话和说实话”这一具有突破性的目标。正如评论家所析，它要着意营造一种轻松和谐、民主平等、积极参与、畅所欲言的谈话氛围；因此，由“倾诉者”到“倾听者”，主持人的角色发生了变化。崔永元不止充当了“喉舌”，而且充当了有思想的“耳朵”。在演播现场，他认真地倾听着，艺术地引导着，着意制造着诙谐幽默的氛围，以激活现场嘉宾和观众的情绪，还要及时调节偏离的“航向”，使航船顺利到达目的地。《荧屏连着我和你》则又因其“贴近生活、贴近观众”的定位，营造了亲切、温馨、和谐、欢快的氛围，使人处身其间，宛如进了家门，可以互相敞开心扉，共同体验人世间真、善、美的情感，彼此交流对于人生的见解。这样的美好家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在这里，主持人、嘉宾以及屏幕内外的众多观众，都能在轻松活跃的空间里获得审美的愉悦。在《中华美学大词典》里，“意味”的释文说明，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指向艺术作品的意趣。它强调映衬，多彩，富有生命动感与变幻。在品牌节目的氛围营造中，这也是应该注意的一种艺术追求。至于“节奏”，一般地说，有外在型的，如民族戏曲里的“锣鼓经”；有内在型的，如舞台上讲究的人物心理节奏；乃至包括电视节目进展的快慢、轻重、张弛、对比、呼应、急缓、停顿等，皆具有虚与实、动与静的辩证关系。节奏被认为是“艺术中一种最高的表现形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是“主宰艺术生命的钥匙”（金山语）。学贯中西的中国美学大师宗白华也在《美学散步》中指出：“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戏剧艺术大师焦菊隐更多次讲到，导演手法的高超取决于两条：对生活理解的深刻和独到；对节奏的把握。德国哲学大师黑格尔则认为，节奏可以从一个人的内心找到相适应的东西。这些说法，在中国品牌节目对不同内容所做的不同节奏设计与处理中，完全可以得到相应的印证。在同一栏目中，不同嘉宾的出场亮相，主持人、观众与嘉宾的现场对答，知心话语的交流，个人看法的陈述，在节奏处理上均有明显的差异。崔永元记叙了这样一段既形象又富有哲理的精彩话语：“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他感悟着这段话，思考着这段话，认真反思自己主持的节目，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并以此作为对节目品味和格调的要求。可以说，艺术与审美活动只有做到虚与实的统一，才能达到比较完美的境界。让人高兴的是，我们能够时常看到一些成功的节目，由于创作者事先精心的安排和主持人当场成功的导引，使得场内外观众能够全神融入现场的氛围之中，而与场内保持着共同的呼吸、共同的节奏，蕴含着内在的神韵。总之，我们完全可以联系从事中国电视品牌栏目创作的“艺术家”、被栏目选择并加以突出表现的“对象”（嘉宾）以及热心关注栏目的“欣赏者”（观众）三者之间默契配合而进入佳境的成功经验，联系中国民族文化的特质，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并由此使中国的电视品牌栏目走向更为成熟、更为美好的境界。第三节受众：中国电视艺术的起始与归宿研究电视剧的传播，实质上也就是研究电视剧的生存。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生存环境，中国的电视剧必然面临传播的困境，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所有中国电视剧创作参与者特别关注的问题。当今中国影视界文化界乃至一些企业，拍摄电视剧的热情很高，但是制作完成的电视剧能够有机会在中央或省市电视台播出的比例不大；有相当数量的成品积压在各地片库之中，至今未能走向广大观众。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拥有相应的生存空间、生存环境，对于电视剧来说实在太重要了。一般地说，事物皆有其正反两个方面，有其生存或消亡的规律。电影创作（故事片或美术片）如是，电视剧的创作、生存、传播也概莫能外。因此，我们必须自觉地从根本上把握它们的生机。中国电视剧的传播与生存，其生命就在于它的“受众”。