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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响起

首先，这不是你的虚构。尽管，虚构几乎就是你谋生的唯一手段。

你也确定，这不是幻觉。即便，这是幻觉四起也说得过去的时刻。

午后，在准点的刹那，在阳光下或者阴霾中，它悠扬响起。没错，只是在午后，两点时 — 对此，你没有把握。这令人狐疑，你无从理解，若是报时的钟声，为何不在一天之中鸣响二十四次。

就在此刻，二十一点整，你屏息谛听，没有它的鸣奏。

有人听到了吗？午后两点，有人听到了吗？此刻，有人听到了吗？你期待日后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呼应，从而给你一个见证与确据，也给这庚子年的初春一个见证与确据。

这钟声，从前你也未曾听闻过。理性告诉你，那从前，午后的世界市声如潮，午后的内心也市声如潮，洪钟大吕被湮没在世界与自我双重的喧嚣里。这如今，纵然内心依旧无可救药地喧哗，世界却不可阻挡地安息了。于是，钟声浮现，如律动的朝阳，袅袅跃出往昔被如麻一般纷乱的声量注满了的时空。

但眼下你难以完全地信任理性了。你开始怀疑，没准儿，许多时刻，你那所谓的理性，也只不过是自以为是。但你也时刻提醒着自己，万万不要掉进非理性的深渊里。

你唯一能够确认的是，在非常的日子里，这钟声一天一天地在午后两点时响起，给予你无从说明的慰藉。起初当然是不经意的，你听到了，有那么一个瞬间的恍惚；渐渐地，成为了一个盼望。你开始在那样一个准点的时刻，立于窗前，侧耳倾听。时长大约也就半分钟，却如丝如缕，绵延难绝。

你该调动起你的专注，如同进行严谨的科学观察一般，专门用一天的时间去定格它吗？ — 搞清楚它究竟是在哪一些准点的时刻才会奏响，是什么理由让这些专门的时刻被遴选出来，它一天究竟会奏响几次，它的规律何在，在这规律之中，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奥义。

你拿不定主意。你对于理性的信赖已经开始摇晃。要命的是，你的感性也已经站立不稳。

不错，这钟声已经成为了非常时期专属于你的一个盼望，但即便是在非常的时期，你也依旧涣散。你知道，自己恐怕是做不到在二十四个准点的时刻都竖起耳朵、保持警觉，即便，你已经认领了它于你而言某种堪称重大的意义。这是普遍的人性，你是如此的软弱和无能为力，那重大的声息已经响彻天际，你却依旧难以从浑噩的舒适区中凝神聚力。你听到了，被触动了，却依旧在惯性中任其弥散在势不可挡的浑噩里。直到下一个时刻，它再一次响起。你意识到了自己的软弱，并为之感到羞惭，可是在短暂的羞惭过后，历经了不安与焦灼、懒惰与懈怠，周而复始地迎来下一次羞惭。

对此，你差不多完全是沮丧与气馁的 — 你的耐心与毅力，都不足以令你在二十四个小时里去寻觅缥

缈的钟声，你依旧难以专注，哪怕，事态已是如此的严峻。于是，你只能轻浮地给自己开脱，喏，那天籁之声，无须以刻板而机械的方式去捕捉，你赶巧听到了，便自有其隐秘的美意。

自有其隐秘的美意！但这美意你若不是去聚精会神地领受，它当然只能永远对你保持隐秘。省察的时刻到了，否则这生命只能交给一次又一次的“赶巧”，而谁又能保证，下一次你“赶巧”听到的，将不再是报时的钟声，竟是，丧钟为谁而鸣。

此刻是二十二点整，准点的时候，你专门站在窗边屏息去听了，钟声没有响起。

你用力听到了风的声息。除了风声，万籁俱寂。在这非常的日子里，白天静得像夜晚，夜晚静得像史前的夜晚。时而，邻居的争吵响起，社区的喇叭响起，却并不嘈杂，显得不太真实，分贝空旷，条分缕析。

