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登对的一对
弗里达一直没有从交通事故中完全康复。这次伤病加上以前的身体问题，让她的健康反复亮起红灯。虽然腿和背部会不时地疼痛，但她享受了几年的自由活动和相对健康的身体。在这几年里，她开始更深入地探索自己的三个爱好：绘画、政治和迭戈?里维拉。
弗里达康复期间，墨西哥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很大变化。奥夫雷贡总统任期结束后，普卢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ias Calles）就任总统。起初，他的政策与前任总统非常相似，但很快他便表现出对教会、工党和左翼越来越苛刻的一面。虽然，宪法中包含了一些反宗教的条款， 但事实上奥夫雷贡并没有强制执行，而卡列斯却一条条都做到了： 1926 年，卡列斯颁布《卡列斯法》， 禁止公众礼拜， 要求神职人员向政府登记，解散修道院，禁止开办宗教学校。为了抗议，主教们下令抵制政府。天主教农民响应“救世主万岁”的号召，在哈利斯科（Jalisco）、瓜纳华托（Guanajuato）、杜兰戈（Durango）、米却肯（Michoacán）、萨卡特卡斯（Zacatecas）和科利马（Colima）等地发起了武装反抗。这场冲突后来被称为“墨西哥基督战争”。
与此同时，弗里达的家庭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在科瑶坎集市上遇到了一个英俊的墨西哥牛仔，随后与之结婚，后来育有两个孩子，女儿伊索尔达（Isolda）和儿子安东尼奥（Antonio）。她是卡罗姐妹中*一有孩子的一位。不幸的是，她的丈夫酗酒，还是一个好色之徒，克里斯蒂娜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并带着孩子回到了父母家生活， 孩子由姐妹们帮助照看。弗里达和她的外甥女、外甥关系特别亲密，她一生都很疼爱他们。
作为一个年轻人，弗里达尝试了不同风格的服装。她清楚地意识到服装在塑造身份方面的力量，她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甚至喜欢用不同的装束让人大吃一惊。在一些家庭照片中，有时她会穿着一件朴素的深色连衣裙，胸前佩戴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在另一些照片中，她又会穿着男人的三件套西装，头发向后梳着，手持手杖，自信洋溢；有时，她还会穿着低胸的时髦洋装，帅气逼人。那时传统印第安服装还未成为弗里达的标志，她喜欢穿上不同风格的着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她会穿上工人的服装，以表明她与共产党之间的联系。虽然弗里达再也没有恢复学业，但她仍然和学校的几个朋友保持着密切友谊。她的密友之一，德国人坎博（Gampo），参与了左翼政治党。通过坎博，弗里达认识了摄影师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
并与之成了朋友；很快，弗里达又邂逅了迭戈?里维拉。莫多蒂出生于意大利，比弗里达年长约十岁，十几岁时移民到美国。她曾做过模特和无声电影演员，后来与摄影师爱德华?韦斯顿（Edward Weston）陷入爱河。韦斯顿是她的导师，教她摄影。1923年，韦斯顿离开妻儿，和莫多蒂移居墨西哥。他们在墨西哥城建立了一个肖像工作室，并在波希米亚圈子里经营。作家安妮塔?布伦纳（Anita Brenner）就曾委托他们为自己的图书《祭坛后的偶像》（Idols Behind Altars）拍照，那是一本关于墨西哥艺术和历史的图书。1926年，韦斯顿和莫多蒂开始了他们的摄影之旅，在基督战争肆虐的年代，他们穿越了墨西哥的乡村。这次旅行使莫多蒂体会到墨西哥大多数人的艰难生活，并开始致力于描绘他们的斗争，希望以此可以帮助鼓励他们建立事业、改善生活。后来，韦斯顿回到美国和他的家人一起生活，莫多蒂留在了墨西哥，继续从事她的摄影工作。1927年，莫多蒂加入共产党，成为共产党的非官方摄影师，拍摄党内活动以及迭戈?里维拉等重要艺术家的壁画。
那是一个激进主义的时代。莫多蒂的社交圈，让弗里达接触到了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与她从小接受的保守价值观相悖。1928年，弗里达加入共产党。她说，目睹革命的经历，以及与母亲在信仰宗教上的分歧，使她产生了左翼意识形态。莫多蒂经常举办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聚会，他们在交流自己的想法时吵哄哄的。先不论弗里达是否喜欢参加这样的聚会以及聚会的氛围，但在一次聚会上，弗里达再次遇到了迭戈?里维拉。当迭戈对周围响起的音乐感到恼火时，他居然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枪，对着留声机乱开了一枪。他那肆无忌惮的行为既让弗里达感到害怕，又引起了弗里达的兴趣，于是她决定要再次走近他。
