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研究_梁钢华著_9787218138664

本书基于中国新的历史方位和经济外交格局及其演进特点，以国际关系相关理论为基础，以广东“先行一步”的探索实践为个案，进行“麻雀解剖式”实证研究，首度提出省域经济外交概念并阐明其基本原理，总结分析广东模式及其辐射效应，进而探讨中央与省域关系良性互动等相关问题，力求建构具有共性规律和中国话语特点的省域经济外交理论图谱与实践范式。

前言经济外交是基于国际经济合作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外交形式，是区域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因此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经济外交在当下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致力于大国和平崛起的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全局意义，不仅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像广东这样的省级次国家区域在中央授权外交下履行职责使命的核心任务。广东作为中国两千多年来唯一未曾中断过海上贸易的省域，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对外经贸大省，其省域经济外交实践在全国最具标杆性和示范价值。在中央共建“一带一路”赋予省域对外经贸合作更好国际环境、更大参与舞台、更高目标要求等时代背景下，集成研究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实践模式、形势机遇、短板不足和应对方案，不仅为广东自身所亟需，而且能为全国省域提供有益的镜鉴指引。因此，在国际关系领域开展“一带一路”背景下广东省域经济外交推进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书以国际关系理论为研究视角，采用参与式和混合式研究方法，基于文献研究、田野调查、权威访谈等手段，获取了较为充分翔实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并运用这些翔实权威资料对“先行一步”的广东省域经济外交探索实践进行了新的梳理、总结和解读，并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宏大背景，深入分析其在新时代所面临的机遇、存在的不足及深层的原因，提出深入推进的路径方法和“四梁八柱”举措，进而研究央省关系的良性互动问题。本书的研究目的是试图以广东为例开展“麻雀解剖式”的实证集成研究，探讨建构具有共性规律的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理论图谱和实践范式。本书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语境、省域对外经贸合作的现实重要性以及当前学界研究趋向等综合因素，认为导入省域经济外交这一概念适逢其时、很有必要，将有利于强化其工作导向、政治经济属性和推进合力。本书对省域经济外交的基本原理展开研究探讨，认为在中国作为单一制国家的结构形式下，省域经济外交推进的合法性来自中央授权，展开的程度和深度取决于中央授权、国际变局、自身需要三组关系的互动变化，根本是在符合国家政治制度、根本利益和中央外交有限授权的框架下，根据既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也顺应国际大势、又有利于省域自身发展等核心目标，在通盘综合考量的基础上扎实作为、奋发有为，努力实现央省利益最大最优。在系统研究基础上，本书概括提出广东省域经济外交“三个主动适应”模式，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三个主动适应”是贯穿其全过程各方面的一条逻辑主线，也是最明显的特征和最突出的经验。纵观广东近40年实践，凡是“三个主动适应”落实得好，省域经济外交推进就又好又快；凡是“三个主动适应”落实得还不够果敢有力，省域经济外交就会陷入展开相对缓慢的平台期。在中央以共建“一带一路”开创主动引领外交新格局、对省域深度参与作出更大授权等机遇背景下，同国内外形势要求与最好最优最先进相比，新时代广东省域经济外交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主要原因还是高水平主动适应仍然不够，尤其是在主动适应中央政策调整及应对一些新问题新挑战等方面的能力水平和果敢担当也还尚存不足。本书最后分析了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实践总体上产生的三方面辐射效应：一是丰富了省域经济外交开展的维度；二是彰显了省域经济外交转型的路径与方向；三是促进了中央顶层设计下央省对外互动关系的民主化科学化。广东实践也面临一些新挑战，既有来自其自身开拓进取、锐气担当还不太够等制约，同时也对中央展开更加积极有效的授权支持提出了新要求。这需要央省层面更加默契、更为高效展开互动合作，一方面要求广东进一步强化使命担当，切实履行中央赋予的职责使命，始终保持“舍我其谁”“功成必定有我”的果敢魄力，敢闯敢试、敢为人先，持续引领潮流；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层面给予更多授权、支持和指导，破解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下省域经济外交推进的主动性独立性等空间问题。本书的主要创新点有：一是在理论上，引入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分析省域对外经贸合作，集成搭建其与“一带一路”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和实践范式，这在国内的类似研究中仍不多见。二是在实践上，作者利用工作便利获取丰富系统的第一手权威资料，这些硬件是大多数实际研究者所不具备的。三是在成果上，运用翔实权威资料对广东实践的演进、经验、形势、不足等进行了新的梳理解读，这种集成研究成果目前仍然不多。本书创新提出并系统阐明省域经济外交概念及其运行原理、“一带一路”倡议与其高度关联、“三个主动适应”模式、“五个力不足”论断、“四梁八柱”应对方案等成果，对丰富学界类似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第一章导论省域经济外交在当今中国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学界一直还没有将其上升到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层次加以系统阐释研究。本章主要是基于为什么以广东为例展开省域经济外交研究，怎么样展开研究等问题，深入阐述本书研究的背景、问题和思路，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分析了本书研究的缘起与现实理论意义，开门见山提出了本书研究的问题意识；第二节对本书研究涉及的若干核心概念进行了界定，力求研究的边界范畴更加精确；第三节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综述，主要是回顾梳理本研究相关研究成果现状，找准现有研究的最前沿，从而为本书在现有基础上再进一步深化研究奠定基础；第四节提出本书研究的主要内容、框架结构、主要创新与不足。