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与批判_冯露著_9787520157018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实证与批判作为文化研究的方法究竟呈现一种怎样的关联？两者如何共建一种方法论范式？本书以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为“理论事件”的切入点，重返方法论论争的历史现场，探究学派合作的内在动因，反思不同观点的辩证融合之道，进而揭橥文化研究史上这一重要“理论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为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视角和理论资源。

序作为方法的文化研究一般来说，每一门学科不仅要有自己的研究内容或对象，还需要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这一点对于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文化研究来说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因为，按照传统的学科定义，一门学科必须要有比较固定的研究内容或清晰的研究边界，而文化研究则不然，它到处伸展延异，几乎浸入所有领域，正如当代媒介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一样。研究内容的模糊和研究边界的漂移，一方面使文化研究充满了活力，另一方面也使其处于居无定所的尴尬境地，我想，这或许可以作为英国伯明翰学派“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被校方解散的一个原因。这是从一门学科的研究内容来看，如果再从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来考察，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模糊混沌。应该说，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境况，对于内容与边界都比较模糊的文化研究来说，要想确定一个相对明晰有效的研究方法，自然是一件难上加难的事情。我们看到，一直倡导非学科化、非体制化的文化研究势必会造成其研究内容、研究边界及研究方法的模糊混沌，这已经成为文化研究不断招致人们质疑和非难的重要原因。在面对质疑与非难时，文化研究也在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辩护，辩护的重要理由是申明“文化研究的用途”。从内容价值或功能用途方面为文化研究存在的合理性辩护固然重要，但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尽管文化研究主张非学科化、非体制化，但它毕竟还需要在大学体制中生存），它的研究方法是什么？或者说，文化研究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吗？诚然，我们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可能不像“文化研究式”的追问，但在我们看来，对于文化研究方法的思考依然是十分必要的，正如不断申明“文化研究的用途”是十分必要的一样，反思“文化研究的方法”同样十分必要。传媒技术的创新发展推动大众文化迅速兴起并广泛传播，人们的信息方式、文化方式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媒介文化、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思想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视域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面临着诸多疑问和困惑：文化研究的立场应如何选择？文化研究的用途是什么？文化研究的边界该如何规划？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有哪些？上述问题是本书要回答的重点。一开始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对文化研究方法进行梳理和研究注定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特性决定了它很少谈论方法论问题。当然，我们也意识到，方法问题对于理解文化研究依然是十分重要且不可回避的问题。后来，一个曾经发生在文化研究史上的重要“理论事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这就是20世纪30年代末发生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在我们看来，回顾和反思这一曾经发生的“理论事件”，对于更好地理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众所周知，在理论和理论性话语时代，任何单纯的学理分析都不足以系统地解释人类精神世界的文化变迁。文化研究以整个媒介社会为对象，是内含无数批评角度的立体、开放的理论空间，也是学者们跨出封闭文本并步入社会性文本的综合性研究。这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回应，表达了学者们试图理解并解释这些变化的学术追求。同时，文化研究者已经无法沿用以往的批评模式和方法来进行新的研究和阐释，跨学科研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因此，本书融合哲学、文艺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理论知识，以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在文化研究上的方法论论争为“理论事件”切入点，重返方法论论争的历史现场，探究学派合作的内在动因，反思不同观点的辩证融合，进而揭橥文化研究史上这一重要“理论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为重新审视当代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视域。本书在研究旨趣和研究视角上呈现了思辨性分析和整体性反思的研究特色。霍克海默曾言，批判的时代需要批判的哲学，社会批判理论正是现时代的批判哲学。因此，文化研究首先必须是批判的。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工业追逐利润，依靠技术进步操控大众文化，导致文化的平庸化、模式化，批判是必不可少的文化守护方式。媒介文化作为文化的媒介呈现方式，是出现在传播活动中的社会文化现象及诸种系统的组合。因此，文化研究与传播研究存在明显的伴生关系。这种关系植根于“传播”在现代媒介语境中逐渐凸显的上升史，其发展源于两点：一是20世纪以来现代传媒业和媒介文化的突飞猛进；二是现代传播研究的思路演变。从此意义上说，文化研究方法呈现两个重要维度：实证维度和批判维度。实证维度的文化研究主要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如定量分析和个案分析，致力于媒介效果的提升；批判维度的文化研究注重“价值分析”，运用人文学科的理论框架对“文化产品”“文化现象”进行基于人文主义的价值分析。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阿多诺在广播音乐调研项目的合作中开启了媒介文化研究的先河，将文化和传播纳入社会、政治及历史的总体研究视野，同时将批判理论与实证方法运用于对传播价值和效果的研究中，丰富了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取向。因此，“文化研究”虽然以人文科学为入口，但其在发生之初即注重批判与实证方法的结合与互补，而非彼此对立或绝对否定。从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来看，描述和界定实证与批判之争大致可以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认识论模式；一种是批判理论模式。沿此路径，我们认为，认识论模式是以科学实证主义准则来规定人文社会科学，将人文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致使其理论成为社会客观事实的逻辑归纳和总结，因此，客观科学的价值中立是它所标举的理论立场。