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_（美）艾恺（Guy S. Alitto）_9787521304268

《*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艾恺先生的成名作，也是海内外首部研究梁漱溟的专著。本书深入考察了梁漱溟的成长背景、思想发展轨迹、重要社会活动，并将之置于世界性反现代化思潮的大背景下予以解读，是了解梁漱溟、透视梁漱溟所处时代的好著作。

中文版序言在人们的脑海里，梁漱溟有四种形象：哲学思想家、乡村建设运动领袖、政治上的中间派以及20 世纪50 年代知名的受害者。不过还有一点应予补充，梁漱溟也曾就此提醒过我们。他自谦地说，“我不是学问家而是实干家”。这是他的独到之处。他不同于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从不“坐而论道”；他总是思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当只有二十几岁的梁漱溟成名时，正值具有重大意义的“五四”时期。对于这个时期，各国史学界无例外地给予重视。然而梁漱溟虽是该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例外地没有像别人那样受到注意。不单在中国是这样，美国亦然。美国史学界研究中国史起步较晚，直至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方面的著作尚付阙如。华裔学者周策纵60 年代写了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史》），才提到梁漱溟，但也只有一页半，仅限于介绍梁漱溟早年作品《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拙作《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是海内外第一部梁漱溟评传。同时代的梁启超、胡适、李大钊、鲁迅等，都有人作了传记，甚至不止一种。美国人认为胡适是“五四”时期的主要思想家，这和胡适与外国联系不无相关。外国人容易知道他、理解他。胡适、李大钊和梁漱溟是同时代的人，而且李氏和梁漱溟还是好友。美国人在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时，首先注意到了李大钊。这当然不难理解，人们自然会注意站在左右两翼突出位置的历史人物。梁氏终生被看作近代中国的保守派，或者“文化守成主义派”，且又不属保守派中的最杰出者。说到“五四”时期，人们可能提出梁启超、张君劢或某个人为保守派的主要代表。梁漱溟的思想在当时（“五四”）己被评定为保守，赞同他意见的人寥寥无几，多数人则不免先入为主地予以忽略。作为20 世纪40 年代政治中间派的关键人物，梁漱溟往往鲜为人知。张君劢常被看作起主要作用的人物。张氏研究西方政治，又于1953 年写了The Third Force in China（《在中国的第三势力》）的英文专著，并领导着一个中间派的民社党，因而大家知道他的作用。梁氏说过，他参与政治，完全是为了调解国共冲突，一旦国共冲突已无可避免，便决意退出现实政治。这和许多人的涉足政治很不一样。在50 年代受到粗暴批判的人相当多，不过情形并不一样。例如胡适，对他的批判甚猛，但他却身居海外，不受触动。梁漱溟则不然了，只因他具有罕见的定力，抓住一次次政治运动的间隙，才完成他的《人心与人生》及其他相关的哲学著作。他后半生的著作，由于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是在他辞世前不久才得以出版。这既可庆幸又可惋惜。我研究梁漱溟先生既与偶然机遇有关，又与个人性格有关，也和美国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逐步深化的总体趋势分不开。费正清先生在美国是研究中国的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是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并影响到中国开始，渐进深层，直至研究中国本身。进入五六十年代，受他的影响，我们这些研究中国的后学，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路数。 60 年代初，中国集中批判杨献珍和周谷城。颇为偶然地，这却成了我研究梁漱溟的机缘。在阅读那些批判文章时，我第一次看到梁漱溟这个名字。当时台湾不允许公开出版梁漱溟等身居大陆的学者的著作，而在台港探访梁漱溟早年的学生时，他们也不知道老师的现状。我是在美国和中国台港地区搜集梁漱溟的资料的，可见封锁还是很严的。在美国的图书馆中虽然有关于梁漱溟的资料和他的一些著作，但学界对他实在很陌生。只是在The Last Confucian（《最后的儒家》）出版以后，注意他的人才渐渐多起来。例如费正清在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美国与中国》）第三次再版时，便加进了有关梁的述评。我曾于1973 年首次访问中国大陆，那时正着手撰写《最后的儒家》。一到北京，我就多方打听梁先生，渴望见到他，但是每一个被问到的人都难以回答。1980 年夏天，我终于如愿见到梁先生，使我惊喜的是，他几乎与我想象中的那个人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漱溟的表里如一，读其书如见其人。只是到了这一天，我才确信自己成功了：我的书抓住了梁漱溟思想的要义，反映了他的人品。在约半个月的访谈中，我发现在拙著中有少许事实出入，这在第二版中都得到了纠正。此后我多次访华，和梁先生又长谈过一次。不过，我把大部分精力用于在山东邹平作长达数月的实地访察，了解当年这里乡村建设理论实验的经过和成效。梁先生过世后，我觉得，我对他的评价应作一些改动。现在看来，我对他所提出的世界文化三个路向和乡村建设理论的意义评价偏低。通常，一件事做成了，人们会说那是对的；一件事没有做成，人们就说那是错的。但是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我愿借作序的机会解释一下——为什么称梁漱溟为“最后的儒家”。在近代中国，只有他一个人保持了儒者的传统和骨气。他一生的为人处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梁漱溟是一个文化守成主义者，他的思想在当下不易为人们所接受。不过，一百年后回顾20 世纪中国的思想家，或许只有他和少数几个人才经得住时间的考验，而为历史所记住。拙著最早由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1979 年出版，1986 年修订再版。2013年正值梁漱溟先生诞辰120 周年，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吴浩先生邀我将中文版修订再版，以为纪念，我欣然同意。王宗昱先生与冀建中女士在翻译、引文查证与核实等方面做了大量辛苦的工作，我在此译本基础上，就术语的表达、文意的纠偏和事实的确认，作了进一步的修订和完善。当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读者方家教正。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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