第一节研究缘起与意义一、研究缘起中国在全球的强势崛起，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世界格局体系中最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事件。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经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1]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多年连续超过30%，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2]在世界政经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无论是大国或小国、富国或穷国、亚洲或欧洲，都在倾听中国的声音，这也标志着中国处于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地位已经得到世界公认。[3]英国学者马丁·雅克惊叹说：“中国的崛起将改变的不仅仅是世界经济格局，还将彻底动摇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4]在中国近40年来从危难中奋勇崛起的伟大征程中，聚力发展为第一要务，始终打开国门搞建设，渐次展开、有力有序推进以服务对外开放与国际经贸合作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是其创造出令世界刮目相看奇迹的重要法宝和强大引擎。经济外交在本质上是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服务的，在当今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全局意义。[5]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至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6]1978年以来，中国基于对历史发展大势、历史变革时机的深刻洞察和把握，果断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把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包括对外工作在内的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在这样的格局背景下，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目标手段的经济外交在中国外交“总盘子”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7]不仅成为中国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像广东这样的省级区域在中央外交授权下履行职责的核心任务。尤其在中国立足构建全球新秩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8]的宏大背景下，省域经济外交被推上更加深度参与的历史舞台，所获得的中央授权更多、承当的使命更光荣，面临的机遇挑战也更重大，更好主动适应并扎实推进这项工作显得愈为紧迫而重要。国际交往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两者是相互影响制约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能促进交往，交往的范围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反作用。[9]广东作为中国省级次国家区域，20世纪以来于中央授权之下在全国率先改革开放，创造性地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由原来比较落后的边陲农业省份崛起成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对外经贸大省，既是中国经济外交最坚定的践行者，也是最实在的受益者。1978年广东经济总量位居上海、江苏、辽宁、山东之后列全国第五位，1980年起先后超过辽宁、上海（1982年）、山东（1988年）、江苏（1989年），之后一直稳居全国首位。[10]2018年，广东经济总量9.73万亿元，连续30年稳居全国第一位；外贸进出口总额超1万亿美元，约占全国1/4。[11]如果放在全球范围内，广东经济总量堪称“大可敌国”。按照2018年10月IMF发布的当年GDP前20强经济体预测，广东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班牙、澳大利亚、俄罗斯等国家，直逼韩国，相当于是目前世界上的第13大经济体。[12]总体上，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在全国探索早、基础牢，所承当的使命任务重，面临的形势挑战也很突出，在全国最具有标杆性和示范价值。一是中央政府不断授权压担。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共建“一带一路”以来，中国在推动对外开放从过去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大格局下，再度授权广东先行先试、为全国探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于2018年多次对广东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赋予广东一系列新使命新任务。[13]二是国际形势持续“倒逼”。广东经济深度融入全球体系，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其形成的不确定性冲击有增无减，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甩掉核心技术及设备“卡脖子”、推进高水平“引进来”“走出去”、提高开放型经济附加值竞争力等，都成为当前广东躲不过绕不开且直接关乎其经济安全和前途命运的关键问题。三是自身具有强烈的内在转型需求。由于广东开放型经济在全国构建最早、体量最大、面临的“双重挤压”最为突出，自身转型发展的任务很重，在新常态下深入推进经济外交拓展新局的内生性更强。综上，无论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更好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部署要求，更好适应国际形势急剧变化，还是更好推动其自身“巨无霸型”开放经济体转型升级，掌控区域发展主动权，广东都有扎实推进经济外交各领域工作爬坡越坎、开创新局的强大内生动力，对广东立足新时代重整行装再出发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基于新历史特点“麻雀解剖式”实证研究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实践启示，梳理凝炼其面临的形势挑战及存在的短板不足，提出面向未来、行稳致远的更好应对方案，并以此建构中国省域经济外交的理论图谱和实践范式，不仅为广东所亟需，而且能对全国兄弟省域经济外交推进产生辐射引领效应。