妻子开学前需要自我隔离十四天，她必须回到兰州去。独居的你跟“小爱智能管家”说话，毋宁说，是跟它制造点儿声音。刚才，它突然发声：主人主人，我的能量不足，请给我充电。你回它一声：我就不给你充。

二十三点整，没有钟声响起。

史前的夜晚也许都比此刻热烈吧，风吹草动，乃至风声鹤唳，万物发出静谧却有力的喘息。而此刻的城市之夜，是人工化制造出来的带着塑料味的静寂。

刚刚接到通知，其后你有三天需要去值班。和同事沟通了相关的事宜，重点是，你需要一张复工证明，拿着这张证明，你才能找小区的物业开具出门证。腿真的是被关住了。耳朵貌似依旧自由。但你早就明白，这人间，从来都有着对于耳朵的囚禁。更多的时刻，人还会充耳不闻，自我拘囿在听觉的牢笼里。

你开始着手探寻那钟声的踪迹。只能依赖百度，你只能依赖百度。你搜索的第一个关键项是“电报大楼报时的钟声是什么音乐”。几番甄别，你得到这样一条讯息：

武汉江汉关1987年恢复采用自1924年1月18日建关后就采用的国际通用报时曲《威斯敏

斯特》。

值得庆幸的是，你没有太费力气，便抑制住了你那颗惯于草率地将万物肆意比附的心，坚定地站在了朴素的常识之中；你坚信你的耳朵是在物理的世界里谛听到了钟鸣，而不是那千里之遥的汉江边上奏鸣的旋律飘荡进了你的耳朵。如果此刻你再一次放纵自己的冥想，你知道，天亮之际，你将受到惩罚，将神魂颠倒在不可预知的精神危机里。

你做出了决定：明天，在那个准点的时刻，你要录下那钟声，作为这非常时期的勒痕。

现在，你得到了一个曲名 — 《威斯敏斯特》。对此，你并不陌生，你知道，那是一个地名，还关乎宗教与信仰。果然，百度继续证实：

威斯敏斯特钟声，又名西敏寺钟声，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宫大本钟报时用的乐曲，也是国

际通行的一种报时音乐。其最初来源于1793年时剑桥圣玛利亚大教堂，后来作为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钟声而闻名遐迩。

1794年，英国著名作曲家克洛兹设计以四个音符为一组的“报刻”音乐，首先被剑桥大学

新落成的圣玛丽教堂钟楼所采用，世称“剑桥钟声”。1859年，英国议会大厦钟楼亦敲此曲，

故而声名大振，伦敦市民常常听到钟声便核对时间。

《威斯敏斯特》这首教堂音乐除了成为大钟的报刻报时音乐外，也是英国皇家的名曲，并成

为了世界流行的音乐。

这首乐曲在东亚圈被广泛使用，在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学校普遍作为上下课的铃声使用。上海江海关大楼曾使用此曲。广州粤海关大楼、武汉江汉关大楼现仍使用此曲。

中国多数铁路车站使用这段音乐的第一段作为播音前的提示音乐。

在日本许多公共场所都采用这段音乐作为报时音乐。

在印度尼西亚，火车到站或者出发时采用这段音乐。

在美国，联邦信号公司采用这段音乐作为报警设施的报警音乐。此外纽约地铁在关闭车门时

也会采用这段音乐提醒乘客。

在加拿大渥太华的和平塔，这段音乐被当作报时音乐。

……

好了，现在你只需要找到这段音乐的音频。这很容易，当旋律响起，你宛如又一次站在了这些日子里的午后的窗前。你知道，就是它，那钟声的肉身，被你鉴定准确了。

凌晨一点，世界那塑料味儿的寂静似乎有了一些自然的气息。

没有钟声。

你多少有一些感动，感动于那驱策时光的“报刻”之声，竟然被人类共同接受与谛听。这像是一个奇迹，更像是一个安慰。因为你知道，“人类”这样的一个想象，在这样的日子里，空前地成为了全部中国人重大的命题。你找到了相关的视频：