没有受众的喜爱，什么都不要再谈。就像厂家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自认为货色上佳，但如果卖不出去，其命运就是积压，就是库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受众是电视剧传播的生命所在。现在，人们越来越提倡人性、人道、人文关怀。仔细想想，中国字确是一种十分奇妙的、富有人文内涵的文字。例如，“人”字，一撇一捺，相互支撑着，这就是“人”！它蕴含着人世间一个朴素的真理：离开了互相支撑，人便失去了力量，不可能有任何作为。但是，清浊交杂的社会恰恰存在很多不正常的现象，人与人之间有时不是一撇一捺互相支撑，而是互相拆台、互相咬、互相掐，造成很多负面的结果。就电视剧的创作者而言，其成品必须依赖于集体合作，永远不可能一个人包打天下。它正是由一撇一捺的“人”互相支撑着，达到最后丰硕饱满的创作成果的。而受众关乎电视剧生命线——三人成“众”，实乃集体、群体之意，意味着最重要的成功因素。总而言之，中国电视剧要生存，要传播，要发展，其起点正在于创作者们清醒地把握受众真实的审美需求，以民族长期承传的众擎易举、众志成城的精神，摒弃个人第一、自我至上的不健全心态，相互支撑着全力投入创作；其终点则必然在于广大观众群体的检验与认同。因此，电视界必须切实地去做一撇一捺的支撑工作，做“一加一大于二”的群落性工作。也许这只是老生常谈，但对于中国电视剧的生存与传播，恰恰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意识到“受众”的极端重要性，我们展开了北京市“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内容包括受众问卷调查与分析。调查目的是通过对市民收视行为与趣味、偏好的调查，研究受众的收视心理和审美需求，考察中国受众市场的建设状况，从而把握中国影视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梳理传统审美心理在当代受众意识中的内在积淀，以及由于当代文化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探求民族文化传统与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影视受众理论进行传播；针对中国影视受众的需求，总结中国影视发展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并比较东西方的影视受众审美需求之异同，以求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中国影视的生存、传播与发展提出战略和战术方面的建议。调查方法是统一问卷、随机抽样。调查对象是年满13周岁的常住市民。调查的范围以北京为主，覆盖10个主要区县，每个区县选取一个社区，共发放问卷11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43份（回收率9482%）。受访者中男性511人，女性532人。我们共采集到原始调查数据50000余个，全部录入电子计算机，并采用国际通行的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100）进行统计处理。由调查小组成员到每个社区随机抽样的住户进行“受众调查”，就是想调研受众想的是什么，受众要的是什么，再用受众“所想”与“所要”来观照影视发展问题。目前，中国电视剧创作者都在思考：怎么能够让我们的电视剧拥有良性的生长条件，有一个大的跨越。这就需要一些最基本的数据。通过调查，我们对北京市内和郊区居民乃至扩及国内部分城市和郊区居民的影视观看兴味、状态、心理等有了相对理性的认识，其中自然包括关于电视剧的若干数据。例如，关于电视节目收看的问题，在电视剧、电影、专题或纪录片、娱乐综艺类、MTV、广告等类别中，大部分受访者表示比较喜爱电视剧，“有时看”占361%、“经常看”占276%、“几乎必看”占75%，合计712%。这个数据可以给电视剧创作者一定的信心。关于比较喜欢哪种电视剧的问题，受访者的选择第一是港台电视剧，占551%，第二是中国大陆电视剧，占419%，而欧美剧为298%、韩剧为315%、日剧为187%。数据还表明，中国大陆电视剧对男性更具吸引度，对35岁以上观众的吸引力亦较高；港台地区和韩日电视剧对女性和13—24岁观众吸引力较高。