与之相反，批判理论模式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僭越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认为理论的任务并不是镜式地反映客观实在，而是应以人类的生存意义追求为价值取向，直面生命存在的矛盾冲突和现实社会的不合理性，对现存社会关系进行质疑批判。这两种路径均为媒介文化研究的有效途径。从实证研究的学术实践来看，实证由于其“科学的世界观”中对于科学化、经验、逻辑架构的强调，符合学界强调文化传播研究是一门科学的研究基调，对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的影响极为深远。从批判理论的学术实践来看，20世纪中期以后，大批后现代思想家继承了以批判为媒介文化研究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学说，其中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詹姆逊、鲍德里亚等后现代文化理论家用否定、解构、颠覆来代替肯定、构建、存在，进而瓦解理性的理论基础。这种对理性的消解，构成了后现代媒介文化批判的理论来源，也确立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人文主义倾向。尤其是在“后理论时代”来临之时，这种批判的理论传统和评判尺度，使媒介文化研究获得了应对急剧变化时代的阐释能力与批判向度。由此可见，实证与批判从学理和实践上均呈现出一种建构性勾联，如果将实证与批判视为一个变化和矛盾的整体进行考察，可以大致系统而完整地认识这一对象。从哲学层面而言，实证与批判属于本体论和认识论之间的对立和差异，很难进行协调和统一。然而从方法论角度来看，二者同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方式，对立性便没有那么明显。实证与批判作为大众文化的研究方法，具有反对形而上学的共同哲学旨趣，面对大众文化的物化形态，呈现融合态势，即科学方法与人文精神的辩证融合、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辩证融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辩证融合、经验描述与反思批判的辩证融合、现实实证与意义阐释的辩证融合。这一融合可以发展为一种更为开放的学术建构，即在文化研究中以批判为基础、实证为手段的大众文化研究观。文化研究如果在前提预设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新的视角将在双方的接位中产生，赋予文化研究以新的活力。本书是冯露在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不断修改完善后出版的学术成果。想当初，在确定论文选题时，我们特别征求了北京师范大学赵勇教授的意见，他不仅对选题予以了充分肯定，还提供相关研究资料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设性意见，在此表示特别感谢！在博士学位论文写作中，冯露历经四个春秋寒暑，出色地完成了最初的研究构想，并因此获得辽宁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荣誉。此情此景，今天回忆起来依然有令人感动的意绪。方法(method)一词源于古希腊，其原意有沿着某条道路运动前行的意思。我想，对于冯露来说，本书是她走上学术道路的一个开端，期待她不断找寻有效的方法，坚定沿循正确的道路，在学术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宋伟 2019年8月于沈阳前　　言现代传媒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推动大众文化迅速兴起并广泛传播，人们的信息方式、文化方式与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机械复制时代”的来临，媒介文化、文化工业、消费文化等大众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学术思想界持续关注的热点议题，不同思想学派的诸多理论家从各自的价值立场和方法视域出发，对大众文化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作为一种新兴的跨学科研究，大众文化研究面临着诸多的疑问和困惑：文化研究的立场应如何选择？文化研究的用途是什么？文化研究的边界该如何规划？文化研究的方法和路径有哪些？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悬而未决。有关大众文化思想史的梳理便成为我国学界关注的热点。同时，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文化研究方法也进行了不断的反思和调整。其中，实证专注于“效果研究”、批判专注于“意义、价值研究”的传统认识被不断强化，并且迫于学科建制的需要，实证与批判被人为划分为对立的两极。对于实证与批判的关系如果仅仅从学理角度剖析，则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迷雾，如何让学术研究落地并找寻到恰当的切入点是学术研究被重新赋予活力的一条途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拉扎斯菲尔德（P.F.Lazarsfeld）与阿多诺（T.W.Adoron）曾针对广播音乐研究项目发生过一场实证与批判的方法论之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实证与批判关系的切入点。这一方法论事件，对批判学派与实证学派的划分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而这种划分也恰好影响到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分野，几乎所有有关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传记、学术史，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两人的这场论争。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者都止步于事件的事实描述，尚缺少更为深层的理论关注，即冲突双方各自的学理基础、学术立场、历史情景及个人性格如何影响了这场论争。这一理论事件为我们探讨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辩证关系提供了一个考察、反思的切入口。从这一理论事件切入，本书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返回学术论争的历史现场，实证与批判在文化研究中的真实样貌如何？学术进步需要怀疑力量和批判精神，实证能否参与其中共建一种理论范式？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是否针锋相对，有无相似与交互？这都是还原知识主体及其历史样貌而需要严肃考量的学术问题。由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固化认知也是本书批判的对象。返回实证与批判的历史现场，从方法论高度对这一事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进行深入研究，对我们今天重新探究文化研究方法具有学术思想史层面的价值。因为，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状况的深刻变革中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思想命题和理论命题，正是这些命题构成了当代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内容。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化研究的文艺思想史意义。阿多诺提出的文艺领域中的音乐问题是这一文化研究问题的发端，其对同一问题所采用的不同方法，反映了大众文化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实证关注的是事实，是事实判断，多采用定量的方法追求效果；批判关注的是意义，是价值判断，多采用定性的方法探索人是什么的问题。这两种方法在文化研究中都有优势与局限。