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无止境，改革无禁区
(代 序)
2015年6月28日
彭 森
一位外国政治家曾经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从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37个年头，如果把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比作一条大河，那么这条大河不知冲破过多少激流险滩，演绎过多少动人故事和壮美篇章。发生在30年前的巴山轮会议就是一个至今仍让改革人津津乐道的动人故事，它在中国改革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巴山轮会议对中国经济改革目标模式的演进和确立做出了重大贡献。必须指出，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改革的道路，但是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是有一个过程的。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初的共识是：不改革死路一条。经过农村改革的试验和探索，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当时改革的目标模式存在争议，最后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个重大突破，但“决定”还有保留，表述为“就总体上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定”的贡献在于强调：实行计划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指导性计划主要依靠运用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实现。要有步骤适当地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范围。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等等。但改革的目标模式，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成为中国改革理论和实践上必须突破和回答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央领导委托国家体改委，用体改研究会的名义，联合社科院和世界银行，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会议的重点有三：社会主义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相关问题；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的国际经验。会议围绕这个宗旨和任务开展了热烈讨论，科尔奈教授在会议上提出了1A、1B、2A、2B四种经济模式。多数专家的共识是，1A即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是改革的起步状态；1B即运用经济手段间接控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比较接近当时的状态；2A即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2B则是有宏观控制的市场经济，应为可选择的目标模式。尽管囿于当时的理论和思想束缚，这些概念在表述上还比较委婉，有些遮遮掩掩，但已为中国的改革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在目标模式上达成共识提供了振聋发聩的理论基础。巴山轮会后，体改委所写的报告强调最多、位置最突出的就是这个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理论，与上述重大理论观点也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巴山轮会议为中国宏观经济学理论和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上世纪80年代初，宏观经济理论刚刚引入中国经济理论学界，而宏观调控体系和相关政策，还没有进行实际运用。典型的例子是，作为以城市改革为重点的全面改革的启动标志，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只是强调了国企改革是中心环节，价格改革是成败关键，而以财政、金融体制为代表的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任务，根本没有提及。宏观经济的四大调控指标当时还没有成为每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内容。GDP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正式开始统计，也是1985年的事。更不要说失业率、PPI、M2这些重要指标了。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传统性概念是，盲目竞争、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而1984年下半年至1985年上半年，中国出现的银行信贷失控、投资和消费过热、物价超过两位数的上涨等也加剧了人们对放松集中控制的担忧。因此，会议重点讨论了经济转轨的步骤和不同阶段，包括直接控制取消、放松行政管制的必要性和风险。专家们肯定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是一个有用的发明。但也强调指出，在形成商品市场的同时，建立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必要性，以及在微观改革的同时，必须抓紧推进宏观体制改革。针对中国当时出现的经济过热和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压力，中外专家提出改革中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性，一致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中国是没有出路的，在突破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总需求管理，并综合运用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工具对经济进行间接控制。林重庚先生曾经用“宏观调控”这个概念的产生，说明巴山轮会议对中国经济理论的意义。在此前，中国理论界只有宏观控制、宏观调节的概念，为了给“Macro-management”这个大会主题词找个科学译法，经过讨论，创造了一个新词，叫“调控”。众所周知，“宏观调控”已成为广泛理解、普遍接受，各种文件出现频次很高的经济学概念。
第三，巴山轮会议为中外专家提供了一次思想碰撞、共襄改革大计的舞台，也为中国的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一次前无古人的范例。这里，我们首先要感谢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创造出的对外开放的大环境，明确要求推进改革“必须认真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必须“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同时，我们要感谢当时会议组织者的胆识、魄力和组织能力，会议请到了一批最顶级的外国经济学家和改革专家，他们包括：美国教授詹姆斯·托宾，他刚刚因论证金融市场与消费、投资政策的关系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英国学者阿莱克·凯恩克劳斯爵士，他曾任英国政府首席经济学家，牛津大学圣彼得学院院长；德国学者奥特玛·埃明格尔，他是国际知名的货币政策专家，曾多年担任德国央行行长；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他们在波、匈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理论贡献在中国也是闻名遐迩的。此外，还有几位来自法国、南斯拉夫、日本和世行的著名学者和专家。
方的专家也是阵容强大、很有分量、很有代表性的。其中有德高望重的老专家如安志文、薛暮桥、马洪等；也有在经济学和改革界很有影响的专家，如高尚全、刘国光、吴敬琏、项怀诚、杨启先、赵人伟等；还有一些初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如郭树清、楼继伟、李克穆等。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会议的组织策划者，包括世行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先生，国家体改委的高尚全、洪虎等，没有他们的努力，会议的成功召开是难以想象的。上述与会的中外专家有一些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理论学问，他们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也有几位因为年事过高或公务繁忙，未能出席今天的会议，我们也要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和祝福；还有几位当年与会的专家不辞辛劳，克服困难，来渝参会，等一下还要发表精彩的讲话，我在这里再次表示感谢，祝他们永葆改革者的青春。
中国的改革实践是一个大学校，涌现出了很多理论和人才。巴山轮会议也是一个著名的大讲堂，6天的航程中，会上会下，夜以继日的研讨，不仅形成重大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建议，也使一些中国青年学者开阔眼界、受益终身。巴山轮会议是中国改革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最佳案例，也是当代中国对外思想开放的最佳范例。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是没有社会属性的；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作为科学，其发现和传播是没有国界的；市场经济的宏观理论和政策，可以与中国改革发展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生根、发芽，不断壮大，也是毋庸置疑的。
斗转星移，在纪念巴山轮会议召开三十周年的今天，中国的改革已掀开了新的篇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决定。新一轮改革目标明确，方向坚定，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已成为改革者的共识。改革坚持顶层设计，涵盖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各个领域，高度重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强调倒逼机制，立足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体制障碍。
当前，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我国经济进入“三期叠加”新常态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砥砺前行，征途上充满风险和挑战。今年一季度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开局困难，虽然经济增长7%仍在计划的区间之内，但投资、消费、外贸等指标明显回落，经济下行的压力持续加大，通缩的风险也在增加。虽然国家近期出台降息降准，促进公共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等一系列保障经济平稳运行的政策措施，但政策发挥作用还有时滞，社会信心有待恢复。当前“稳”的因素尚不足以抵消“下”的惯性。从二季度经济运行情况预测来看，内需不足、动力不足、市场信心不足、政策力度不足的问题还未改观。
表面看，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是外需低迷、内需不振以及产业结构主动调整等，实际上是长期以来中国依赖的投资驱动、资源驱动、外需拉动的高速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旧的内生动力正在消退；而市场驱动、创新驱动、消费带动的新的增长模式还不成熟，新的内生动力还没有很好的发育成长。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宏观政策的调整、加大投资力度是不行的，从根本上说，还是要靠改革开放、靠市场竞争、靠创新驱动。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习总书记特别指出，人类社会总是在不断创新、创造中前进的，要破解中国发展中面临的难题，化解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除了深化改革别无他途。
未来中国的改革，要面对大量热点、难点、重点问题，期待着有志改革的专家、学者发表精彩的观点和建议。让我们继承巴山轮会议的优良传统，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既总结国内的成功做法，又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努力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争取为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此文是为纪念巴山轮会议三十周年所作，题目为编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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