关于电视剧题材的选择，青春爱情题材占401%，都市生活题材占397%，警匪题材占334%，历史题材占332%，名著改编题材占312%、反腐题材占306%，武侠题材占302%，农村题材占135%。这些数据可为我们的电视剧创作增加一些底数。现在影视界对于中国影视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根本问题已有共识。在这个背景中，滞后的理论又缺少真正能够指导现实的力度与深度。很多理论论述或是马后炮、事后诸葛亮，或含混模糊、语焉不详，不能充分发挥实际效应。如果我们把影视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同时又能够上升到规律性的探究，就可能对中国电视剧的生产、传播与生存起到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我们也在试图这样做，当然，做得还很不够。研究受众，必然涉及电视剧的“接受”原则与规律。下面是几点不成熟的想法，愿就教于方家。电视剧需要被受众认同和接受，这是它的价值的根本所在。怎样才能够被受众认同和接受呢？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就是把对客观世界的自然规律和主观世界的情感规律的把握进行有机的融合，使之进入受众的内心，产生一定的作用，从而产生艺术的审美魅力。人的情感固然变化无穷，各不相同，但总体上离不开喜怒哀乐，这里面就有它的必然性，由必然性而产生典型性、规律性。电视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作品的过程中，对于这种情感规律的把握越深刻，就越有普遍性，越能满足受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其艺术的生命价值也就会越发久远。宗白华在《常人欣赏文艺的形式》中指出：“人类第一流作家的文学或艺术，多半是所谓‘雅俗共赏’的。”宗白华还举出例证，如从荷马到莎士比亚，以及歌德的诗歌、拉斐尔的绘画、莫扎特的音乐等；再如从李白、杜甫的诗歌到施耐庵、曹雪芹的小说等。上述作品都具有相当的通俗性，但这样的通俗性并不妨碍作品的境界与格调。宗白华还告诉我们，一切所谓典型的文艺，都下意识地有几分适合于一般人，即“俗人”和“常人”。电视剧受众就属于这样的俗人和常人。他们对艺术的欣赏有自己的要求，这里涉及根本性的创作定位问题。我们的受众正是一批“常人”，是最广大的、最朴素的、没有受到过专业教育也没有学术成见的普通人。他们正是古往今来一切文艺最广大的接受者，一切创作者的作品的传播与保存，都要依靠这些无名的常人。因此，电视剧创作首要的便是符合普通观众生活的、审美的需求与趣味。在我们的受众调查中，关于“您看电视的主要目的”，数据显示：娱乐占538%，消磨时间占451%，获取资讯占360%，掌握时尚潮流占255%，宣泄/增进情感占184%，满足好奇心占172%，增加聊天话题占94%，解决生活难题占45%。这些数据大体上可以代表或反映广大受众的收视取向，因而有助于我们对电视剧生产的规划和策划。关于“哪些因素对您收看电视有影响”，数据显示：随意选择、见好就看占483%，因习惯收看占349%，因偏爱收看占312%，因推荐收看占267%，因电视预告收看占246%，因报纸评介收看占238%，因名剧精品必看占237%，因片名或片头吸引收看占226%。其中，占比最多的是见好就看，习惯与偏爱亦超过1/3，其他则相差不大。但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数据表明，18—24岁者因名剧精品必看占488%，这将是电视剧生产面对的今日和未来最重要的受众群落，因此在选题策划时尤其需要着力关注。同时，调查数据也告诉我们：受众年龄越低，越凭感性收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观众会趋于理性，直至养成一种收视习惯。这应该是电视剧创作的一个重要依据。有趣的是，宗白华的理论文字涉及各个艺术门类，包括音乐、绘画、书法、戏剧、舞蹈、雕塑、园林、建筑等，却把电影、电视空下了。我曾开玩笑说：老人家给我们留了口饭吃。我们可以用宗白华的简明理念给予我们的启示和面向不同层面受众进行的调查，来思考电视剧生产和传播。