优势在于实证可以为理论提供经验的事实，倾向于肯定大众文化及其体制；而批判可以为人们提供理想的星空，但是实证方法有时难免陷入数字、计量的无情感状态，从而忽视人本身及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等因素。比如，我们看到大众文化将人视为物，采用计量、测量等手段进行分析，甚至加以影响和操控，使人迷失在大众文化的虚假幻象之中，丧失了独立的思考。而批判又往往过于思辨，容易陷入形而上学的迷雾，或者二元对立的划分，使批判刻意回避实证，从而失去了经验的支持和检验，这种倾向所产生的后果是对大众文化一味地指责和批评，认为其一无是处，是精神的麻醉剂。而两者结合，恰恰提供给我们全面认识文艺现象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在实证方法所提供的经验事实中，对文艺现象有一个较为接近事实的认识或接近科学的考量；在这一基础上，运用批判的方法，不放弃文艺中不可或缺的艺术性追求，使批判理论落地。这是因为，文艺是人的实践，而人是复杂的，人的精神与情感是无法完全用数字计量的。如同康德所提出的艺术是人类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提供给人真正的自由；也如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人道主义那样，达到人的自我完善，只有实证与批判的结合，才是文艺研究、文化研究与时俱进的方法。那么，回到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实证与批判之争这一问题中来，他们提出问题并在后来的实践中证明了实证与批判方法论融合的可能性。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的合作、其学生卡茨的研究，以及哥伦比亚学派其他成员的努力和成果，如赫佐格的研究等都说明了实证与批判是可以融合的。那么，就阿多诺而言，他在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结束后，运用经验的方法，与他人合作完成了《权威人格》这一著名成果。在此研究中，他针对大众中存在的极权主义现象，使用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方法，摆脱了纯粹思辨的局限。此外，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不拒斥实证方法，并将其与批判方法结合，甚至在二战结束后，将实证的方法带回德国。所以，在文化研究及文艺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结合不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也是可以被运用并取得成果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化研究的文化思想史意义。文化研究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不仅关注文化的内在价值，而且关注文化的外在社会关系，具有游走性和跨学科性。本书着力于探讨文化研究方法及用途，尝试说明文化研究的学术追求和理论旨趣，并将关注的焦点投向社会与大众。因此，需要明确的是，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之关系研究并不单纯针对文学艺术领域的文化现象，而是可以置于当代文化思想领域的重要议题。作为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理论建设置身于大众文化勃兴这一更为宽广的时代背景之中，其理论反思直接面向当代社会现实，积极参与确立了新时期的思想方式和言说方式，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当代化方面做出了积极的理论贡献，丰富了当代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内容。因而，应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回顾和反思实证与批判对媒介文化发展的历史影响，对理论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化研究的学术思想史意义。文化研究是理论与事件互动生成的实践性文化活动。作为文化批评实践，其引导性功能在于对文化现象、文化思潮、文艺作品进行引导性的阐释批评，通过对话论争弘扬精品文化，批评不良的研究倾向，凸显大众文化的文化价值，为提升大众文艺创作水平、鉴赏水平和弘扬时代精神提供指导性意见。从学术史研究方面看，文化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因此，对文化研究实证与批判进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对新媒介环境下中国文艺思想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此外，我们讨论学科时大都局限在知识体系和结构设置层面，首先想的是如何系统地学习和借鉴，而不太关注其背后的历史和现实渊源。媒介文化传播被想象成一个知识系统，学者们注重的是出产教材、传授方法而非展开深入研究。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指出：“学科是现代性的产物。”因此，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抛开了文化研究兴起与沃勒斯坦所强调的“现实变动”的关系。本书不是对那些具体的人和事件的辨析（虽然书中的很多研究基于此），而是把实证与批判之争置于其时的“变动”——各种问题背景中来详加考察。在此过程中，评价一个学者的主观动机、政治身份、学术水平、构建学科的功绩及影响则需要加以分辨。本书是学术理论研究成果，依托于一种学术思想史的考察。梳理学派发展史，分析其代表人物的思想路径，通过了解学科历史来理解时代的变化发展。这一过程为研究者提供了历史性批判和反思学科化的机会，从而为文化研究的开放与进步，提供了更多的理由和思想准备。首先，文化研究在当代社会文化思想状况的深刻变革中发现并提出了许多崭新的思想命题或理论命题，这些理论命题构成了当代文化思想建构的重要内容。过去几十年中，“文化研究”的全球性学术发展，标志着当代生活与社会中“文化”维度的不断增长。尽管人类物质生活不断进步，但对价值与意义共识的丧失以及文化危机随处可见。所以，“文化研究”是与个体密切相关的社会实践，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知识探求。为了理解和解释人所生活的世界，我们比以往更加需要文化研究。文化研究本身也逐渐构建了一个拥有自己理论话语和研究方法的学术世界，并逐渐渗入更大的公共生活领域。“文化研究”不是流行的泛文化研究，而是文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研究等领域受西方文化理论思潮的影响而开展的文化研究，承认文化研究发生在“文艺学”领域，同时受到西方思潮的影响，那么，文艺学的研究对象就不再囿于文学经典，而是包括与之相应的大众文学、大众文艺乃至范围更广的大众文化。文艺理论可以分作两大部分，一是传统的文艺理论，二是新兴的文化理论，后者更偏向于生命意义的追问等文化问题，意味着它的分析对象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其理论目标是帮助人们理解、洞察世界的意义和人自身存在的价值。因此，对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方法论进行研究，对于新媒介环境中文艺思想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从文化研究的理论事件角度探讨实证与批判方法的辩证关系，推动文艺理论的全面发展，为文化研究提供更为严格的理论规范是本书的学术理论追求。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文化研究方法论论争在国外主要引发了两个层面的思考。一是从思想史研究层面，围绕这一理论事件进行史实的梳理，以法兰克福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为中心进行阐释。一是从媒介文化研究层面，对这一理论事件进行意义层面的剖析。从思想史层面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包括马丁·杰伊、罗尔夫·魏格豪斯、E.M.罗杰斯、大卫·E.莫里森等，他们的书写都涉及这场论战。