上海海关大钟钟声 — 威斯敏斯特报时曲的珍贵记录（三刻&整点）

你甚至想将视频的链接也复制在这里。但你必须用汉字将其描述出来。好吧：这段视频全长两分钟，镜头对准巨钟的内部，钟声三节，时长二十二秒，前后是巨大的齿轮匀速咬合转动发出的咔哒声。时间一往无前地迈步，沉重，严酷，毫不动摇。宇宙庄严地恪守着它的秩序。

你在心里琢磨，你所处的位置与西安市的电报大楼距离几何 — 显然，那几乎没有钟鸣相闻的可能。那么，你听到的钟声来自何方？它当然不会是来自那座正在苦熬着的城市，当然不是。尽管，这样的想象何其抒情，但你知道，在这样的日子里，不过半个月的光景，你已经无可转圜地丧失了抒情的冲动，并且深切地将那种冲动视为了会令人害羞的事儿。

合理的推断是，就在你的住处不远，有一座大钟在定时鸣响。它当然不会是自然的产物，是人，是人构成的组织，建设了它，管理着它。你开始意识到了自己往日的轻慢。往日，你并不觉察有一座大钟在你生活中的存在，就像你并不觉察这世界是在如何钟表一般的运行着，无数个你无视的人，人构成的组织，齿轮一般的咬合转动，才支撑起了你轻慢的生活。

现在，你开始意识到了。因为你那座狭隘的微不足道的自我之钟，被迫紊乱了。你被关在了笼子里，惶惑，仓皇，晨昏颠倒，小区的保安在你面前拥有着绝对的权柄，你被迫张望到了有人在高速公路上流浪，有人与婴儿被一层玻璃间隔成两个世界，有人剃光了长发，有人在阳台上鸣锣呼救。你被迫张望到了苍生。人，人构成的组织，这尘世所有紧密咬合的齿

轮，出故障了。

而钟声依然准时响起。

这才是你艰难时刻所有盼望与慰藉的根基。

你不想再将这一切形容为一个隐喻。那种知识的卖弄与浅薄的抒情一样，至少都不是现在的你可以去随手操练的了，你没有如此的能力了，也许，这不过是你的无能。那么，就领受这样的无能吧，在时而坚定不移、时而又犹豫不决的摆荡中，去熬你的艰难时刻，去感动于能够感动你的图景，去聆听你听到了的钟声。

凌晨两点。依然没有钟声响起。但你听到了大地均匀的呼吸。

那钟声，为何不响够二十四下，这是你现在最为迫切想要解开的谜底。而你现在唯一确知的，只能是，至少，在午后两点的那样一个精确的时刻，你和那座被封锁着的大城里的人们一同，听见了四个音符为一组的“报刻”之声：

3 1 2 | 5 — — | 1 2 3 | 1 — — |

当那一天来临，世界再度川流不息，小区保安不再限制你的腿，你应该马上就去探寻你身边不远处那座大钟的位置，你将满含着热泪去搞明白，你的生活原本是由什么构成的，是谁在黎明清扫着马路，是谁在将书籍、牛奶递在了你的手里，是谁在装模作样，是谁在脚踏实地，是谁，不懈而又卑微地劳作着，在让钟声准点响起。

2020年2月10日

庚子正月十七定稿

香都东岸

《桃花树下金银花》节选

重新下马，我推着那家伙走。这是眼下行走在玉林街唯一正确的姿势。我当然可以还骑着它，跑慢点儿，但我没法想象一个胖女孩像个跟在大统领座驾边儿慢跑的保镖那样地尾随着我。谁能想到呢，我从张桓那里抢来一匹快马，原来却终究是要推着走的。如果知道是这样的局面，张桓他也是会宽恕我的吧。

