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中共的心理战合作_吕彤邻主编_9787547614747

本书系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系列丛书之分卷。美国人所谓的心理战，在中共的概念中就是对日军的战俘工作和敌工工作。当时，中共在延安设立了一所日军战俘中心。该中心被命名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第18集团军开设的大规模日军战俘和宣传机构的核心组织，由日共领导人、资深国际政治活动家野坂参三（冈野进）负责。本书所辑录的71篇延安报告主要由被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埃默森（John K. Emmerson）和阿道夫·苏赫斯多夫（Adolph Suehsdorf）于1944年9月至 1945年5月期间撰写。这些报告是美国官方与中共及日本工农学校在心理战上进行广泛合作的见证，它表明美国曾得到中共明确的帮助，并在与日本作战时采用了中共的某些做法。

导言 [美]埃文·泰勒　　　王波译吕彤邻改编一、延安日本工农学校　　　本书所收集的71份延安报告，记述了抗战时期驻延安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心理战合作。全套报告保存在马里兰州的美国国家档案馆战时新闻部海外情报处中心档案卷宗里（RG 208, Entry 370, Box 377）。同时这些报告的副本也分散在国家档案馆不同卷宗，如战时新闻部海外情报处的其他卷宗，战略情报局外派站点、国务院中心十进制二战亚洲战场卷宗，以及陆军部情报图书馆出版物等卷宗里。　　　美国人所谓的心理战，在中共的概念中就是对日军的战俘工作和敌工工作。当时，中共在延安设立了一所日军战俘中心。该中心被命名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是第 18集团军开设的大规模日军战俘和宣传机构的核心组织，由日共领导人、资深国际政治活动家野坂参三（冈野进）负责。　　　野坂参三于1940年抵达延安，1944年1月协助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联盟。该组织由日本战俘组成，在各个敌后根据地都设有分支机构。当时，中共已将其所有的对日宣传工作移交给野坂参三，将所有的日本战俘置于他的领导之下。正如毛泽东后来对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说的那样：中国人想要写出能打动日本人的传单是荒唐可笑的事，日本俘虏干这事能做得很好。　　　与二战期间的其他战俘营相比，工农学校的情况令人振奋。中共明确表示把日本人当作学员而不是当作战俘来对待。除了从事战时宣传工作之外，他们过着充实和富于创造性的生活。白天上课或自习，晚上开展讨论，听报告。学员们被指定阅读诸如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等政论文，并接受政治思想和时事方面的教育。完成了学习课程的学员被送回前线对其他日本士兵进行政治宣传。根据1943年8月的统计，当时工农学校有135名学员，大多数年纪在24至27岁之间，最小的22岁，最大的45岁。他们中60%的人是产业工人或农民，其他职业包括木匠、渔民、传教士，大多数人的教育程度不超过小学。然而在延安，他们自己织布、经营农场、演戏，成立了一家木匠铺，开了一家合作商店，还成立了一个棒球队。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因为据说日本人的配给要高于他们的中国看守。　　　在迪克西使团到达的最初几个月内，一位美国政府的观察员第一次来到延安参观该校，他对那里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他写道，八路军对待战俘的态度和方式无疑是另类的，甚至有些令人无法理解。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共产党人至少在这件事上奉行了教会爱你的敌人的教义。]这样的语言，难免令这位观察员在描述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源时，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感到困惑。　　　随后，美方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情况做了详尽报道并刻意在所谓心理战方面进行效仿，形成了后来被称之为延安报告的一系列文件。这就造成了一个颇为奇特的局面：中国共产党人把占领中国的日本帝国军队士兵视为兄弟，而与国民党是亲密盟友的美国政府模仿了意识形态对立面的中共对日本战俘的宣传方式。三、中美合作的见证人　　　本书所辑录的 71篇延安报告主要由被派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有吉幸治（Koji Ariyoshi）、埃默森（John K. Emmerson）和阿道夫·苏赫斯多夫（Adolph Suehsdorf）于1944年9月至 1945年5月期间撰写。这些报告是美国官方与中共及日本工农学校在心理战上进行广泛合作的见证，它表明美国曾得到中共明确的帮助，并在与日本作战时采用了中共的某些做法。　　　在延安报告系列的形成过程中，美国政府内的主管机构是战时新闻部，该处在中国的负责人是 F.麦克拉肯·费希尔(F. McCracken Fisher)。当时，战时新闻部经常被称为准军事机构，虽负有协助作战的使命，但并不直接参与军事训练或作战行动。