其中，美国学者马丁·杰伊是当代欧美思想史领域的知名学者，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著称。其代表作《法兰克福学派史（1923—1950）》记录了法兰克福学派从建立到1950年回迁德国的历史，书中用大量篇幅介绍了围绕广播音乐研究展开论争的来龙去脉。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专家，马丁·杰伊具有和研究所成员如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哈贝马斯等真实接触的经历，在史料的占有上具有突出优势。他在描述这场论争时，提出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冲突主要在于“方法论上的原因”，认为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冲突的关键是“通过一般社会科学技术来改变拜物化是不可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马丁·杰伊是将这一理论事件置于大众文化研究层面并作为方法论论争来解读的。罗尔夫·魏格豪斯是德国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专家，曾在阿多诺指导下学习哲学和社会学，在哈贝马斯指导下取得了博士学位，其著作《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被誉为德语世界中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关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书中呈现了这一学术群体从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历史，是从政治角度来介绍法兰克福学派的。在介绍这场纷争的过程中，他所持有的观点是“一种远离其探讨话题的看法与那种缺乏任何社会批判背景、无所顾忌地只通过问卷或事先设计的实验情境来证明话题自身的主张一样，都是可疑的”。可见，魏格豪斯认为实证与批判方法各自存有局限，并敏锐地指出二者的分歧涉及价值判断问题，即“经验研究的价值问题以一种令人困惑的方式与应该进行改良还是革命这一问题有了关联”。E.M.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是从传播研究领域对这场论争的描述，罗杰斯对这场论争的描述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他认为哥伦比亚大学与流亡的法兰克福学派保持了17年松散的隶属关系，批判学派的许多工作在此完成。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的分歧不仅是学术上的争吵，而且是有关传播研究性质的基本理论的争论，甚至问题部分地出在阿多诺身上，他粗暴、傲慢、不容人、无礼。这一定程度上导致罗杰斯本人将这一论争置于传播研究领域，并基于美国传播研究一向注重实证的传统，认为问题的主要责任在于阿多诺，将合作终止归于其性格原因（他在书中援引塞缪尔·斯托弗的话称“拉扎斯菲尔德是最温和的人之一”）。美国学者大卫·E.莫里森在《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一书中，围绕方法论论争，讨论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关系，并主要依据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在广播音乐研究项目的合作史料，探讨了两人在研究方法上的选择差异。他指出，传统观点认为方法是一种技术或程式，而非对真理的探求，但方法可以作为一种语言，影响并反映学者如何描述世界、如何与世界交流。所以，方法是阐释世界的技术性根基，是研究工作的语言，而非单一的技术。方法同样是文化研究的根基之一，考虑到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越来越多地运用焦点小组进行实证的受众研究，那么，考察阿多诺与实证研究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从媒介文化研究角度对此论争进行意义阐释的学者主要是汉诺·哈特和伊莱休·卡茨。他们的研究所具有的共同点是突破了学科藩篱，将这一事件提至文化研究的领域进行解读，并赋予了这一论争在媒介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地位。他们的不同点在于，德裔美国传播学家汉诺·哈特以批判传播研究著称，他在《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一书中，梳理了美国的传播思想史，借用霍克海默的话“实用主义反映的社会是无暇记忆和沉思的社会”，批评了美国文化研究的浮躁，并在结尾处论证了批判的关怀所在，即批判处于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的文化研究方式。这足以说明，汉诺·哈特是站在偏重批判的立场上来阐释实证与批判之关系的。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伊莱休·卡茨等编著的《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按照学派的划分对实证与批判在文化研究学术思想史上的发展进行了梳理。他通过相关经典文本的摘录分别对哥伦比亚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英国伯明翰学派、美国芝加哥学派进行了具有争论性的阐释。其中，在论及哥伦比亚学派时，他选取了彼得·西蒙森和加布里埃尔·韦曼关于拉扎斯菲尔德与默顿合著的《大众传播、流行趣味与组织化社会行为》一文，这篇文章纠正了学科史对哥伦比亚学派的误读，并且强调了拉扎斯菲尔德身上的批判性，指出过分地将哥伦比亚学派的研究集中于媒介效果以及过分地强调经验研究与批判研究的矛盾与对立都是历史错误。在该书选取的泰玛·利比斯的《赫佐格〈论借来的体验〉在“主动受众”争鸣中的地位》一文中，作者提出哥伦比亚学派的重要成员赫佐格对大众文化批判具有重大推动作用。将她关于肥皂剧听众的研究置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范式内，认定其谴责了消费主义文化为大众社会的羸弱个体提供了虚假满足的罪行，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哥伦比亚学派的面貌。《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一书也专用一章刊载了约翰·杜伦·彼得斯的文章《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奥义：读〈文化工业〉有感》，文章对《启蒙辩证法》中“文化工业：欺骗大众的启蒙”所遭遇的误读展开了讨论，提出文化工业批判至今仍未过时，其有预见性地发掘出传媒领域的重要特征，是我们理解当今文化现状及困境的一把钥匙。《文化工业》一文一方面呈现出工具理性操控下大众文化的虚假性，一方面表明了大众文化的确能带给大众快感，这是两种思路，在认识的过程中不能以偏概全。阿多诺通过对总体的虚假性的揭示，使人们拒绝相信同一性。这就表明了他对实证主义的态度，即“实证主义并非科学哲学，而是一种强大的涵括模式，它会扼杀自由，反映了人的思想对现实的让步”。这不啻说明了阿多诺对文化研究方法的批判态度，即通过批判来否定事实。国外有关实证与批判之关系的阐释主要源于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陆思想和美国学者基于实用主义的衍生观点。他们的理论视角和思想方法因学术传统差异而呈现出各自的特质。英国学者总体上将实证与批判看作一个整体，并倾向于保有并强化批判的精神旨趣。他们认为以往的传播研究为了建立整齐划一的理论模型，而有意放弃了对历史和社会的偶然性的考察。但文化研究不同，它可以触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强调在地的偶然性，这是二者发生冲突的原因。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几种。詹姆斯·卡伦在英国学术期刊《媒体、文化与社会》中指出，关于媒介文化的学术研究中存在两种路径：一条是聚焦“使用与满足”学说，关注实证的媒介效果研究；一条是以媒介的政治、经济、阶级性质为核心，关注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式的语言学或结构主义分析。