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孔》收入“余秋雨文学十卷”，余秋雨先生以大量的篇幅叙写他与文化大家巴金、黄佐临、张培恒、陆谷孙、张可、王元华等，以及海峡对岸的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等的交往。透过精美的文字，让读者看到这些文化前辈们，在艰难当中的努力、坚持，在门孔里面守护门庭，又在窥视着神圣，这样的一个过程。
余秋雨先生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他重铸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他的著作，至今仍是世界各国华人社区的读书会读得最多的“第一书目”。他创造了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罕见的向心力奇迹，我们应该向他致以*高的敬意。
——白先勇
余秋雨无疑拓展了当今文学的天空，贡献巨大。这样的人才百年难得，历史将会敬重。
——贾平凹
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金庸
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锺书之后，出了余秋雨。
——余光中
余秋雨先生每次到台湾演讲，都在社会上激发起新一波的人文省思。海内外的中国人，都变成了余先生诠释中华文化的读者与听众。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荣誉教授 高希均
余秋雨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他三次来美国演讲，无论是在联合国的国际舞台，还是在华美人文学会、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纽约大学或国会图书馆的学术舞台，都为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搭建了新的桥梁。他当之无愧是引领读者泛舟世界文明长河的引路人。
——联合国中文组组长 何勇
秋雨先生的作品，优美、典雅、确切，兼具哲思和文献价值。他对于我这样的读者，正用得上李义山的诗：“高松出众木，伴我向天涯。”
——纽约人文学会共同主席 汪班
一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 余秋雨翰墨展 》中，有一副我的自叙对联引起了不少观众的注意。联语为：“辞官独步九千日，挽得文词八百万。”
我这一生写的书确实不少。记得那个翰墨展除了展出书法外，还辟出一个几十米长的大厅陈列我著作的各种版本，架势之大，确实有点惊人。
很多观众不相信这么多书居然出自一个人的手笔，总是在长长的壁柜前反复查验、核对，最后找到我，说：“看来您日日夜夜都在与时间赛跑！”
我笑了，说：“我从来没有与时间赛跑，只是一直把时间拥抱。”
“把时间拥抱？”他们不解。
我说：“时间确实很容易溜走，但我不参加任何社团、会议、应酬、研讨、闲聊，时间全在自己身上，那就用不着与它赛跑了。”
确实，我平生没有一本书、一篇文章，是受外力催逼而赶着时间写出来的。写作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是十分自在、从容的事。
当然，呼吸有时也会变得急促、沉重起来。例如在那么多书中，有两本就写得特别挂心，写着写着就会停下笔来，长叹一声，那就是《 借我一生 》和《 门孔 》。写《 门孔 》时，更会在长叹之后产生哽咽。
二
哽咽的声音很轻，但在写作中却是一件大事。
我这辈子承受的苦难太多，早已把人生看穿，绝不会轻易动情。但是，也会在一些安静的角落，蓦然发现大善大美，禁不住心头一颤。
心头一颤，能不能变成笔头一颤？文学艺术相信，心头的颤动有可能互相传递，轻声地哽咽有可能互相传递。即便是最隐秘、最难懂，也有可能互相传递。
眼下的例子就是本书第一篇，写谢晋导演的。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不必细说，但是一发表就有很多年迈的大艺术家带信给我，说他们经历了平生流泪最多的一次阅读。
而且，网上年轻人对这篇文章的点击率之高，也大大出乎意料。
由此可见，文学艺术深处的人性通道，直到今天还没有完全被堵塞。
这让我产生了某种乐观，于是把这篇文章的题目当作了全书的书名。不错，那只是一个小小的“门孔”，却是光亮所在，企盼所在，日月所在，永恒所在。
三
我用《 门孔 》写谢晋，其实并不仅仅写他个人，而且还写了一个事业，一段历史。
