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本书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资助的《上海史》第一卷，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上海公共租界史。用上海代指上海租界，似乎只有租界才算上海，是那个时代外国著作家的一种典型傲慢，即使一些痛恨殖民主义行径的作家也不例外。三十年代的中国学者已对此不以为然，故卜舫济《上海简史》的中文编译本被称为《上海租界略史》，《被出卖的上海城》译名为《出卖的上海滩》。
这部著作的基本内容和总体价值，熊月之著《上海通史·导论》已有中肯的介绍和评价，读者自会参考，故不再赘言。本文仅对该书曲折的成书过程、写作的特点以及观点见解方面的特异之处，作一些提示的必要。
作者乔治·兰宁1852年出生于英国，1875-1889年间担任上海英华书馆总教习，1890年出任共济会创办的西童公学校长，并在该校移交给工部局后继续担任校长。1907年，兰宁卸任校长，以略低于校长的薪酬接受工部局的聘任，从事上海租界史即此书的写作。但兰宁的进展显然极其缓慢，以致工部局董事会在1916年专门作出决定，要求他辞去其他工作，专心从事此书的写作。1917年5月，兰宁保证在年底完成第一卷，内容下限为1850年。然而翌年1月，工部局再次要求兰宁说明未能按时交卷的原因。从正文中引用了1919年出版的文献来看，正文的初稿应该完成于1919年的某个时间。随后，可能是根据审阅人的意见，兰宁开始补写全书的注释。但他仅补写完前五章注释，就于1920年1月去世。工部局再次研究此事，董事们一致属意著有《中国百科全书》的库寿龄牧师接替兰宁的工作，并可能是鉴于兰宁的教训，明确希望他在三年内完成本书的后两卷，并规定内容下限应为1920年。本卷经库寿龄补完注释、附录，并经工部局董事们审阅后，于1921年初由别发印书馆出版。然而，库寿龄又在1922年6月去世了，内容下限为1900年的第二卷最终由其遗孀完成，于1923年出版。所以，这部《上海史》是未完成的著作。
从本卷由库寿龄完成的众多注释、附录中可见，他对兰宁撰写的正文，即使观点截然不同、或者发现存在明显的计算错误或表达缺陷，也不作丝毫更改，而是一律以注释进行反驳或说明。因此，本卷正文完全是兰宁的个人作品。
本卷的写作风格，至少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偏重追本溯源，喜欢从头说起。本卷共53章，第一部分导论9章，实际上是对于古代中国的某些比较研究。第二部分标题是广州，上海的摇篮，从内容上看，应该是从第10章到第27章，即介绍上海开埠前的中西交往。第三部分应该是从第28章开始，即正式进入上海历史。但可能遗漏了标题，所以现在的第二部分一统到底，完全名不符实。换言之，本卷正文共471页，真正讲述上海历史是从过了一半多篇幅的第248页开始。不但如此，各章对所涉及的大量名物，如商业、丝绸、治外法权……，也存在着类似的不惜篇幅寻根问底的写法，而且往往还要从外国说起。例如，写珠江三角洲，从尼罗河开头；考察丝绸贸易，可以看到嫘祖；叙述基督教在中国，甚至涉及到了耶稣的降生和复活。按照作者的说法，要是准许想象和探索的话，泥城之战的远因完全可以上溯到唐代或者汉代，尽管他抵制了这种诱惑。这种海阔天空、古今中外任意纵横的风格，难免有喧宾夺主的嫌疑，对于不喜欢阅读百科全书的读者说来，很难说是一种享受。一位当年的评论者即不无刻薄的挖苦说，导论中如有专门论述月亮的一章应该更加合适，因为上海直接依靠潮汐的影响。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故意掺水的可能。毕竟，本书叙事截至于1857年，其时上海外人社会的规模最多不超过千人，值得载入史册的内容确实有限。
第二，偏好以论带史，忽略甚至常常故意淡化对基本史实的陈述。兰宁知识渊博，视野开阔。他的追本溯源，往往就是从欧洲史、英国史角度的比较观察和评论，当然，也有其他方面的评论，包括对宗教、英国国内政治问题的借题发挥。完全可以断定，评析月旦，阐释各种的个人学术见解和抒发强烈的个人胸臆，就是他的主要旨趣所在。因此，与这种评论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历史发展大致过程和基本史实，他往往惜墨如金。也就是说，他很少试图把故事讲述完整，或者交代清楚。尽管此书篇幅浩大，尽管从引证资料来看，有理由相信他熟稔史实，但很多基本的历史梗概或重要事实，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只字不提。例如，如果不熟悉鸦片战争历史的人，读了讲述那场战争的第20章，肯定不会知道他到底在说些什么。他用一章篇幅完整记录的吴淞之战，甚至没有提到英军到底动用了多少兵力。不同的史家对于应该还原哪些历史细节，当然会有不同的选择。但兰宁的这种偏好，肯定不适合这一领域的入门者，则毫无疑问。就像不熟悉《资治通鉴》或者基本史实，很难以《读通鉴论》为入门读物一样。具体而言，了解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涉及的基本史实，应该是阅读此书的必要条件。
同时应该指出，大概也就是由于这种论重于史的偏好，全书的内容安排颇有凌乱之感。常见的问题，就是叙述很少讲究时间顺序，常有颠三倒四的感觉；相关的史实散见于多章，一些章名与内容脱节；有些观点、例子、甚至故事经常重复。如在广州被处决的意大利水手德兰诺瓦的故事讲了三遍；李泰国是李太郭的儿子，也提了三遍。有些重复甚或前后抵牾。例如，第15章称卡洛斯四世银元最值钱，号称老头；第45章却说卡洛斯三世银元是最值钱的老头，卡洛斯四世银元是新头。实际上，就历史撰述的严谨性而言，此书不无瑕疵。译者深感头痛的，就是对征引论著名称的写法过于随意，常常短斤缺两，甚至写错了他自己发表论文的刊物名称。