美国社会学家、新左派激进分子托德·吉特林（T.Gitlin）将美国的实证方法称作“主导范式”，指出此类研究的缺陷并非实证方法本身，而在于它孤立地陷入问题研究，导致对历史语境的忽视，更没有在一个宏大而合理的理论架构内分析和研究收集的数据资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索尼娅·利文斯通撰文指出，批判研究和行政管理研究（即拉扎斯菲尔德开创的实证研究）的纷争一直存在，明明可以被糅合起来讨论的领域却常常被分别对待，如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她发现并指出，不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日益被整合到受众研究的实践中来。这些变化突出地表现为诸如高雅文化的文学接受理论和流行文化的文化接受理论出现了互相借鉴的形势，甚至在文化研究中，为了到达彼此之间原本难以触及的维度，实证的方法与批判的方法也逐渐得以结合。伯明翰学派创始人理查德·霍加特将文化研究看作社会学领域中的“文化转向”。根据文化研究的需要，他提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由于人们生活于大众文化之中，大众文化不断生成、日益更新，并呈现出跨学科的特性，所以，文化研究需从人文学科、社会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传播研究等领域汲取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适应文化研究的社会研究范式。大众文化乃至其他更多的文化形态，始终处于一个被重新阐释和重新定义的过程中。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霍尔也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新的文化接受环境形成，即大众传媒、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新媒介环境已然成熟。霍尔在这个阶段开始重新评估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中的作用，认为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有机的学术共同体在整体上逐渐丧失了批判立场，并将兴趣转移到文本解读和符号诠释之中，这种细碎而具体的研究焦点造成了一种现实焦虑：学者抹去对政治的关注，而热衷于对个人经验的追问与日常生活的分析、解读。文化研究密切关注大众日常生活及电视、电影等依托新媒体而存在的文化形态。霍尔在1992年回顾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的理论遗产时，解释了“理论”对文化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对一个以跨学科、多元方法论为特点的研究领域而言，文化研究并没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思路。而此时，英国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生的不容小觑的力量，一批原来从事媒介研究的学者完成了批判研究的视野转换，他们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和布尔迪厄倡导的“文化与权力”的理念对英国媒介自身及其传递的大众文化做出了富有批判精神的分析。综合看来，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传统，关注媒介意识形态的功能分析。他们认为美国传播研究源自社会学，采用了工业社会的理论模式，将人看作原子化个体，并寻求媒介作用于人的短期效果。这种将文化进行量化统计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英国文化研究界受到怀疑和排斥。英国文化研究更倾向于采用质化研究方法，如小组访谈、文本分析等，通过深入的内容分析来解决问题。另外，美国主流学者坚定地认同其社会建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宏观理论建构，所关注的社会机制与文化实践范围较窄，呈现出社会与文化实践割裂的现象，有悖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英国学者的整体分析的传统，简而言之，就是依托于大众媒体的文化研究必须结合其所处社会的秩序，对传播机制、机构和过程进行整体、全面的研究。因此，美国学者更多地从实用主义立场看待实证与批判的划分，更为强调两者的分野。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美国博伊西大学传播学教授埃德·麦克卢斯基（Ed Mcluskie）指出，英美传播研究杂志里虽提到“拉扎斯菲尔德范式”与各种“批判范式”的对话，但彼此并未展开交流与争论，而是保持着一段安全的距离，比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之间的距离安全得多。这反映了西方学界更为强调两种研究方法的分野，实证与批判的鸿沟依然存在。美国的传播研究一直摆脱不了行政的、经验的、功能的和保守的倾向，而这一传统正是拉扎斯菲尔德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开创的。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传播学的源头社会学经历范式转换，冷战阵营瓦解，新兴电子媒介扩展，注重实证方法的美国传播研究产生了两种变化：一是向内开发美国本土文化资源，巩固传播研究的理论根基；一是向外寻求支持，加速与当代思潮汇合，联手其他学科和研究领域，拓展一条实证与批判融合的研究路径。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凯瑞，他从杜威那里汲取美国实用主义理论传统，创造性地提出民主与传播的“构连”关系，提出传播的“传递观”和“仪式观”理论，详细论述参见其《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此外，人文学者理查德（L.A.Richards）将传播定义为“意涵的产生”（the generation of meaning，此处“meaning”译为“意涵”而非“意义”）。“意涵”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传播学者对传播过程中个体及个体差异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对意涵的产生起到决定性作用，而是指在主流的、计量的、行政的、功能的定义之外，存有一条人文路径。另外一种向外寻求力量的路径，受媒介环境和功能主义的影响，学者们注重实证与批判之间的对立与差异，且依旧更为倚重实证。美国学者具有实用主义的知识传统，拉尔夫·巴顿·佩里（Ralpha Barton Perry）指出，实用主义是一种冲动的年轻人的哲学，一种新教的、民主的和世俗进步的哲学，掺杂着幼稚、活力、迈向未来的冒险精神，而无视现在和过去。不可忽视的是，近期，新一代的学者开始重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罗森·加兰特在《从研究领域到青蛙池塘》中，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媒介研究的新思潮，发现各种范式之间不仅避免对峙，而且回避合作，结果将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研究空间。以受众研究为例，虽然出现了各种结论，如枪弹论、有限效果论等，但它们之间自说自话，并没有形成相通的实质性理论，其经验数据与建构模型缺乏互动，质化与量化区隔明显。他建议在文化研究中，人文取向的学者应克服对范式模型的警戒；社会科学取向的学者应乐于汲取人文学科的智慧洞见，两相互动，扬长避短。批判学派内部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如加拿大学者赵月枝指出，“强调科学态度和严谨的学术精神并不简单等同于实证。实证的内容与过程无法完全避免意识形态化，相反，有可能更具意识形态化”。又如麦克切斯尼在《十字路口的批判传播研究》中批评批判学者对18世纪以来社会及政治批判思想发展缺乏系统而深入的了解，只是从福柯、霍尔、鲍德里亚、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那里寻求资源，而对马克思、哈贝马斯、凡勃伦以及米尔斯的学术传统知之甚少。