其前身是新闻协调员处，1942年被分别并入战略情报局和战时新闻部。战时新闻部和战略情报局理论上有着不同的职责，战时新闻部负责白色，即真实的宣传，而战略情报局则负责黑色，即虚假宣传。但实际上，这两个机构经常共用资料和人员，延安报告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延安报告是在战时新闻部的指导下，在战略情报局的积极参与中，撰写成文的。今天这些报告的副本分散在国家档案馆的不同卷宗里，可见当年其流传之广。延安报告之所以在美国政府不同机构间广为流传，是因为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在迪克西使团成员中颇有名望，也是使他们认识到美国政府应该与中共建立卓有成效的合作关系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后不到一周，观察组第一任组长陆军上校戴维·包瑞德就向他在重庆的上级转达了野坂参三对美国心理战的意见，并附上了日军战俘制作的传单样本。两周后野坂参三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为美国观察小组全体成员举办了宴会，表演了节目。　　　1944年9月，美国战时新闻部的中国负责人麦克拉肯·费希尔抵达延安进行为期两周的访问。他在后来被称为延安报告的引言中这样写道：我此次延安之行的目的在于考察八路军的心理战工作，以确定美国的对日心理战可以从他们的经验方法中学到哪些东西，并建立有关日军和日本国内情况的信息来源和渠道"路上的见闻给费希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提出如果在工农学校保留一个情报和翻译机构将对美国极其有用，迪克西使团和中共领导人批准了他的这个要求。　　　1944年10月，战时新闻部派遣在中国的四位日裔美国官员之一的有吉幸治长期驻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有吉幸治出生在夏威夷的一个日裔美籍佃农家庭，自称在大学期间受到约翰·斯坦贝克、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于二战期间在曼扎纳尔集中营被美国军事情报机构招聘。在所有迪克西使团成员中，有吉幸治在延安逗留时间最长，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同度过的岁月对他一生影响很大。而他也是延安报告中大量文件的作者。　　　除有吉幸治外，另一位于1944年10月抵达延安考察日本工农学校情况的美国官员约翰·埃默森可能更有名。埃默森是两任在华美军总司令（先是史迪威，后来是魏德迈）的四位政治顾问之一。他是位日本通，在来华北之前就已经致力于研究如何对日军战俘开展心理战这个问题。从1944年4月起，埃默森就驻在印度，参与阿萨姆心理战分队的工作。但是，埃默森担心，英国是印度的老牌殖民者，如果美国和他们之间合作关系过于密切，会影响美国在亚洲人民中间的形象。1944年7月他在密支那附近做了一次为期10天的巡视，之后他在一份写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我们在缅北看到，在被美国和中国军队夺回来的原日占区的领土上，英国人正在趁此机会重新恢复他们的殖民统治。美国已经在这一地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但是如果我们继续听任类似事件发生，就会引起大批当地人反感，我们在当地人民中间良好的形象就会受到损坏。　　　在这种情况下，当埃默森1944年10月抵达延安时，他急切地想从中共发展起来的大规模战俘宣传机构中汲取经验，因为在这里开展工作，可以避免卷入老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人民的冲突之中。在延安住了几周后，他建议美国应该与中共开展 4个合作项目：1）按照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模式发起一个自由日本运动，2）在日本国内鼓励成立地下组织，3）在山东共产党控制地区利用无线电发射机向日本、满洲地区和朝鲜广播进行宣传，4）对日本人进行训练，以便在美国占领日本时让这些人充当美国势力的代言人。埃默森在延安逗留了将近两个月，随后回到华盛顿，并说服美国政府采纳了他根据在华北的观察提出的建议。四、美国版的日本工农学校　　　此外，在当时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尽管其在相关文件中被刻意模糊化处理，但为了将延安报告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还是有必要提一下这个有趣的插曲。埃默森回到华盛顿后，于1945年2月23日出席了国务院跨部门事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在会上他提出由美国赞助成立一个类似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组织。根据会议的记录，委员会的各位成员都在原则上赞同这一计划。据一位国务院的成员称，格鲁先生（代理国务卿）也赞成该计划，并表示对此颇感兴趣。　　　但是美国官员意识到，这个主意源于共产党这一点必须严守秘密，会议记录称，委员会决定，有关延安日俘的问题将一律从当前的谈论中删去，因为这将引起对这一运动政治性质的质疑。埃默森计划将最终被命名为允许海外日本人组织反击日本军国主义政治运动的计划。1945年夏，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陆海军协调委员会等首脑机关均批准了该计划的实施。　　　