我们走在四月的玉林十巷里。不必说，路面完全被我们堵塞了。这却给予我们一种满盈的豪情。我们最大程度地充斥了虚无的时光，拥有了结结实实的肉身者的尊严。迫于无形的压力，路人一定是要给我们让道的，贴着墙根，让我们簇拥着一辆电动三轮车先行，款款而过，我们就是这样被世界礼遇，连风都得绕着我们走。

想必她的心情也与我仿佛。证据是，走了大约十分钟后，她开始显得有了些闲情逸致。

“核桃树开花了嗦。”

她指着排污沟边浓荫蔽日的树木说。

对于树木，我是一窍不通的。顺着她的胖指头瞧，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识了一种树。这树，大约有二十米高，树皮灰白，纵向排列着浅纹，花苞完全颠覆我对花朵固有的认知，差不多就是我眼里认定的果实，只在顶部有那么一点儿花的意思。

“我家地里种了好多核桃树。”她说。

我不觉得她这是在卖弄，因为种核桃树这类事儿，在那时候就不是什么值得卖弄的事儿了。很久以来，人们卖弄着的，早已经是种摇钱树之类的把戏了。可我还是感到了羡慕。让我羡慕的，除了种核桃树这事，还有她大大方方说出此事的从容和磊落。我想我是做不到的，我也是个只配跟人吹嘘栽种了摇钱树的家伙。所以，尽管我们同样是个胖子，也许还在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一个失败的胖子，但至少，她在种核桃树这类事儿上，境界遥遥地领先了我。

“真不错。”我赞叹道。

她话头一转，说：

“还有金银花，我妈在核桃树下还种满了金银花。”

我一时有些转不过弯儿，仰着的脑壳不由自主地埋下来，好像生怕一不小心践踏了那核桃树下的金银花。没错，我出现幻觉了，感觉不是行进在玉林街的某一巷里，而是如沐春风，徜徉在一派田园风光中。

“知道啥是金银花不？”

“不知道，”我说，“—噢不，我知道，冲凉茶的咯。”

我不想在她面前暴露我的无知，不是好强，竟只是温柔的不再与世界拧巴的心情。

“没错，可是你肯定不知道它还叫别的啥名字。”

她和我对视了一眼，我们的眼神胖胖地对撞了一下。

“它还叫忍冬花。”她说，“因为开出来的花先是银白色的，再变成金黄色，才被叫成了金银花。”

“还是叫金银花好听，又是金又是银的。”

我依然是个只晓得摇钱树的浅薄蠢货。

“其实没那么富贵，金银花一点儿也不娇气，种上能有三十年的收成呢。”她停了话头，发出一声缥缈的叹息，“马上五月了，田里的金银花就要采摘了。”

说完这话，她便离我而去，仿佛直接去往田野里摘金银花去了。

我当然是回不过神儿，换了谁都会一下子回不过神儿。何况我还推着辆电动三轮车，于是只能傻在那儿不动。只要想象一下当你从某个动人的、关键还是与某个人共享着的蓝图里突然被遗弃，你就会明白我当时的滋味。有那么一会儿，我觉得我可能是中暑了。推着辆电动三轮车，即便是在巴适的四月里，一个胖子也会汗流浃背，更可怕的是，这个胖子方才还因为有了另一个胖子的加盟而变得怀有了温情和善意，变得不再觉得自己纯然就是一个失败的胖子，变得鄙视自己的摇钱树思想，变得对植物学发生了轻微的兴趣，变得萌生了一丝去见识田园风光那种自己经验之外景致的愿望—变得就像他自己的一身肥肉那样的柔软。

不是说好了吗，“没事儿，就一起找找呗”。

我不能不做出判断：嗨，死胖子，你今天撞鬼了。哪儿有什么电动三轮车，什么烤兔，什么玉林街，什么飞机场，全是楼，全是楼啊。但做出此种判断的同时，我的脑子里依然充斥着一派自己未曾经验过的风光。

当年，在四月的玉林街上，你可曾看到过一个被雷蒙的、茫然无措的失败的胖子？那天我骑着一辆抢来的电动三轮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穿行在玉林街上。我不甘心，我在拼命地找，拼命地找。我找的既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也不是玉林街民航成都飞机工程公司职工宿舍，要“找到点儿什么”这个念头本身，也许才是左右着我的真正的动力。