二、研究意义本书所开展的是一项实证综合研究，既有实践方面的求索，又有学理方面的追求，更具现实的指导意义。本书以国际关系理论为视角，以广东探索实践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实施为背景，突出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着力建构省域经济外交的理论图谱与实践范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一）现实意义最现实的意义，就是可以为新形势下广东乃至全国省域火热推进的经济外交实践提供指引。经济外交在当下以“发展为第一要务”、致力于大国和平崛起的中国之重要性不言而喻，对省域尤其重要，是其对外工作“大盘子”中的主要职责、核心任务，在工作全局中具有突出重要位置。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2013年底“一带一路”倡议施行以来，广东以“三个主动适应”[14]为模式特征的经济外交扎实推进、功能充分发挥，生动诠释了其牵引对外开放全局的蓬勃生机和广阔前景，也一直在引领全国潮流。这是一个渐次展开、逐步推进的过程，也是一个结合中央授权和自身需求变化不断拓展提升的过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广东省域经济外交也面临一系列新形势新挑战，寻求取得更大突破的内生动力趋强；加上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15]，有义务也有能力继续先行先试、率先成功转型，更好为全国新时代高水平对外开放探路领航。基于此，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形成了哪些经验，当前面临哪些形势和问题，深层原因是什么，有哪些更好解决方案？这些问题都比较现实地摆在实际工作者面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创新实践和艰辛探索，在新形势下已跳出一省一域的地理范畴，具备全国全局的共性示范价值。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广东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级单位，在外交事权在中央的大格局下，如何在应对破解新挑战新问题中既不越位又不缺位且担当作为，这在中国没有先例，也没有经验可循，这就需要广东在国家层面的授权支持下探索提出更好应对方案。实际上，就中国而言，不仅广东省域经济外交面临深刻的转型问题，沿海开放大省江苏、浙江、山东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形势下，中央授权省域更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更好推进以规则等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其本身就有探索破解这一现实命题的共同需求，而广东经验可以成为全国其他省域的一个学习参照。（二）理论意义一是加强以国际关系理论视角考察省域对外开放及国际经贸合作的研究。中国虽然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管理的单一制国家，但省域政权也有大量的对外活动，[16]怎样从学理层面把这些实践梳理阐述出来，这在学术上是一个很大的创新，是学界叙述好中国自信、中国道路等方面一个很好探讨的话题。二是创新深化对省域经济外交最核心实践启示的研究。本书立足于此，聚焦提出省域经济外交概念及其“三个主动适应”的实践模式，并从理论实践等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建构其内在运行机理和推进逻辑，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此问题的学理研究起到补充和丰富的作用。三是丰富“一带一路”倡议与省域经济外交的互动关联研究。“一带一路”倡议开启了中国更主动外交的新实践，[17]但近年来探讨省域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参与互动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成果仍然有限，本书将以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把省域经济外交置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宏大时代背景下进行互动关联研究，以期对新时代省域经济外交探索实践起到更好指引支撑作用。四是丰富省域经济外交的理论研究。本书尝试借鉴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次国家政府外交理论、世界体系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等为基础理论，集成建构省域经济外交理论图谱，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结合了中国第一对外经贸大省广东这一实证案例，搭建省域经济外交与“一带一路”倡议相互作用的理论框架，研究并总结其在新时代中国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形成等方面的功能作用，以及在实现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规则制定、增强国际体系话语权影响力的实现路径，为中国经济外交深入推进提供理论依据和方法。第二节核心概念界定一、经济外交及其种类界定关于经济外交（Economic Diplomacy）这个词，最早见诸于日本政府1957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18]西方国家使用经济外交一词比较晚，主要是西方学者不太愿意在外交前面加上限定词，认为外交的政治属性不可分割，但总体上倾向于把经济外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的手段。[19]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的大格局下，包含经济和外交两层涵义、以服务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外交，顺应时代大势被逐步广泛践行并走向历史前台。[20]经济是外交的基础，一个国家的外交最根本的是实现本国的国家利益。[21]列宁曾经说过，“我国的内外政策归根结底是由我国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所决定的。”