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名臣卢象昇研究_龙腾_9787510878527

本书为作者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明末名臣卢象昇的综合性研究。作者联系卢象昇的生活背景，对他生平中督理临清仓、任职畿南三郡、抚治郧阳，由巡抚湖广到总理五省，再到总督山西军务等生平经历进行了评价，后又重点对其军事策略、屯田措施和官场同僚关系的处理进行了研究。本书对卢象昇的研究，史料翔实可靠，观点中肯恰切，是较为客观的的卢象昇研究专著。

　　龙腾硕士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后考取我们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博士生，跟随我读博士学位。毕业论文选题我们一起商定，研究明末宣大山西总督卢象昇。
　　明代博士论文选题，应该说范围很广，人物研究也是选题之一。以明代历史人物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比较理想的选择方案，一般应选取对明代有一定影响的人物；研究资料比较丰富，最好有文集或奏议汇编；履历丰富，功业突出；人物评价不至于太纠结。当然，不少明代人物选题，已有人做过。典型与否，都是相对的，对于博士生来说，选题时注意扬长避短很重要。
　　龙腾文笔很好，长于叙事。这也是选取历史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之一。
　　龙腾以明末名臣卢象昇为博士论文选题，经过资料搜集和实地调研，完成了博士论文写作。在其博士论文中，概述了卢象昇生活的时代背景，考察了卢象昇的生平仕宦经历，研究并分析了卢象昇军事策略、屯田成绩、标兵建设以及官场中的上下关系。
　　研究人物离不开时代背景的照应，历史人物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作用，只有了解当时的背景，才能更好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龙腾在第一章宏观地交代了卢象昇所处的时代背景。
　　人物研究自然要研究生平履历。龙腾系统考察了卢象昇不同时期任职经历、推行的措施、主要政绩等。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往往涉及所任官职及该官职掌。龙腾在博士论文及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中，探讨了卢象昇历任官职的职掌，结合职掌考察其居官作为及主要政绩。这样的处理，有助于增强人物研究相关内容的深度和学术底蕴。
　　卢象昇是明末军制建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85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卢象昇疏牍》，为我们研究卢象昇以及明末军制若干问题提供了便利。卢象昇居官后期，明末大起义风起云涌，清军（后金）多次进攻关内。明王朝的统治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他人生最后的任职是宣大山西总督。任该职期间，他在宣大三镇推进屯田，特别是整顿军屯颇有成效。
　　明代军屯从地区或屯军来源分，主要有卫所屯田、边镇关营屯田等。从军屯组织形式分，包括卫所及关营等军户屯田、军伍集体营田等。关于营田的解释，有不同说法，王毓铨先生解释为士兵集体耕种为营田（王毓铨：《明代的军屯》，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8页）。依此标准看，卢象昇直辖的宣大总督标兵带头屯田，为明代军队营田典范。
　　卢象昇对标兵的建设也值得研究，龙腾在本书中专设一章，研究卢象昇编练标兵的经过及成效。明代标兵始设于嘉靖二十五年，创立者为嘉靖问宣大总督翁万达。
　　明代军制起初以卫所制为主，随后卫所军分别承担屯田、守城、巡捕、造军器、漕运、边操、京操和海防等多项任务。其中，防守和常操等军队由总兵等镇戍将领统领，随后这些选自卫所（也包括招募等）的防守、常操、作战军队南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和守备等分别统领。总兵负责一镇防务，副总兵协助总兵，参将分守一镇下面的分辖区，称为一路。其下守备等负责某一城堡附近防区，直接对参将负责。游击将军往来增援，一般听总兵及巡抚节制。隆万时期，蓟镇增至三协，协守副总兵相当于原来的分守参将。随后北边其他镇也不同程度设立了协守副总兵。
　　总兵直辖军队称正兵（在督抚标兵设立后改称标兵），副总兵直辖兵马称协，参将直辖兵马称为援兵，守备等所统兵称守兵。起初督抚无直辖的标兵，但督抚也是文职将帅，无直辖兵马情况下可能出现弹压不力、难以赴前线指挥等情况，于是在嘉靖二十五年前后宣大总督标兵建立，随后巡抚等也建立标兵，其他官员或机构也设标兵，标兵有“泛滥”倾向。督抚标兵在其设立后，成为边镇精锐，参将等所统军队素质和地位有下移趋势。