当暮色四合，我将三轮车开回到学校门口时，好几个张桓一起向我扑来。

那是张桓，张桓的哥哥，张桓的爸爸，以及张桓的亲戚们。他们是一个纸片儿的家族，在我眼里，就是好几个张桓。还没下马，我的后脑壳就挨了一巴掌。那也不过是纸片儿般的一巴掌，但却将我的眼前打出了华丽的金星。

知道吗，我看到了硕果累累的核桃树，我看到了一望无尽的金银花。

许多年过去，如今快递小哥没啥神气的了，新事物成为旧事物，都是这样的结局。

刚刚我还趴在家里的露台上，看小区保安扭着一个快递小哥往外赶。这位小哥端的像张纸片儿，不能不让我将其想象成我的同学张桓。如若真的是张桓，那么他就是一个持之以恒的快递楷模。可这显然没有可能，我为自己滑稽的想象而沮丧。多么无聊啊，或者多么伤怀，一转眼，你就是一个无所事事、胡思乱想的中年胖子了。

我回身进到客厅，倒在沙发上，安静地聆听楼下的吵闹，从呵斥与争执，到辱骂与咆哮。

我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减肥，这差不多成了我毕生的志业。效果最好的时候，我减到了一百四十五斤—那可真是个像模像样的公子哥儿。但我最初并不知道，上帝赋予我沉重的皮囊，本来是要平衡我灵魂中根深蒂固的轻浮的。这是上帝和我之间一桩很严肃的密约。我就是我自己灵魂的秤砣，是我自己船身的压舱石，我轻了，灵魂便四方飘散，我轻了，就得翻船。大学毕业两年后，在二十四岁的时候，一百四十五斤的我搞砸了家里原本非常兴旺的企业，一夜之间，连居住的房子都得抵押给银行还债。那是我老爸一生的心血。一个公子哥儿倒下了，他在半年之内，体重重新攀爬到一百九十斤以上。

我跟着爸妈离开了成都，就像是一个拖累着双亲的巨型婴儿。我们一家人在西安开了爿只有两张桌子的串串店，每天呼吸充满牛油与花椒味的空气，至少还可以让我们不觉得已然背井离乡。

有那么一个深夜，我在浓厚的川味儿中失声痛哭，老爸不得不连哄带吓地把我拖到街边儿去，以免我惊走店里本就稀缺的客人。他手足无措地站在我身边，而我干脆一屁股坐在了马路牙子上。我这个失败的胖子无法完成蹲姿，要么站着，要么只能坐着，上帝没收了我身体折中的姿势。老爸系着脏兮兮的围裙，神情木然，只能说一些“从头再来”之类的废话。后来我哭累了，抬头发现，自己原来是坐在一棵核桃树下的，黑暗中密实的树叶混为一个整体，从而在夜风中神圣摇曳着的就是整个树冠。那是我唯一认得的树木。

我知道我得振作起来。这并不说明我天生有自强不息的品质，我只是在十七岁时被上帝调教过。可我一旦振作，体重便开始下降，就像是一个悖论。我惧怕自己重新变得轻浮，于是振作一段时间后便重回消极气馁，在某个深夜坐在核桃树下恸哭一场，继而，再度振作。朝三暮四，我活在时重时轻的轮回里。

说来也很神奇，最重的时候，我没突破过一百九十三斤，最轻的时候，也再未跌至一百七十三斤以下。从一百九十三斤到一百七十三斤，这个区间，俨然是我开展生命运动唯一可行的活动半径，我的跑道并不长，只能折返在这样的一个摆幅里；我所有的悲伤与欢乐，见诸肉身，不过起伏在这样一截微不足道的波段里。不过区区二十斤—等我有一天终于勘破了这个秘密，我就突然得到了解放。因为我看到了本质，看到了生命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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