同样，当我写巴金、黄佐临、金庸、饶宗颐、白先勇、林怀民、余光中、章培恒、陆谷孙的时候，也不仅仅写他们个人，而是写了一个个事业，一段段历史。
这实在是一种难得的机缘，我平日几乎不与外界应酬，却与那么多第一流的当代中华文化创建者们有如此贴心的交情。那也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与这些创建者们一起，熔炼成了一部最有温度的文化史。
对我而言，这个事实既让我感到光荣，又让我感到悲凉。光荣就不必说了，却又为什么悲凉呢？因为这些顶级创建者大多承受着无以言表的身心磨难。他们急切的呼喊，他们踉跄的脚步，他们孤独的心境，他们忧郁的目光，我都听到、看到、感受到了，因此我也就触摸到了当代中华文化的怆楚隐脉。唯有这种隐脉，才可能是主脉、基脉、大脉，而那些浮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浮脉、散脉、碎脉，甚至根本挨不到脉。
我在论述中国文脉时，对曾经被大肆夸张的近代和现代文学作出了冷峻的宣判，认为它们不仅无法与古代文脉相提并论，而且也远远赶不上已经处于下行时期的明、清两代文学。相比之下，当代反而好得多，因为出现了这部书所写到的这些创建者，而且还有一个更庞大的创建群体，其中包括我的朋友莫言、贾平凹、余华、高行健、张贤亮、张炜、冯骥才、舒婷、杨炼、张欣、陈逸飞、韩美林、吴为山、赵季平、谭盾、刘诗昆、余隆等等，更不必说本来就属于我专业范围的影、视、剧系统了。有趣的是，很多年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基本上处于隐潜状态。即使在哪个社团挂了个名号，也绝不在媒体上折腾。这正契合了我的文化哲学：真正的文脉，总在热闹的背面。阵势豪华的媒体，大多在做相反的文章。
四
这部书，出版后曾被海内外读者誉为“《 中国文脉 》的当代续篇”。与《 中国文脉 》不同的是，这里的每一篇都出自我的记忆。
文学意义上的记忆，是一种生命互馈的深切体验。我在书中，不仅仅是一个视角，还包含着自我坦示。这样，对于我写到的朋友们，也有了一种“彼此交底”的诚恳。
因此，本书的后半部分，是我的娓娓自叙。其中谈到自己与笔墨的关系，与诽谤的关系，特别是与亲爱母亲的关系，篇幅都不短。全书最后，又回忆了我与妻子马兰的情感历程，成为隆重的压卷。这些内容，都是我来不及向书中的老友们细说的，相信他们即便已经在九天之上，也会侧耳细听。
写这些自叙的时候，我停笔的几率就更高了，很多段落几乎写不下去。直到隔了很长时间，心情稍有平复，又陆续写了《 大隐 》、《 安静之美 》、《 寻找 》、《 我也不知道 》、《 刀笔的黄昏 》等短文，作为补充，收录在《 雨夜短文 》一书中。
我深研佛教，当然明白“自己”不值一提。因此，所有这些自叙，都是借“自己”之名，描述了中国文化的万般艰难。算起来，我为中国文化已经历险了数万公里，已经写作了数百万字，已经讲演了半个地球，但它的前途将会如何？我以这些自叙表明：确实不知道。
我相信，我在书中写到的这些朋友，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心态也是同样的迷蒙苍茫。
二○一九年八月
余秋雨，中国当代文学家、艺术家、史学家、探险家。他的《文化苦旅》《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借我一生》等历史文化散文凭借丰厚的文史知识功底、深刻的思考、诗意的文辞引领读者泛舟于千年文明长河之中，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内涵，更以*创性“文化大散文”文体为中国当代散文开辟了新路，以卓尔不群的品质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拥有广泛的影响力。
自 序 / 1
门 孔 / 1
佐临遗言 / 20
巴金百年 / 44
饶宗颐的香港 / 72
巍巍金庸 / 85
幽幽长者 / 94
书架上的他 / 128
欠君三拜 / 155
仰望云门 / 170
星云大师 / 182
“石一歌”事件 / 194
祭 笔 / 209
侍母日记 / 222
为妈妈致悼词 / 232
我和妻子 / 239
附：余秋雨文化档案 / 273
门 孔
一
直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二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