同年春天，埃默森还提出要美国建立一座类似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监狱。曾去过延安的美国军事情报官员保罗·莱因巴格在日记中对此是这样描述的:约翰·埃默森先生建议给日本战俘提供各种条件，以促使他们在民主的环境中实行自我改造。　　　这个战俘营最终在德克萨斯州的亨次维尔建立，从1945年9月到1945年12月的三个月中，这个机构基本上按照延安的模式对战俘进行再教育。在这个类似学校的环境中，186名日本人在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并接受了大量的意识形态教育。这个战俘营有一套特别课程：战俘们上午上英语课，下午听双语的有关民主的哲学讲座，晚上进行政治学习，阅读日文版的美国宪法之类文件。甚至连用来讨论日本战俘的语言都和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用词如出一辙，每周由战俘营写出进展报告，突出官兵是如何受到平等对待，以便在战俘中培养出一种不断增长的平等意识，使战俘们认识到不论职位高低，每个人都各有所长；战俘之间心平气和的讨论都是公开的，并且对讲座的讨论随着其不断继续而变得越来越活跃。驻延安的迪克西使团的成员也曾经用同样语言描述过延安日本工农学校，这种语言的重复使用不禁令人感到这两者之间难分彼此；允许海外日本人组织反击日本军国主义政治运动的计划或埃默森计划实质上是一个美国版的日本工农学校。五、71份延安报告的研究价值　　　目前海外学术界对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几乎没有学术著作分析美军观察组和这个学校的关系。不过目前已有一些著作以不同方式涉及这一问题。在最近一项以诸如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样的日本帝国企划机构文件为基础的研究中，小代有希子称，日本官员认为中共的宣传内容丰富、构思精心，渗透日军士兵思想的手法颇有成效。而那些研究到过该校的美国观察员的作者，大都认为中共对美国在这方面的影响不大，甚至没有影响。由此可见，这71份延安报告的作用在美国学术界还没有真正引起重视。　　　但是正如本书辑录的延安报告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对中共的心理战战略做了大量的文献记载，并广泛使用了中共建立的日军战俘网络，以便对美国本身对日宣传的方式进行评估和改进。尽管这71份延安报告远远没有公开有关这方面的全部史实，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来美国的确不遗余力地对中共的敌工工作加以模仿，比如按照日本人民解放联盟模式发起自由日本运动，并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启发下，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战俘营。美国有关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相关报道表明，这是美国在中国一个十分成功的战时合作项目，而远非仅仅是迪克西使团和美国在华心理战战略历史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注脚。　　　尽管这 71份文件无法简化为一份简短的概要，但有必要指出几个要点。首先，延安方面所做的最主要的建议就是要美方对信息加以简化，正如一封报告所说的那样，延安经常提出的批评是，战时新闻部想要把过多的内容都塞入传单里，而又不加以任何解释。这一批评建立在八路军几年来与日军作战的经验上。有吉幸治在一份报告中描述了经过多年的抗战后，共产党军队对日宣传的手法是如何发生了巨变，从复杂艰涩到简单易懂。野坂参三对美国宣传材料另一个常见的批评是，应该将普通日本民众与军国主义分子和大资本家区别开来。他这样建议：联合国正开展斗争，要打败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打击日本人民。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军观察组成员是如何通过传记等形式把野坂参三理想化的。其中部分延安报告就是他讲话和讨论发言的记录，其他还有对他生平业绩的描述。许多美国观察员都觉得他不论是人格上还是学术上都十分令人佩服。约翰 ·谢伟思说他是个富于魅力、聪颖的人，头脑机敏……十分健谈，不拘谨、直率、开明。有吉幸治作为一位出身贫寒、政治上活跃的日裔思想家，无疑对这位日共领导人十分仰慕，称他拥有缜密的头脑，有着一种对细节与事实的痴迷，对误入歧途者和被压迫者充满同情。　　　最后，值得思考的是，延安报告的文件在很大程度上本身就是由共产党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文献组成的，许多报告和出版物被直接翻译成英文，在美国战时机构广为流传。其中包括八路军政治部1941年发布的《对敌工作手册》，华北日本士兵代表大会1942年8月的一次会议记录，以及由日本人民解放联盟的一个日军研究组织写的关于1937年至1943年华北日军士气低落的历史分析。延安报告不仅仅是一系列的军事情报文件，而且作为某种跨国的档案，可以把中共领导层、普通日军士兵、美国军事观察员的观点融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每个团体对其他参与者的想法都加以坦诚的评论。　　　通过71份延安报告揭示这个整体的一角，我们抛砖引玉，希望能在今后的二战研究领域中开辟一个新视野。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