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方文集·第一卷_马振方_9787511541475

本书分为中国早期小说考辨、中国文言小说论集、明清白话小说论集三个部分，收录了《先秦四部子书之小说考辨》《略论初创期小说中的诗歌功能》《第一人称古小说漫议》《论唐传奇的表意艺术》《论古白话小说对文言传奇形式的影响》《略谈明清白话小说的发展与繁荣》等文章。

《马振方文集（卷）》：
　　《魏策四·秦人使人谓安陵君》，写唐且使秦。韩、魏被秦灭后，秦王欲以五百里之地易五十里之安陵，而安陵君不肯，理由是“受地于先主，愿终守之”，遂遣唐且使秦。唐对秦王先晓之以理。秦王大怒，并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唐且则以士之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回应，并“挺剑而起”，吓得秦王“长跪而谢”。《说苑·奉使》亦载此事，安陵作鄢陵。此章记述具有明显的虚构性，前人多已言明。且不说文中多处夸诞不合情理，只唐且带剑见秦王严重违反“臣侍殿上者不得带尺寸之兵”的“秦法”，就足以证明本章之虚。吴师道且据《魏策四·秦魏为与国》章所写唐雎九十岁时曾为魏国说秦请兵，谓距本章“凡四十二年，决不存矣”。文中唐且之言有“专诸之刺王僚也，彗星袭月；聂政之刺韩傀也，白虹贯日；要离之刺庆忌也，苍鹰击于殿上”等语，可见本文的创作是从相关的刺客史迹与传说中受到启迪，而与本章相近的传说则是《公羊传》所记曹子于鲁庄十三年（前681）齐、鲁君主在柯会盟之时劫齐桓公事。此虽属讹传，却流传甚广，并被太史公写入《刺客列传》之首，曹子作曹沫。曹子以剑劫盟桓公使其退回侵夺鲁国的汶阳之田，与本篇为守先主之地，以剑要挟秦王颇相仿佛。不过，曹子行劫，是事先策划好的；而唐且“挺剑而起”，却是被秦王的威胁言语激发所致，从而塑造一个不畏，宁死不屈的国士形象。在反对暴秦的历史潮流中遂成脍炙人口的名篇：《唐且不辱君命》。辨其文体，实是一篇有所仿拟又推陈出新的拟实小说。
　　《战国策》是由多种同类古书汇纂而成。据刘向《叙录》，原书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六种之多。彼此之间或不乏模拟、仿改之作，便是同一种原书也不排除甲仿效乙的虚拟之文，从而造成《战国策》内部意象结构部分相同或相似的篇章，而其作品的整体也有出色的发展与创造。
　　《齐策四》有两章说服齐宣王重士之作。说者一为颜斶，一为王斗。两作均以说者不肯趋前而要宣王趋前开头，谓说者趋前为“好势”，而王趋前为“好士”，用语也大同小异。王斗当即就使宣王趋前而迎。颜斶则为此大费周折。王“忿然作色”地质问：“王者贵乎，士贵乎？”颜斶答以“士贵”，并举出“秦攻齐”时的命令为证：“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采樵者，死不赦。”“有能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结论是“生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王左右仍不服气，颜斶乃以古时尧、舜、禹、汤、文、武无不重士说服了宣王。王欲为其弟子，颜斶不受而去。王斗虽然顺利使王“迎之于门”，而说自己“生于乱世，事乱君”却让宣王“忿然作色”。随后他说起九合诸侯的齐桓公被天子“立为大伯”，谓宣王亦“有四焉”，宣王以为夸他，而王斗日：“先君好马，王亦好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而后又驳斥宣王“当今之世无士”说和“寡人忧国爱民”说，使王承认“有罪国家”，当即“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后者又载于《说苑·尊贤》，王斗作淳于髡。上述两章不仅主旨相同，游说的对象同为齐宣王，要王趋前的意象更如一人之语，后也皆以说服宣王重士而告终。故而其一当为另一章的仿改之作。但改动甚大，各有可观的独特意象，可以说是各有千秋。但两章都非实录，而是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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