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眼中的中共宣传资料1940-1946_吕彤邻主编蔺晓林编_9787547614532

本书系外国观察者眼中的中共抗战：美军观察组延安机密档案系列丛书之分卷，以国共关系为主线，共收录档案文件70 余份（美方报告及所附材料合计为1 份文件），悉数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文件以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前后搜集翻译的中共报告、报刊文章、宣传册、电台广播整理稿及相应的分析报告为主，也包括一部分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在观察组成行前搜集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多由观察组成员搜集、整理，由美国驻华使馆、战时新闻署、美国新闻处等机构负责翻译，经驻华大使馆递交美国国务院。此外，该卷还收录了一批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整理的《远东电台报告》中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件。该批文件主要为（但不限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外英文广播记录（例如1944 年8 月29 日首次监听到延安电台英文广播即将开播的记录）。总体而言，该卷所收录档案文献依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国共关系与政治评估、对日作战与军事情报及延安电台广播记录。

导言

蔺晓林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美国随战事发展逐渐重视中共政权，搜集并翻译了许多中共出版的新闻社论、散发的宣传材料、新华社英文广播等，并于1944 年派遣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到访延安，以进一步考察中共政权和中国局势。在观察组成行前后，美方搜集到的各种公开出版（或广播）材料，是其在当时情况下的重要情报来源，也是其考察某些重大事件或国共关系的重要依托。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不仅有助于考察中共的抗战宣传在美国方面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也有利于印证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实际影响。
一、美军观察组的成行及相关史料背景自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后，美国对日政策日趋强硬，中共对美态度也有所转变。毛泽东根据形势认为：目前不但共产党、中国人民、苏联这三大势力应该团结，而且应该与英美作外交联络，以期制止投降，打击亲日亲德派活动。随后，中共对宣传工作进行了调整，中共驻重庆代表团也多次与美国驻华使馆联络，并向美方提供了一些国共交涉的往来电报英文译稿，希望美国能向中共的抗日活动提供援助，并协助制止国民党可能发动的军事围攻。皖南事变后，由于美国积极制止国共分裂的姿态，中共又主动向美国发出友好信号。周恩来在应邀会晤来华的美国总统特使柯里（Lauchlin Currie）时，向其阐述了中共的内外政策，并通过戴维斯（John Davies）邀请美方派代表和记者访问延安。然而，美国政府一直与蒋介石政府往来甚密，甚至将其作为战后维持东亚秩序的可靠助手加以扶持，并未对中共的友好姿态给予太多回应。美国驻华大使尼尔森·约翰逊（Nelson Johnson）对中共当时提交的文件进行分析后，虽然意识到国共双方必将为争夺中国的政权而发生冲突，但却认为国民党将在冲突中占据绝对优势。不过，除了中共转交的报告、信件外，美国驻华人员也开始有意搜集与中共相关的情报。例如美使馆曾向国务院递回了诸如王稼祥、陈伯达、洛甫等人关于共产党人与三民主义的文章节选等，成为美方了解中共政权的积极尝试。1944 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在亚太战场上一败再败，美国政府亟须对中国战区的战争形势和中国政局做出重新评估。7 月，美国当局正式派遣军事观察组到访延安，开始了为期963 天的观察之旅，以考察中共的实际抗战力量，试探进行军事合作的可能，重估并协调国共关系。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之前，中缅印战区总部军事情报局给观察组列出的军事情报任务清单中，包括搜集华北日军和中共方面的情报，分析共产党对战争所能做出的贡献及其能力的潜在贡献，提供援助共产党军队以增强其战斗力价值的最有效办法和为海陆空军作战提供气象资料等。实际上，美军观察组在搜集上述大部分情报时，得到了中共的大力支持。中共不仅主动将中共军队的部分军事行动和报告提供给美方，还把通过己方渠道获得的日军情报提供给美方，并主动为其安排一系列考察活动，协助其获得了大量敌后抗战的第一手资料。同时，美方人员还通过公开刊载的新闻报道获得大量情报和数据，例如《解放日报》文章中对日本在华军力的评估、日军在华北和华中扫荡次数和军力统计等。此外，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的一个重要政治任务就是了解中共这个神秘政权，并对国共关系进行协调和重估。因此，美方人员围绕国共关系走向搜集整理了大量材料，并撰写分析报告发回国内。其中，部分中共领导人的阐述性文章、报告，例如毛泽东主席所著《新民主主义论》、《解放日报》刊载的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的访谈文章等，成为美方撰写分析报告时的重要依据。通常而言，由中共提交美方的报告或其他材料多由中共译成英文，而由观察组搜集到的材料，多由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使馆、战时信息署或美国新闻处等机构负责翻译。这些材料成为当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尤其是对日作战后期的重要情报来源之一，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中共敌后抗战的具体情况及其与美国的早期接触情况。二、相关史料概况及编选原则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对于中共配合观察组进行的工作长期采取低调的不宣传态度。1947 年4 月，美军观察组成员全部撤离延安，相关人员和史料此后也多受冷落，部分亲共成员还在国内受到了迫害。长期以来，虽然部分学者在研究中曾对相关史料时有零星利用，但对美方档案一直缺乏系统的搜集和整理。近年，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主任吕彤邻教授亲赴美国国家档案馆，主持挑选了一批与美军观察组相关的高质量国务院解密档案，并组织汇编系列影印档案集，将于2015 年起陆续出版。其中，本卷主题为《美国眼中的中共宣传资料（1940 1946）》，共收录档案文件70余份（美方报告及所附材料合计为1 份文件），悉数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文件以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前后搜集翻译的中共报告、报刊文章、宣传册、电台广播整理稿及相应的分析报告为主，也包括一部分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在观察组成行前搜集的相关材料。