[22]经济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维护国家利益，它比其他外交分支能更直接地围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目标发挥作用，更直接地服务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它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经济建设）而展开的总体外交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23]在新形势下，经济外交作为外交工作服务国内发展的直接体现，其深入推进事关全局，对提高我国开放型经济水平、提升我国在世界经济领域话语权、推动与各国关系的发展，以及对营造更加于我有利的外部环境，更好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要重要意义。[24] 当前，学界关于经济外交形成了一批研究成果，但由于对经济和外交之间关系的不同定位，对经济外交的概念界定、种类等问题仍存在争论。其中，鲁毅等在《外交学概论》一书中认为，经济外交有两种不同的涵义和性质，第一种为利用经济手段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第二种在对外关系中着重发展同各国的经济联系，以发展本国经济并通过外交手段处理经济事务。[25]周永生在《经济外交》一书中认为，经济外交的特点在于经济性，具有经济因素的外交都可以看作经济外交；具体来说，一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外交，二是以经济力量为手段或依托的外交。[26]何传添在《东盟经济外交研究》一文中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各国开展经济外交的时代背景，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开展经济外交的根本目标。[27]赵可金在《非传统外交导论》中认为，所谓经济外交，不过是外交在经济领域中的拓展，是外交主体为执行特定的外交政策，以和平方式处理彼此间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摩擦与纷争的活动。[28]学界认为，经济外交由来已久，是一个理论落后于实践的范畴。在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没有经济外交的说法，但当时诸侯各国的经济外交行为已较为普遍，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各国之前的送礼、纳贡、援助、谋取经济利益等；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采取的通商外交、金元外交等众多谋取原料来源和销售市场等行为，从根本上讲就是经济外交。[29]二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经济问题在外交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外交成为外交活动的最重要内容。[30]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改变政治挂帅的思路，开始强调政治为经济服务，政治与经济并重，经济外交的重要性开始显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外交在内涵和外延上不断扩展，在总体外交工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比如，外交部继2012年成立国际经济司后，在2013年12月成立“国际经济金融咨询委员会”，以加强经济外交工作。[31] 学界总体认为，经济外交这一现象的出现，反映了经济因素在外交领域、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日益重要。[32]关于经济外交的种类，如果按照使用方式和手段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经济合作外交、对外援助外交和经济制裁外交三种。其中经济合作外交是经济外交最重要的方式，[33]是基于国际经济合作需要产生的一种外交形式，是一种建立在双方利益均沾基础上的外交，[34]是为了开展和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制定和实行的对外交往政策与活动，一般通过国内立法、国际协定与合作项目进行。关于经济合作外交的具体经济目标，发展中国家注重引进和利用先进技术、国际资金、先进的管理方式、国际人才等，发达国家的侧重点则在于利用对方国家的市场、资源等。[35] 由于学界对经济外交的定义仍存在较大争议，形成高度共识尚需时日，本书在此无意也无力开展此项工作。为本项研究开展的需要并综合各方面研究，本书把经济外交的概念界定为：相关对外交往主体，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区域之间，为了实现其自身既定预期目标，所采取的各种国际经贸合作交往行为及手段的总称；这些行为及手段，既包括促进外经贸发展、招商引资、企业“走出去”、国际产能合作等，也包括相应的机构设置、相关的政策出台等。同时为了研究的便利，本书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外交的种类界定方面，与当前学界的研究共识保持一致，即为经济合作外交、对外援助外交及经济制裁外交三大类；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经济外交的种类界定方面，将在下文予以阐述。二、省域经济外交及其种类根据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中国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第30条），以及特别行政区。因此，省级区域指的就是中国一级地方行政区域。本书所强调的省域指的就是大陆范围的省、自治区、直辖市这一层级的地方行政区域。本书之所以提出并运用省域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正是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语境、省域对外经贸合作的现实重要性以及当前学界研究趋向等综合因素，为更好强化其工作导向、政治经济属性和推进合力而导入。从传统或狭义的角度而言，外交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是一国维护本国利益及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36]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使得主权存在的时空正发生变化，传统外交所定义的概念、功能和机制必将随之变化，特别是外交的实施方式正在发生重大变革。[37]以省域政府为代表的次国家政府行为体正以日益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了国际事务当中，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参与者和竞争者，也受到国内外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38]本书所强调的省域经济外交，就是基于外交的广义概念并运用次国家政府外交理论，对省域对外经贸合作等相关工作的泛化表述，是经济外交在省域层面的体现。就中国作为高度单一制国家的特殊国情语境而言，省域作为中国治理体系的基干和非主权的次国家行为体，其开展对外交往的合法性来自中央政府的授权，是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外行为从传统角度也多被表述为外事工作。