第三，有些表述、尤其是批评比较隐晦。这是本卷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感觉，也是译者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不知是假定读者都像他一样对史实了然于胸，把话说清楚会有辱读者智商或有损自己的文学形象，还是一种其实含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作者常常故意用某种委婉的、暗指的、或省略的方式，来表达一些并不众所周知的史实、人名、书名。例如，如果没有读过马士的著作，或者库寿龄的补充注释，一般人根本不知道被一笔带过的 席次之战、白旗事件是什么意思。如果不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也不会明白说要保护比利时，然后马上灭了它其实是在顺便抨击德国。兰宁文学修养深厚，行文中不但大量引用《圣经》等英文名著的典故，有时还会进行不露声色的讽刺挖苦。如在抨击基督教时，称尽人皆知，欢迎的热度与友好的程度成反比；为了形容中国官方对外国领事的憎恶，还装作一本正经考证的样子说，领事的中文词根可能是搜、司、或者唆。
简言之，这是一部文学色彩特别浓厚、充斥着论断评判而非讲述论证的史书，而且是体例明显松散、难免漫不经心嫌疑的史书。
至于作者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熊月之教授的说法一针见血，此书是受工部局资助写成的，立论从租界出发。更确切地说，是从英国租界出发的。与当今史家喜欢标榜中立客观不同，作者在书中坚持以第一人称代指英国，我们或我们的，通常就是英国或英国的，立场绝对鲜明。尽管作者对具体的英国政府、政客、官员不无微词，但在辩护英国殖民主义行径的说教方面，却往往并无温柔敦厚的风度，有时甚至粗鄙到了厚颜的地步。例如，断言英国从无对外扩张领土的愿望，占领印度完全是出于对在印荷兰人法国人的反击；力辩英国从未把鸦片强加给中国，鸦片战争的说法完全来自传教士的杜撰，应该称为平等战争；觍颜宣称唤醒中国的精灵王子是带着最亲切友好的意图而来的，虽然一身战争披挂，最大隐衷却是和平，等等。这当然是一种可以理解的政治正确。《工部局董事会会议记录》表明，此书出版前，确实经过了全体董事的审阅。要这些上海脑筋的典型代承认自己的立足点完全没有道义基础，当然无异与虎谋皮。尽管随着时代的潮流，殖民主义已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历史博物馆，但这种不足为道的老生常谈至今仍然不失其思想史素材的价值，却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作者也有一些不同凡响、甚至令人惊讶的观点和思想倾向。
第一，对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有很高的评价。本卷的学术基础，显然是到那为止的西方汉学。作者据此采撷或提出了一些颇为惊世骇俗的观点。他坚执中西文明同源的信念，自己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语言学研究论文，坚决反对把中国视为另类的某些流行看法。他几乎是在喋喋不休地强调，历史上的中国已经达到了高度的文明标准，至少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欧洲、尤其是英国。中国有充分的理由为自己的过去而自豪。至于中国现在的落后，他认为主要是由于地理位置的隔绝，处于新观念的传播圈之外，从而由停滞走向了倒退。而且，西方谴责最多的中国弊病，包括吸毒、腐败、酷刑等等，在他看来其实也都是西方、至少英国曾深陷其中的弊病。他们的缺陷，就是我们的缺陷，他们的恶习，就是我们必定承认的罪过。 他为此列举了大量有关英国的事实，包括一些个人的亲身经历。他的结论是，中西之间今后的友好交往，需要以相互了解而不是相互无知为基础。不但如此，他甚至一再设问，英国的真正崛起，也就是一个世纪以来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有第二个国家呢？一百年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这些曾经的一家之言，也许仍然是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表现出强烈的反基督教倾向。在本卷中，作者明显偏离上海史、中国史的主题，用相当大的篇幅表示对基督教、特别是其基本教义的不屑。他认为科学已经证明，从来就没有堕落，也没有神迹，因而言词激烈地抨击基督教对思想的禁锢和对华传教的荒唐。他推崇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理由，就是孔子乃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不可知论者。中国因为没有《圣经》，所以逃脱了正教强加给欧洲的诸多苦难。实际上，他对天主教和新教一概表示蔑视，举发传教士的劣行，冷嘲热讽，不遗余力。例如，他声称，没有用刀尖把鸦片强加给中国，传教却是凭借着真正的炮舰，因而，鸦片要比这样传播的有关基督教的真理干净得多。他引用新教传教士的说法，影射徐家汇天主教学校是在偷运孩子。甚至在提到租界圣三一教堂的大钟不准时，都要奚落一句罪人们按照每周航运的信号而行，圣徒们遵循靠不住的教会大钟。他还暗示，中国官绅对西方的警惕、排斥，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教士的活动引起的。这是否与兰宁的共济会背景有关，尚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兰宁不但是共济会出资的西童公学首任校长，而且在本卷中还用一定篇幅介绍了上海共济会的早期活动。但即便如此，一部官方正式资助的史书中出现这么强烈的反基督教情绪，却无论如何令人惊讶。至少，这提出了一个工部局与传教士、大班们与宗教信仰存在着怎样关系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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