　　明代的屯田形式大体上分为民屯、商屯和军屯三种，而以军屯最著。边腹地屯守军比例略异。《明史》有载：“其制，移民就宽乡，或招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而军屯则领之卫所。边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代的卫所军制，实质就是寓兵于农、守屯结合的军事制度。卫所屯田的目的就是尽力满足军粮所需，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言“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以屯养军是检验卫所成绩的重要内容，也是卫所兵制的基本特点。有明一代，军屯是历时最久、影响也最大的一种屯田方式。各卫所平时除了屯田任务外，还有守御地方之责。朱元璋曾自夸道：“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此言虽过，但也说明，明初屯田，为解决军粮供应确实起到了较为积极的作用。
　　从宣德到正统年问，军屯制开始衰落下去。从屯田亩数的大量减少，可以窥见军屯衰落的事实。《明史》载：“万历时，计屯田之数六十四万四千余顷，视洪武时亏二十四万九千余顷。”李三谋曾总结军屯衰落之原因：其一，生产力低下，屯军的赋税过重。有的军屯之田处于偏远地区，尤以是北方边镇，这些贫瘠之田产量较低，往往导致屯军劳而无获，难以承担正粮、余粮的赋税重担。其二，生产资料的缺乏和生产条件的恶化。一方面是主要的生产工具耕牛的供应严重不足；另方面是政府无力进行必要的水利工程的修建。其三，地方武官、监军太监、地方豪右等占田占役状况，到明代中后期愈来愈严重，这是破坏军屯制度的最为致命因素。
　　除了军屯外，商屯和民屯也是两种重要的屯田形式。商屯其实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民屯。明初，为解决边地军粮，政府利用所垄断的食盐专卖权，规定商人可输粮到边地以换取“盐引”，作为贩卖食盐之凭证，到指定盐场支盐并到指定区域销售，此项制度称为“开中”法。后来，有些商人为节省输粮成本，干脆雇人屯垦于边地粮仓附近，将收获之粮就近缴纳换取盐引，这就是商屯之来历。商屯对边粮供给有一定的补充作用。时人刘应秋对商屯评价较高：“商人自募民耕种塞下，得粟以输边，有偿盐之利，无运粟之苦，便一；流亡之民，因商召募，得力作而食其利，便二；兵卒就地受粟，无和籴之扰，无浸渔之弊，便三；不烦转运，如坐得刍粮，以佐军兴，又国家称为大便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弘治年间兵部尚书叶淇实行了“开中”盐法改革，使得巨商豪富可以纳银代军粮换取盐引，使得商人以屯田补给军粮的兴趣大为减弱，商屯也渐趋衰亡。
　　民屯也是明代一种较为重要的屯田形式，由地方政府负责管理。明初，相对军屯来说，民屯的规模和影响是十分有限的。民屯有三种组织形式，如《明史》所载：“移民就宽乡，或召募或罪徙者为民屯，皆领之有司。”一是移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屯种，这在明初时较为常见；二是招募人民屯种，虽说自愿，但和移民屯种一样，具有明显的强迫性；三是徙罪犯到某地屯种。民屯的是以屯为基层单位，一屯即一里，下分十甲，类于里甲制度。李三谋认为，弘治以后，军屯和商屯已经衰落，但民屯却稍有发展。
　　明末，由于国内起义频繁和辽东边患不断，军粮缺乏十分严重。此时，恢复和整顿各种形式的屯田尤其是军屯，具有较强的迫切性。卢象舁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多次大举屯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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