从上文对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发现，英美学者各自面临着不同的社会问题。由于学术背景和学术传统的差异，具有社会学背景并擅长运用社会科学来求证文化现象的研究者构成了美国文化研究领域的主体，具有牛津、剑桥等一流学历背景的研究者则是英国文化研究的主体，他们植根于文学研究领域，在后来的研究中逐渐延伸到与文化相关的媒介领域，因此易于使用更具深度的历史方法和诠释学方法，轻视理论生产而强调具体经验。在英国语境中，“经验”是指通过可观察到的证据而对新知识有所发现。进一步比较则可发现，英国学者注重访谈、内容分析等质化研究，以解释问题为研究目标；美国学者重视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的经验资料，寻找并发现自变量与因变量的逻辑关系，以解决问题为研究导向，形成了定量研究的传统。所以，英国的文化理论在许多领域挑战了传统的传播理论，如施拉姆提出的信息从传者到受者的线性传播过程在英国受到质疑，被认为是一种以提高传播宰制力为目标的研究。进而，两国学者对媒体扮演的社会角色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英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批判学者认为媒体以维护现有政治格局为任务，通过控制舆论阻碍了激进的社会变迁；而美国学者针对本国情况认为媒体虽然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却并非引发社会变迁的主要原因。他们更为关注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民众对媒体信息的依赖程度。所以，美国媒体文化更习惯于“肯定”既有秩序的大众文化，而欧陆媒体文化一直具有丰富的怀疑性和批判理性。此外，在阿多诺的故乡德国，实证主义方法在传播研究中取得了绝对的胜利。德国学者对实证与批判的关系研究也有必要提及。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德国文化研究有意识地从原来的人文路径转向社会学研究路径。这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和哲学因素，其中，纳粹时代意识形态控制的恶劣影响应该是最重要的因素。传播研究在魏玛时代形成的那种通过传播研究来实现主流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推广的传统，随着纳粹政权的消亡而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德国传播研究界减少了让任何意识形态的共识出现在传播领域的机会。德国权威的传播研究机构 “德国社会新闻与传播研究会”（DGPuK），为避免价值倾向在学术研究中被政治所用，明确地表示容易被意识形态利用的人际传播不在研究范围之内，魏玛时代开创的传播研究路径被刻意回避了。所以，德国传播研究选择了“描述的事实”，而非“表达价值”的美国的研究路径便可以得到理解。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德国重新崛起，但他们批评、思考的目的和目标，并不限于传播的概念、范围和沟通实践本身。其中，阿多诺关心的是现代性带来的利弊得失；马尔库塞关注的是人类文明将何去何从；哈贝马斯则聚焦人类社会的交往理性问题。这些问题宏观而又重大，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传播研究的界限，但仍可以作为传播研究的理论立场。国内对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哲学、文艺学和传播研究领域，这些研究不同程度地呈现了实证与批判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交叉情况。在文化研究领域，介绍阿多诺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成果占据了绝大多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赵勇、石义彬、张亮、孙斌等，他们主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围绕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对批判方法进行了梳理。学者赵勇较早涉足这一领域，他在《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一书中立足大众媒介的发展变化，针对博客、短信等大众文化现象，从现代性与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考察了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研究的走势、得失与历程，在事实层面进行了细致的微观考察。在其另一部专著《整合与颠覆：大众文化的辩证法》中，他通过对阿多诺等法兰克福学派主要成员学术思想史的梳理，提出大众文化理论有两套话语和两种模式。前者包括肯定性话语和否定性话语，后者即为颠覆与整合，同时他将颠覆与整合提炼为大众文化的辩证法。石义彬在《单向度、超真实、内爆：批判视野中的当代西方传播思想研究》一书中，对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文化研究的批判方法予以解读，将法兰克福学派作为文化批判研究最重要的代表，认为这一学派及其方法推动并实现了西方传播研究领域内文化研究向媒介、社会和文化意义与场域的转向。张亮在《“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阿多诺早中期哲学思想的文本学解读》一书中，从历史本身切入，围绕阿多诺“崩溃的逻辑”所衍生的“否定的辩证法”进行文本学解读。此外，孙斌在《守护夜空的星座——美学问题史中的T·W·阿多诺》一书中，将阿多诺及其理论置于美学问题史领域进行批判性研究，认为美学研究也是一种问题史研究。他着重展示了阿多诺作为一个反体系理论家的美学主张，并建立起阿多诺美学研究与当代各类思潮及文化现象间的关联，诗意地提出“艺术反对不真实的明亮，它守护着夜空，以黑暗对抗霓虹灯的时代风格，由此达到澄明”。孙斌还在《审美与救赎：从德国浪漫派到T·W·阿多诺》一书中，用一章的篇幅阐释阿多诺美学的谜语性质，建立了艺术与辩证法的关联，以批判的视角，详尽区别了大众文化与艺术的冲突：“艺术作品不为实用性所控制，也不为理性所败坏，它追求真理……通过解答艺术的谜语，通向真理的道路既是美学又是反思。”上述研究为我们了解批判方法在文化研究中的必要性提供了丰富的佐证。传播研究界则更加关注拉扎斯菲尔德及哥伦比亚学派在这一事件中发挥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传播研究具有重视实证的传统，其中包括胡翼青的《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刘海龙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等。以上两方面的研究，从各自角度对两大学派及其代表人物加以介绍分析，一定程度上具有学科的偏向性。前者偏重哲学，后者偏重传播研究。而本书则从文化研究的视角切入，将实证与批判放置在一起，还原这一理论事件发生的原初现场，并进行共同的考量。这是文化研究方法论视域的学术思想史梳理，结合哲学、美学、社会学、传播研究等理论，将其提升到哲学方法论的高度来探讨文化研究的方法及用途。近几年来，随着学术交往的扩大与深入，一批青年学者开始对传统的文化传播理论进行重新梳理与阐释，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其中，实证与批判之争，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撰文对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矛盾进行了具有个性化的解读。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南京大学的胡翼青、中国人民大学的刘海龙、清华大学的曹书乐和上海社会科学院的韩瑞霞。胡翼青在其博士后成果《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一书中，专门用一章篇幅对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广播音乐上的分歧进行分析，是目前为止最具说服力、最富新意的研究。