常人的宇宙观是一切宇宙观的基础，常人的艺术观是一切艺术观的基本形式，我们要明确这样一个观点：要“以常人为本”来策划、创作、生产我们的电视剧，传播我们的电视剧，推动我们的电视剧，发展我们的电视剧。常人（受众）要看的艺术作品需要怎样的内涵呢？其一，常人要求的是生活和生命，是真切的生活与生命体验。大量描写现代生活的优秀电视剧固然具有贴近普通受众的特点，使受众感到亲切，并由此做出收视选择；但即使是古装戏，它们仍然切合常人的生活体验。不论是描写康熙还是描写雍正，受众在意的还是符合其体验的内涵。仅仅有切身体验的生活范围还不够，众受更需要生活体验范围以内的生命表现。为什么常人相信花能解语？为什么常人相信西风会在树林里叹息？花朵本是大自然中的事物，如何能解语？西风又哪里会在树林里叹息？是常人赋予它们生命的意识，是他们自己对于生活生发了感悟，因此才会这样去接受，去认同，才会以人性的内蕴赋予万物。我们的电视剧也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审美特质。关于“怎样的电视画面使您在频繁调台过程中停留”，调查数据显示：“事件现场直播”选择率最高，占520%。这证明了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在最真实的现场，以最鲜活的传播手段——直播——出现，因其距离观众最近而最受观众关注。这也说明，受众需要与自身生命体验最具有互动性的传播因素。其二，常人要求艺术作品具有独特性。失去了独特性，作品就失去了基本的艺术品格。当然，独特性展现在很多方面。以《导弹旅长》为例，这部电视剧固然有其不足之处，但仍是成功的，它的成功正在于它的独特性。它以全新的视角展示了高科技条件下“科技强军”的时代特征、新型高科技装备的训练方式及未来战争的状态。它不仅是军事题材的新突破，而且包含故事情节与叙事手段的新突破、人物形象塑造的新突破。它以具有独特光彩的高素质、高学历、高智商的现代军人群体面对丰富复杂的矛盾冲突展开剧情，构成了色彩斑斓又正气凛然的军营独特景观，因而让观者为之动容。我们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关于“您对某部电视剧感兴趣的原因”，“情节比较吸引人”居第一位，占763%，以下为有明星者（409%）、画面造型漂亮（311%）。这与《导弹旅长》带给观众的感受相互印证。我们在对部分受到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作进行分析时，发现受众的艺术审美心理既要求现实、要求贴近，同时还要求奇特、要求奇迹。这说明，人们在看一部作品的时候，既要求这部作品能够和他的生活体验相勾连，同时还要求奇妙的审美愉悦。为什么好莱坞号称“梦幻工厂”？为什么它能垄断全球影视票房？因为观众常常能够从中感受到幻想的瑰丽奇特。例如，张艺谋的《英雄》引起了广大受众的热切关注，其强烈突出的视觉冲击力使观众获得了审美愉悦。这也可以印证常人对于艺术作品的基本要求：既贴近生活，又有奇迹的发生。同理，这也是一部电视剧获得广泛认同的必要前提。其三，常人的艺术欣赏还要求极致性。这里的极致性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作品要力求深刻，揭示本质，开掘出生活中的典型境界。二是作品要足够“尽情”，在重要部分不吝笔墨，生气贯注，满足受众的欣赏欲望。在调查问卷中，受众观剧期待的数据显示：特级制作的视觉奇观占320%，偷拍镜头占291%，天灾人祸情节占290%，角逐格斗场面占230%，男女亲密画面占193%，温馨家庭场景占169%。在这方面，好莱坞影片亦可资借鉴。它们往往在不需要铺排的地方一笔带过，而在关键处大书特书。在观众觉得无计可施之时，它能一波三折，闯关夺将，把戏做足而绝不凑合。反观我们的电视剧作，有的开头好、结尾弱；有的开头弱、结尾好；还有的中段差，出现“塌腰”现象。这些地方就袒露了编剧、导演艺术水准的高下，节奏把握的优劣，剪裁手法的得失，进而直接关系到能否在关键时刻达到“极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探寻的正是艺术创造的普遍规律，与科学对自然宇宙普遍规律的探寻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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