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治国要略_彭新武著_9787010192444

　　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学问，或可称之为“治道”理论，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为丰富的内容。历史地看，自秦始皇实现“大一统”，经过以儒法合流为基调的秦汉政治文化的整合，中国传统社会最终确立起礼法并用、王霸结合的基本政治构架和礼治秩序，并贯穿了秦汉之后的历代王朝。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是政治文化，不仅先秦诸子“无不言治”，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也无不都是以政治来贯穿。这一切显然是与中国古代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生态相关联。其结果是，关于如何治国安邦的学问，或可称之为“治道”理论，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最为庞大，也最为丰富的内容。
　　夏、商、周三代王朝，作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的开端，穿越千年而意蕴深远。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关键要素，诸如天命、王权、宗法、德、礼、刑、分封、天下观念、华夷秩序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滥觞、萌发的。此其中，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天命与王权的联姻。由此，王权被笼罩上一层天命的光环而具有了神圣的权威，从而为世俗政权的正当性辩护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王权正是在天命的庇护下，进一步确立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建构，并以宗法关系为基础，逐渐发展出一整套维持宗法关系的社会管理规范——礼制。与此同时，在社会秩序上，通过“裂土分封”，确立起一套尊卑有别的社会等级结构，并由此产生出中国传统社会最早的政治形态——贵族君主制。此外，正是以这种宗法、分封制为基础，中国历史上初步形成了以“华夷之分”为内核的“天下观念”及华夷关系秩序。
　　历史进入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宗法分封制的逐渐瓦解，社会各方面都出现了巨大的变革。这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文化教育为贵族所垄断即“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相应地，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士阶层也随之崛起。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他们纷纷“著书言治乱之事”，中国社会由此进入一个“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当推儒家、墨家、道家及法家，他们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一整套治国安邦的政治方略，并引发了诸多激烈的争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治道论争中，最为突出的争论发生在儒家与法家之间，即所谓“王霸之辩”。按照孟子的解释，王道具有道德的规定性，即“以德行仁者王”，典型代表是夏、商、周三代的圣王；与王道相对应的，则是“以力假仁者”①的霸道，典型代表便是春秋五霸以及战国七雄的兼并之道。
　　在百家争鸣中，尽管诸子分歧犹存，但也暗含着“趋同”的思想因子。最终，战国中晚期“尚力”的社会现实，促使各家学说以法家学说为“基调”，共同奏响了“崇公”“尊君”与“尚贤”的时代旋律，从而为其后君主专制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前提。随着战国末期诸侯兼并日益激烈的社会现实和战国变法运动的不断开展，君主专制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呼声和各国君主的共同选择。在此其中，秦国变法由于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而成为诸侯争霸的最后赢家。
　　自秦始皇实现“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专制体制及其意识形态遂成定制。秦灭汉兴，在政治体制层面上基本上是“汉承秦制”。而在意识形态层面，随着“汉儒批法”，使法家学说由“阳”转“阴”，从汉武帝举贤良对策到汉宣帝石渠阁会议再到东汉章帝白虎观会议，历时二百余年，通过以“儒法合流”为基调的秦汉政治文化的整合，最终确立起礼法并用、王霸结合的基本政治构架和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礼治秩序。正是汉代治道的这场“改弦更张”，专制体制更具有了某种神学的品格，成为一种政教合一或者说“政教混一”的专制主义，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政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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