他站在知识社会学立场，通过梳理哥伦比亚学派的兴起及其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纠葛，指出在这一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对学科建制所需社会资源的调控，借助当时的传播研究群体确定了美国传播学的边界，但也将其推向了科学发展的困境。南京大学教授胡翼青在《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对实证与批判二元对立的论断进行了基于知识社会学的批判，认为知识主体及其历史问题会被看作一条根据某一安排好的情节发展下去的连续线索，而这种情节又往往是决定论者主观臆想的结果。这种情节还遵循进化论的原则或进步原则，总是由低级到高级或者由简单到复杂。而事实上，历史通常是断裂的，而且在历史的不同层面，断裂并不是有规律的。断裂的结果不仅使因果关系的链条被改写，而且冲击了所谓社会进步的必然性。实用主义的知识生产将扼杀学术的创新思维，这种意识形态的利益导向具有使学术活动沦为政治工具的潜在危机，并由此关闭学科的门界，制造学科壁垒。久而久之，学科便逐渐失去了理论的繁殖能力。我们在思考学科问题时，要强调这种跨学科的知识互动。研究者个体与学术群体需要不断保持对意识形态立场进行追问和批判的能力，需要时刻对现有的知识生产持剖析和反思的态度。如果说我们承认传播创造社会现实，建构文化观念，使人们形成对文化的理解，那么就要从文化上对传播核心概念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给予多样化的重新解读。传播是一个由多样化理解组织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因此我们要考虑通过何种方式、方法才能获得这种具有文化背景的丰富理解。比如说，“1937年，阿多诺加入了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研究项目，这一合作以失败而告终”，从表面看，这句话是事实的客观呈现，本身不能帮助读者产生对这一事件任何的确定性判断，所以如果有人根据这句话继续往下写，“从此之后，拉开了批判学派与行政学派二元对立的序幕”，就很轻易地建立起一个学科神话。一方面，批判学派与行政学派是二元对立、水火不容的；另一方面，这一合作是失败的。在传播思想史研究中，编年史与传播学科的神话完全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后者只有借助前者的客观性外观才能实现自我。大量文本的叠加不能帮助人们思考某一特定历史阶段中，传播研究的知识主体是如何创造和建构出现有的传播知识体系的，他们当时的利益取向、具体情境和社会变动状况与其思想之间的各种关系是什么，甚至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提出问题。拉扎斯菲尔德事件的启示性在于：当一个社会发生断裂或变动时，学术思想也因此发生变化，那些更适应当时社会知识生态变化的知识就会取得更大的话语权。所以，引起人们关注的知识的出现既不是天生如此，也不完全是被某些强势学者和学派所决定的，学术思想被描述为必然出现的知识谱系或客观存在的知识体系往往背离了社会语境的主观概括，从而容易造就学术神话。知识生产是一种社会实践，社会存在与意识形态是知识生产的存在基础，共同作用于作为社会实践的知识生产，三者关联可以构成一种更为清晰、独特的学术思想史研究视角，可以从其关系中寻找思想的轨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刘海龙在《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中指出，在“科学”的概念感召下，我国的传播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步时，就接受了大量未经核实和反复确证的概念和知识。这种缺乏批判意识的学习所带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对拉扎斯菲尔德及哥伦比亚学派的刻板描述，即“我们对于经验学派的认识在天使化或妖魔化的两极之间摇摆，却忽略了对经验学派本身进行自内而外的反思”。刘海龙致力于反思意识形态在学科叙事中的影响，他把有关实证学派的两种相反的看法并置，使两种话语的内部矛盾性自我呈现出来。从那些有悖于哥伦比亚学派刻板印象的人物或理论入手，通过考察思想史的灰色地带，展现学术发展逻辑中充满偶然性和复杂性的维度。在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的冲突中，站在阿多诺一方的学者，将哥伦比亚学派的知识核心定义为量化效果研究与有限效果论，忽略了他们所谓的“边缘地带”蕴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刘海龙通过寻找被批评所遗忘的个体与文本，理性地评价哥伦比亚学派的得与失。媒介文化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它内容丰富又富于变化，因此，很多研究者在进入这一领域时缺少准确的着陆点和权威的新兴理论的支撑；而在表达欲望的驱动下，研究者有时未能对西方概念和理论做深入的语境分析，只是急切地把它应用到中国语境中，要么无视其历史的生成，要么忽略了中国的历史，造成了“双重去历史化”的弊端。曹书乐在《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阐发了这样的观点：英国不存在清晰的传播学学科界定，学界一般将传播研究置于媒介研究或文化研究的宽泛视域之中。与传媒有关的现象和问题都可以被纳入研究领域，这样具有不同知识和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被广泛地聚合在一起。他们带来各自不同的问题设置，运用不同的理论视角和方法路径展开研究。这种开放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打破了学科化、建制化所带来的研究区隔与局限，建立和完善了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规范，反映出现实社会语境的流转变迁。曹书乐的研究特点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切入点，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把握英国有关媒体和文化传播的研究。她指出，在英国的学术语境中，对媒体或传播的区隔是较为淡薄的。英国文化研究在诞生之初就是一种反学科的知识实践并且保持了反建制的特点，媒体研究同样如此。文化研究曾经为当时的社会学和英国文学批评所不容，媒体研究则是在英国教育制度发生转型之后才在新兴的技术工艺学校中涌现。随着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它们在传统学科不屑的目光中蓬勃发展，但本身并未竖起学科的高墙。它们对文化、媒体、传播的有关研究，更确切地说是以文化或媒体或传播为关注对象的一个问题域（site of inquiry），从事这些研究的学者本身，大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更倾向于知识分子的工作（intellectual work）而非仅仅是学术研究（academic work），将对文化与媒体的研究与批判实践结合在一起，进而实现其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的政治抱负。曹书乐观点的新颖之处有两点。第一，将“传播”放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中，打破了学科限制。对于传播学的合法性问题，学界早有争议，胡翼青也在文章中论及这个问题，前文在注释中也有提及。第二，曹书乐通过梳理英国传播学术史的方式，从宏观层面把脉英国学界对传媒的多元研究，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对学者及其研究本身的双重影响，全面勾勒了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学术地形图。韩瑞霞在《美国传播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与融合》一书中，通过梳理英国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学派在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历程，厘清了英国文化批判研究的现实演进路径。她指出，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的固有论争反映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博弈的产物。