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学与开新：王船山哲学思想_张立文著_9787010034225

　　《正学与开新》通过经学的新诠释，子学的解构，船山哲学的逻辑结构，道理与新性命，道器理气与物器等篇章，对王船山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研究。

笔者在写作本书期间，曾两次住北京肿瘤医院做治疗和手术，都直接面对生命，因此对生命有切身的体验，对傅伟勋教授赠送的《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备觉亲切。
如果说我平日在学校授课讲学，面对学生；看书读报，面对书报；与人交往，面对他人；那么，这次倒是有机会摆脱了种种世俗的事务、文债、烦恼和焦虑，放下心来冷静地面对自己，真正地做到“吾日三省吾身”，把自己当做客体对象来剖析：一是为人方面，我经历了1949年以后每一次激烈的政治斗争运动，自觉既没有违背自己的良知，亦没有跟着做坏事、恶事，而做了一些好事、善事；二是这次手术前医生把病情给家人说得很严重，我自己倒比较镇静、安定，但家人友好的脸色就忧伤难看了！手术后我上下都插了管子，吊针从上午9点一直打到晚上12点，体验到自然的生命与生命的自然问题，这是不幸；术后一星期肿块活检结果为良性，这又是幸。我一生坎坷，总是被作为改造的对象，必须“脱胎换骨”。1951——1952年间又被错误地列为“反革命托洛茨基派外围分子”而受批判斗争，这是不幸；但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经系统学习，而被分配到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任教，使我中小学寒暑假在私塾学的古典文本知识得以运用，这又是幸。人之一生似乎总在幸与不幸中“轮回”，很难超脱。
自己生命的幸与不幸！人的生命为什么有幸与不幸?儒、道、释、耶回答各异。佛教、基督教都强调一种必然性。佛教讲“因果报应”、“三世轮回”，即好有好报，恶有恶报，在好与好、恶与恶以及好恶之间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回应和转化，于是给予人以自我修炼的驱力和高度自觉、自律的动力，启发人去主动掌握因，而不要去等待果，以因去补果，或以因去改果，即以今世之善以弥补前世之恶，或以今世之善以修来世之福。基督教认为，人带着原罪来到人间，所以人要不断忏悔自己，为自己赎罪，以便死后进入天国。他们都把人生的幸与不幸的主动权交与人自己，而不在佛与上帝手里。这不仅给人以思考自己从事好坏、善恶活动的空间，而且给人以价值理想的关怀和期望。
然而，元典儒学给予人直接面对人生生命空间的力度却不够。人为什么要善?为什么要做好人?做好人能获得什么?恶人怎样得到惩罚?即在好与好、恶与恶、善与恶之间，无论在今世，还是来世，都找不到一种必然的联系，很难激发起自我修养的激情和克己自律的动力。虽然儒家有一套较完善的做人的规范、原则、标准和《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修养功夫及价值目标，但只要追究为什么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什么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儒家就没有给出一个完善的、终极的回答；这样做与人的今世或来世生命活动的好坏、善恶有否联系，也没有做出说明。元典儒家虽然设置了天命论，但天命论只讲结果，而不追究原因。幸与不幸，贫富贵贱，生命长短，都是命定的。这就把人生的幸与不幸的主动权交给了外在的“天命”，与人自我的修善无关。既然命定，人只有俟命、顺命，而不能违命、抗命。或者说是天命如此，但为什么天命如此?能否改变天命?如何改变天命?元典儒家天
命论没有完满的回答。王船山虽提出“君相造命”说，但如何造命?造命的终极关怀是什么?王船山没有系统的设计，因此也显得软弱无力，这也是船山学没有超越理学儒学的道德形上学的根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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