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儿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他听了一震，目光炯炯地看着我，不说话。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三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 牧马人 》、《 天云山传奇 》、《 芙蓉镇 》、《 清凉寺的钟声 》、《 高山下的花环 》、《 最后的贵族 》、《 鸦片战争 》……那么，他的艺术历程也就大致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为探寻期，后一段为成熟期。探寻期更多地依附于时代，成熟期更多地依附于人性。
一切依附于时代的作品，往往会以普遍流行的时代话语，笼罩艺术家自身的主体话语。谢晋的可贵在于，即使被笼罩，他的主体话语还在顽皮地扑闪腾跃。其中最顽皮之处，就是集中表现女性。不管外在题材是什么，只要抓住了女性命题，艺术也就具有了亦刚亦柔的功能，人性也就具有了悄然渗透的理由。在这方面，《 舞台姐妹 》就是很好的例证。尽管这部作品里也带有不少时代给予的概念化痕迹，但“文革”中批判它的最大罪名，就是“人性论”。
谢晋说，当时针对这部作品，批判会开了不少，造反派怕文艺界批判“人性论”不力，就拿到“阶级立场最坚定”的工人中去放映，然后批判。没想到，在放映时，纺织厂的女工已经哭成一片，她们被深深感染了。“人性论”和“阶级论”的理论对峙，就在这一片哭声中见出了分晓。
但是，在谢晋看来，这样的作品还不成熟。让纺织女工哭成一片，很多民间戏曲也能做到。他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大的事。“文革”的炼狱，使他获得了浴火重生的机会。“文革”以后的他，不再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对于一个电影艺术家来说，“成熟”在六十岁，确实是晚了一点儿。但是，到了六十岁还有勇气“成熟”，这正是二三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良知凸现。文化界也有不少人一直表白自己“成熟”得很早，不仅早过谢晋，而且几乎没有不成熟的阶段。这也可能吧，但全国民众都未曾看到。谢晋是永远让大家看到的，因此大家与他相陪相伴，一起不成熟，然后再一起成熟。
这让我想起云南丽江雪山上的一种桃子，由于气温太低，成熟期拖得特别长，因此收获时的果实也特别大。
“成熟”后的谢晋让全国观众眼睛一亮。他成了万人瞩目的思想者，每天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寻找着符合自己切身感受的内容，然后思考着如何用镜头震撼全民族的心灵。没有他，那些文学作品只在一角流传；有了他，一座座通向亿万观众的桥梁搭了起来。
于是，由于他，整个民族进入了一个艰难而美丽的苏醒过程，就像罗丹雕塑《 青铜时代 》传达的那种象征气氛。
那些年的谢晋，大作品一部接着一部，部部深入人心，真可谓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云蒸霞蔚。
就在这时，他礼贤下士，竟然破例聘请了一个艺术顾问，那就是比他小二十多岁的我。他与我的父亲同龄，我又与他的女儿同龄。这种辈分错乱的礼聘，只能是他，也只能在上海。
那时节，连萧伯纳的嫡传弟子黄佐临先生也在与我们一起玩布莱希特、贫困戏剧、环境戏剧，他应该是我祖父一辈。而我的学生们，也已成果累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世同堂”的上海文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而在这“四世同堂”的热闹中，成果最为显赫的，还是谢晋。他让上海，维持了一段为时不短的文化骄傲。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谢晋最大的成果在于用自己的生命接通了中国电影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曲折逻辑。不管是幼稚、青涩、豪情，还是深思、严峻、浩叹，他全都经历了，摸索了，梳理了。
他不是散落在岸边的一片美景，而是一条完整的大河，使沿途所有的景色都可依着他而定位。
我想，当代中国的电影艺术家即便取得再高的国际成就，也不能忽略谢晋这个名字，因为进入今天这个制高点的那条崎岖山路，是他跌跌绊绊走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谢晋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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