美国传播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功能主义性质，并确定了行政研究的主导范式。这种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经验研究从二战起至今仍在美国处于主流地位。但是在当前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转变过程中，这种模式已不能满足研究需求，亟待返回启蒙的原点寻找新的可能性。重现认识批判学派的地位及其价值被提上日程，否则，将限制实证自身的生长力及与当代思潮的对话力。“去疆域化”和“想象的共同体”等词的出现，反映出文化研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延伸。上述研究为媒介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研究借鉴以上研究的可取之处，进一步考察并还原实证与批判之争的学术真相以及两者融合的学理依据，从根本上寻求实证与批判二元对立认识产生的根源。进行更具宏观历史视野，更具未来建设性，更为综合开放的学理研究，是本研究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本论题通过学术史研究，来分析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辩证关系，文献阅读是最主要的研究方法。相关文献以理论史、专著、论文等多种形态存在，涵盖中文文献、翻译文献、英文文献三方面，研究领域包含哥伦比亚学派、批判学派、传播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通过大量阅读文献，来核实资料、发现新材料，并获得接近实际情况的理解。通过搜集和分析各种现存的有关文献资料，从中选取信息，以达到研究目的。与文献阅读法密切相关的研究方法包括内容分析和历史分析，“文本细读”也穿插在各个章节的分析论证中，通过对现有研究资料文本含义及与“语境”观照的意义的深入思考，在梳理法兰克福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不同的方法论对文化研究之影响这一研究目标的关涉之下，把二者的交叉延异作为呈现实证与批判在当代知识语境中发展脉络的手段，最终为解释实证与批判在当前知识语境中的位置提供一种反思性的、历史参照性的思考。这既是对文本互相映照、编织的一种归纳性建构逻辑，也是一种对文化研究方法论的适用性的演绎。此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比较研究法也是本书重要的研究方法。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这种方法通过两者或多者比较，横纵两向识别其差异性和相似性，克服了简单观察社会现象（或表象）而造成的不足。在对实证与批判关系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本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五章都充分运用了这一方法。实证与批判之争存在一定的相通与相异之处，这些要素也是它们相互影响转化的基础。它们彼此之间的比较，可以解释那些有意义的成分，并做出判断，进而借助这些构造物，通过运用客观可能性范畴，对关系做出系统阐述。最能体现比较方法的是同为欧洲流亡学者的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美国学术环境下的不同境遇，本书研究了他们的出身、性格、经历、知识构成、价值立场、学术成果等，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一些有新意的观点，旨在强调学术事件中结论性的差异背后隐藏着许多特殊性与合理性。他们之间的冲突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科学与人文、理性与感性分裂的必然之争。同时，本书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分析了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广播音乐项目合作中的分歧，以此为切入点对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与批判之辩证关系进行了谱系学溯源，主要集中在第三章。知识社会学的创立者曼海姆指出，知识社会学具有工具性，可以作为分析知识、知识主体及其社会关系和价值立场的工具。运用知识社会学工具在具体历史背景下探讨思想的起源，通过梳理和承认实证与批判冲突与互融的辩证关系，把它们引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深入认识并尝试解决知识受到社会制约的难题，以此检验我们的研究结论。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一方面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这种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观察媒介文化思想史的方法得以确立并运用主要基于对历史的真实性如何考量。一个人的主观动机、政治身份、学术水平、构建知识体系的背景、构建学科的功绩，以及所带来的影响，是需要仔细分辨的。本书主要涉及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当然也涉及霍克海默、洛文塔尔、哈贝马斯、默顿、米尔斯等。他们呈现的分析要素都是值得我们仔细甄别和综合考量的。综合而言，本书选择接近历史的途径，采取对比的分析策略，运用批判视角，是专注于文化研究及学术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重新解读和审视两个重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及其在方法论上的差异；系统回顾了它们各自对大众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局限，梳理出两大学派交互影响的历史线索，较完整地认识到实证与批判方法论论争的起源与学术发展的真实样态，保持了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模式及其生产者之间内在张力的敏感性。站在知识社会学立场，探究文化研究思想书写背后的社会动因如何通过学者个人的纷争表现出来；通过找回那些看似偶然的历史线索，对学科化问题进行反思、质疑和重新考量。本书创新之处是寻找了一个从学术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把握文化研究中呈现实证与批判辩证关系的切入点：拉扎斯菲尔德与阿多诺在广播音乐项目上的合作与分歧。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思考方式不是就学科谈学科，而是于一个横断面切入，从诸种并存的问题空间及关系中，探究实证与批判之争如何浮出水面。尝试以一种理论史或思想史的写法来阐释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的辩证关系，既厘清实证学派与批判学派的范畴与流派，又突出各自学说被继承和修正的线索。这样的论题和行文框架，在文化研究领域是新颖的，但在文献资料和论述方面，难免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文化研究、传播研究等领域相重合。本研究的特色在于，具有理论的批判深度，矛头所针对的是文化研究中实证与批判二元对立的错误认知，将这场论争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事件来考察，呈现事件的历史现场，探究事件的理论意义。同时，不仅仅停留在普遍意义上的学科困境和两难处境，而是突出知识立场和批判意识，为重新解读和审视一个学派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式。所以，本书是学术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其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批判和反思文化研究方法论的辩证视角，勾勒出一幅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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