自从弗里达几年前认识迭戈以来，迭戈一直全身心投入工作。在国立预科学校完成壁画后，他立即着手下一个任务，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教育部大楼的墙上作画。他以劳动、农业、民间传统和政治改革为主题， 在围绕着两个庭院的走廊和楼梯井上创作。当迭戈刚完成工作的一半时，聘用他的瓦斯康塞洛斯突然辞去了教育部的职务，而新上任的官员们想把迭戈赶走，不过当时国外同行对迭戈的好评促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决定让他留任。
卡列斯政府时期，没有哪个壁画家能像迭戈一样为政府干活，有稳定的工作来源。他还接受了另一项工作，在国立农业学校（National Agricultural School）位于查平哥（Chapingo）的新校舍里画壁画。由于新的校舍修建在以前的一个庄园上，因此迭戈不得不在教育部和庄园之间两头跑，他通常每天都要工作很长的时间。有一次，他工作了一整夜，居然在脚手架上睡着了，还不小心把头盖骨摔裂了。迭戈的妻子卢佩以为他是夸大其词，但听完医生的诊断，不禁对他怜爱有加。
身怀第二个女儿的卢佩，为迭戈当模特，帮助迭戈完成了要摆在查平哥小教堂里象征肥沃土地的雕像，但随即她发现迭戈还雕刻了几个以莫多蒂为模特的女性雕像，这才得知迭戈和莫多蒂有过一段短暂的地下情。这成为压倒卢佩的*后一根稻草，他们的婚姻不久后走到了尽头。1927年，迭戈应邀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活动。当他回来的时候，卢佩和诗人豪尔赫?库斯塔斯（Jorge Cuestas）已经陷入爱河，随后两人结婚，迭戈则回到了工作岗位。虽然婚姻从未束缚过他，但他更乐得利用单身的优势，沉迷于肉欲狂欢。就在此时，弗里达找到了他，并在迭戈忙于完成教育部委派的工作期间一步步地接近他。弗里达会大胆地呼唤迭戈，要他从脚手架上下来，看看她带来的几幅画，并请他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她对空洞的恭维不感兴趣，只是想知道自己的作品是否足够好，能否让她有一天能通过艺术之路谋生。迭戈为这个女孩不拘小节的魅力所倾倒，同时对她的作品印象深刻。她在画布上展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表现力，以及对人物性格的精确描绘，和纯粹的简练之美。一般初学者都会雄心勃勃地以原创性的名义炫耀各种技巧，弗里达却不屑一顾，并没有这样做。迭戈告诉弗里达要继续坚持画画，弗里达邀请迭戈到她家里去看她更多的作品。下一个周日，迭戈到科瑶坎拜访了卡罗一家，这就是他们爱情的开始。弗里达回忆道：“我会在下午去看他画画，然后他会坐公交车或开着车——他的一辆小福特——送我回家，然后再亲吻我。”
弗里达曾一度考虑往壁画方向发展，但迭戈劝阻了她，建议她要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艺术表达方式。除了壁画，迭戈十分鼓励和支持弗里达去追求自己的艺术之路。迭戈之前从未问过别人对他作品的看法，但他问了弗里达这个问题。他重视她的意见，并牢记在心。和迭戈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弗里达的作品受到了迭戈的影响，开始表现更多的和墨西哥相关的题材。她创作了《公交车》（The Bus）、《弗吉尼亚肖像画》（Portrait of Virginia）和《两个女人》（Two Women），在这些画作中迭戈的影响可见一斑。弗里达的绘画风格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墨西哥的民间艺术，和她早期作品相比，这些内容的色彩更鲜艳，线条更圆润。
在《公交车》这幅作品中，弗里达描绘了一个她非常熟悉的场景： 一排人坐在公交车内的一条长板凳上，公交车正穿过一片田园，前往工厂区，浓烟从烟囱里滚滚而出。像迭戈的画一样，她在画中描绘了由不同种族和阶层的人构成的墨西哥社会：一个拎着菜篮子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一个穿着牛仔背带裤拿着扳手的工人，一个给包裹在披肩里的婴儿哺乳的赤脚农妇，一个看着窗外的小男孩儿，一个拿着一袋钱的商人和一个戴着围巾、穿着时尚的年轻女人。弗里达将这些墨西哥社会的典型代表人物友好地描绘在了同一个场景中，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画面， 是她捕捉到的日常生活中的瞬间。然而，只要了解她所遭受的事故，就能明白这幅画背后所传达的隐含信息：幸福的场景会在眨眼之间倾覆为悲剧。