这些材料多由观察组成员搜集、整理，由美国驻华使馆、战时新闻署、美国新闻处等机构负责翻译，经驻华大使馆递交美国国务院。此外，该卷还收录了一批由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Foreign Broadcast Intelligence Service）整理的《远东电台报告》中与中国相关的部分文件。该批文件主要为（但不限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对外英文广播记录（例如1944 年8 月29 日首次监听到延安电台英文广播即将开播的记录）。在文件编排上，所有文件依系列档案集《凡例》要求，按主文件的成文时间顺序排列。个别文件前附有摘要作前页的，仍以主报告成文时间为准；多个文件作为并列附件被打包呈递的，以呈递报告的日期为准；无呈递日期的以第一份文件日期为准。总体而言，该卷所收录档案文献依据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国共关系与政治评估、对日作战与军事情报及延安电台广播记录。（一）国共关系与政治评估在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之前，即1940 年前后至1944 年，美国自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后日益重视中国战场。美国驻重庆大使馆十分关注国共关系走向和联合抗战的维持，特别是国共双方在皖南事变前后的交涉情况（例如中共中央就新四军遭袭一事谴责国民党破坏联合阵线的声明）。熟悉中国事务的高斯（C. E. Gauss）曾根据情报犀利地指出，日本的压力是维系国共统一战线的必要因素，一旦该条件不复存在，国共两党间的冲突极可能再现，甚至会爆发内战。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后，围绕中共政权和国共关系走向搜集了大量情报（例如中共在陕甘宁和绥远地区的活动情况及地图③）。这些材料是考察美军观察组到访延安使命的直观材料，也是当时美国政府解读中共政权的重要参考，同时为观察中共的抗战工作提供了另一视角，相关研究者也可另寻中文原版进行比对参详。（二）对日作战与军事情报美军观察组的成行，与中国战场形势发展直接相关，因而搜集华北日军和中共军力情报成为观察组军情任务的重心。观察组到延安后，搜集到的与战争进程相关的军事情报数量猛增。同时，中共为打破国民党的消息封锁，也积极向观察组提供敌后战场的情报，以扩大中共抗战的影响力。因而，该部分档案中除了美方主动搜集的由中共公开发布的与战争进程和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新闻报道和广播记录外，还有一部分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重庆总部等转交的关于共产党在各地区军事行动的报告。当然，大多数媒体材料和中共报告前都附有相关美方人员所做的简要分析或总结。（三）延安电台广播记录《远东电台报告》的形成与其他在中国搜集到的材料略有不同，系由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在美国监听整理而成。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的主要目标是为二战服务，保存下来的监听记录还包括中国港澳地区、苏联、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台广播，此处仅收录与中国战场相关的部分。报告中记录的延安电台英文广播，是中共在英国友人林迈可的帮助下架设完成的，可定向美国旧金山播发。 1944 年8 月8 日，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进行试播。8 月29 日，外国广播情报服务处在旧金山监听到了新华社英文文字广播即将正式开播的声明，并在此后的系列报告中连续记录了新华社9 月1 日起的多次英文广播。这些英文广播记录涉及内容十分繁杂，既有时政资讯，也有战事动向，多按电台播发的日期为序记录，可供研究者多方利用。三、相关研究前景及史料价值中共与美国在抗战时期的接触，是中共政权首次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正式外交活动，美军观察组则是首个踏足延安的西方国家的官方代表团。双方进行接触尝试后，并未建立真正的合作关系，反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形同陌路。其中的原因相当复杂，对其进行多角度的分析不仅有必要，而且对当代外交工作、新闻宣传等诸多现实问题都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然而，当前学界中整体讲述中共对外宣传政策②和美军观察组③的居多，探讨观察组细节工作的少。虽然以谢伟思为代表的观察组成员在报告中对中共称赞有加，但却少有系统考察其所依据材料情况者，对于观察组基层工作机制和情报来源的探讨也十分匮乏。同时，中美学界对于美军观察组的研究基本上处于各说各话的情形，缺少双方档案的互证式研究，更谈不上换位解读。当然，这与语言、文化乃至档案利用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是分不开的。其后果之一，便是尽管对中共对外宣传工作及政策进行阐述者颇众，却缺少对方的回应和辅证。例如，中共在抗战时期很重视对美国的宣传工作，但无论中美学界，都很少见到有从美国的角度来深入探讨该问题或考察其实际影响的。《美国眼中的中共宣传资料（19401946）》中所收录的档案文献，为学者考察中共抗战时期的对外宣传如何影响美国，美方如何搜集、筛选情报以及如何反馈等提供了便利，为进一步考察美军观察组的工作机制、探究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基层因素等提供了可能。同时，对美方所选译的中共宣传资料进行考据，并结合中文原版加以比对，不仅能进一步从美国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共抗战的贡献，亦可解读美军观察组，乃至美国政府在当时对中国的关注点，并印证中文报道及广播在被美方译出后所产生的效果，亦即考察中共对外宣传工作的实际效果和影响中美关系的细节因素。另外，档案集中收录的延安电台英文广播记录，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契机。目前国内关于延安电台的著述仍以纪实类为主，而美国学者对中共电台的研究多侧重于宣传方式的考察，缺少中美学者之间的呼应。如能结合中美双方的档案文献，对延安电台的英文广播进行系统研究，不但能完善相关叙事细节，也能从英文广播的播发与收听两方面进行比对考察，进而以国际广播为切入点，探究中共对外宣传在美国所产生的影响，或从心理战和宣传战的角度来考察延安电台广播及中共对外宣传工作。当然，新史料的运用与新视角的发掘是相辅相成的。相信随着国内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中美交流的加强，更多的史料将被发掘，双边甚至多边档案的互证研究也将日渐成熟，中美学术界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必将推动各相关主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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