迭戈将弗里达的形象呈现在教育部三楼的一幅壁画上。在一个名为“革命歌谣”（Ballad of the Revolution）的系列中，《分发武器》（Distributing Arms）展示了弗里达向参与革命斗争的人民分发武器的画面，她身穿一件胸前印有一颗星星的红色衬衫出现在画中央。迭戈经常把卢佩描绘成具有女性美的象征，却把弗里达描绘成了社会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迭戈还把莫多蒂和她的新情人、古巴流亡人士胡里奥?安东尼奥?麦拉（Julio Antonio Mella）也画进了同一幅壁画中。麦拉是一名学生领袖和共产主义者，他试图组织推翻格拉多?马查多将军（General Gerardo Machado）的古巴政府。1929年初的一个晚上，在和莫多蒂外出散步时，麦拉中枪身亡。墨西哥政府指控莫多蒂是杀害麦拉的同谋。迭戈和弗里达都为她写了保证书，莫多蒂才被无罪释放。
在1929年的五一游行中，莫多蒂拍下了弗里达和迭戈的合照，这是目前他们已知*早的照片。他们站在技术工人、画家和雕塑家联合会代表团的前面。照片中，弗里达身穿一套革命服装：一件长袖有领衬衫， 打着领带，下摆是一条及膝的A字裙，精神十足，展示了她与共产党并肩作战的决心。
在完成教育部的工作后，迭戈接到在国民宫里绘制一系列壁画的任务，描绘墨西哥的整个历史。大约在同一时间，又有人委托他在卫生部的一个会议室里画一幅壁画，在那里，他画了六幅巨大的女性裸体，象征着纯洁、力量、知识、生命、温和和健康。迭戈共使用了三位模特，每位模特代表两种特点。三位模特分别是来自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墨西哥东南部）的土著妇女、美国艺术家洛恩?罗宾逊（Ione Robinson），以及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让妹妹给迭戈当模特是弗里达的主意，迭戈将她描绘成既强壮又纯洁的女性。罗宾逊也是莫多蒂的好朋友，在迭戈为国民宫创作壁画期间，她曾是迭戈的助手之一，有传言说她与迭戈有染。就在迭戈在国民宫创作壁画期间， 1928 年墨西哥总统大选掀起了新的波澜，乌烟瘴气。为了在卡列斯担任总统后能够恢复职务，阿尔瓦罗?奥夫雷贡修改了宪法，允许总统在非连任的情况下仍可以再次当选。*终，阿尔瓦罗成功当选，但就在上任前几天遭遇了暗杀。埃米利奥?波特斯?希尔（Emilio Portes Gil）成为临时总统，但卡列斯在幕后保持着控制权。希尔任职14个月后，开展了新的选举。同时，卡列斯创建新政党— 国民革命党（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而后他又支持帕斯夸尔?奥尔蒂斯?卢比奥（ Pascual Ortiz Rubio）竞选总统。教育部前部长瓦斯康塞洛斯也参加了竞选，弗里达以前的很多同学，包括她的朋友坎博，都支持瓦斯康塞洛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弗里达支持第三位候选人佩德罗?罗德里格斯?特里亚纳（Pedro Rodríguez Triana）。*终卢比奥获胜，尽管许多人怀疑选举存在欺诈行为。卡列斯在幕后一直很活跃，获得了“革命*高领袖”的称号，直到1934年，他一直在政治上控制着这个国家。这段时期在墨西哥历史上被称为“*高领袖统治时期”。
墨西哥政局的变化也影响了迭戈的工作生活。1929年，他被任命为圣卡洛斯艺术学院（San Carlos Art Academy）院长，在去欧洲之前， 他曾在该学院学习。他计划对学校课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旨在将其转变为一所现代实验学校，让学生们可以接受各学科的培训，除了课堂上的学习，学生们还要经历长时间的学徒期。但他的全面改革遭到普遍反对，很快被迫辞职。正是在这个动荡的时期， 1929年8月21日， 弗里达和迭戈在科瑶坎市政厅举行了一场市政婚礼。弗里达说她从女仆那里借来了一套衣服， 包括一条长裙、一件衬衫和一条墨西哥披肩，一身印第安人打扮。婚礼上，弗里达的父亲作为她*一的家庭成员出席。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一张关于婚礼的照片和一则简讯，强调婚礼之简单：“新娘穿着…… 非常简单的街头服装，画家里维拉当天一身‘美式风格’的西服，没有穿西装背心。婚礼仪式毫不铺张，整个婚礼在一种非常亲切的气氛下举行，质朴简单，不讲究排场，也没有浮夸的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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