但无论采用哪种表述，省域党委政府系统承担大量的对外工作都一直为不争的现实状态而客观存在，总体上分为两大块：第一是坚决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为国家总体外交大局服务；第二是在完成中央所赋予的全局性任务之外，其核心工作是紧扣围绕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这一大局，统筹谋划和务实推进地方与国外的经贸交流与合作，为省域更好完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头号目标任务而扎实发挥职能作用。基于中国特殊国情语境的这一总体分工部署，决定了省域对外交往的职责范畴，省域对外工作的主攻方向就是在中央顶层设计和授权之下扎实做好对外经贸工作，这也决定了省域经济外交的现实重要性。实际上，自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伴随着中国东部沿海部分省域经济总量持续增大以及人员国际往来日益密切，省域承担并开展了大量的对外交往事务，在新形势下拓展对外交往广度深度的内在需求也愈加迫切，对包括经济外交在内的对外交往体系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有序扩大了对省域授权外交的深度广度，以期更好实现央地共同利益最大化。比如2012年以来，中央大力推动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中方25个省市与美国7个州市分别建立中美省州贸易投资合作工作组，调动双方深入推进经贸合作积极性；此后，地方合作被逐步上升为中外合作新机制。[39]在共建“一带一路”总体安排中，国家也授权省域及骨干城市深度参与，[40]这自然要求地方充分发挥其对外职能，主动推动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41] 根据现实状况，一些学者对经济外交的实施主体进行了拓展研究，认为随着以跨国企业为主要推力的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许多次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经济交往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果只关注国家行为体的传统类型经济外交已不符合实际状况。鉴于经济外交的实施主体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家政府行为体，包括省域政权在内的次国家政府行为体也可以为实施主体，学界对省域经济外交的合法性开展了初步研究。其中，尼古拉斯•贝恩（Nicholas Bayne）和斯蒂芬•伍洛克（Stephen Woolcock）编著的《新经济外交》（《The New Economic Diplomacy》）一书中，就对经济外交进行了更宽泛的定义，认为经济外交的主体已扩张到了非主权行为体，即包括各级地方政府、机构、组织，甚至包括跨国团体。[42]我国知名国际关系学者、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教授近些年来聚焦省域等次国家政府外交开展了大量研究，他在《次国家政府与对外事务》一书中认为，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相比，中国地方政府在开展国际活动方面并不逊色，地方政府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中心角色，其国际行为带来了中央和地方的共赢局面。[43]该书将地方政府对外事务纳入国际关系视野加以研究，分析了全球化时代地方政府开展国际活动的动力、议程和形式，并将视野拓展到了欧美等发达国家，比较剖析了中西地方政府对外事务的异同，这当属近年来在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一本力作。[44]国务院参事、清华大学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何茂春教授在其编著的《经济外交事务》一书中，专门对地方经济外交进行论述，认为商务部特派员办事处、地方商务局、地方外办等职能部门是地方经济外交的管理机构。[45]还有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许多非主权行为体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因而只关注主权国家的传统经济外交定义则显得不合时宜。[46]这些研究，以较大创新勇气对地方对外事务的展开进行了理论拓展，也为本书提出和运用省域经济外交这一概念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此，本书在接下来的文献研究综述等章节中还将作更为详细的阐述。提出省域经济外交这一概念，还有助于更好强化省域对外经贸合作的政治经济属性和推进合力。鉴于经济对外交流合作在省域对外工作中具有事关全局的突出重要性，当前包括广东在内的省域党委政府系统涉及此项工作的成员单位很多，主要有省外办、商务厅、发改委、侨办、贸促会、宣传文化旅游等职能部门，亟需聚焦“发展为第一要务”这一目标凝结更大合力。在实际工作当中，负有对外工作“牵头抓总”功能的广东省外办，尤其需要改变以往过于强调“迎来送往、出国境审批”等传统业务，把更多力量和精力统筹凝聚到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这一中心大局上来。实际上，在广东省外办的有关工作研究中，于前些年就提出要全面开展经济外交，强调“通过大力开展经济外交，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积极开展能源资源合作，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用好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提升广东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以更好服务地方的经济建设”。[47]这就表明，推进省域经济外交，已成为广东实际部门的重要共识和聚力方向。基于此，本书认为综合各方面的情况，考虑到为了进一步强化省域对外交往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提出导入省域经济外交这一概念适逢其时、很有必要，这将有利于强化省域对外工作中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职能属性。就其概念的涵义而言，本书将其界定为省域党委政府及相关实施主体在服务保障好国家总体外交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在国家宪政以及中央外交授权范围内，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国际交流合作行为及手段的综合集成。另外，本书所指的省域经济外交也是在落实央省利益最大最优这一大前提下，以服务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根本目标。鉴于当前学界对经济外交具体种类还没有定论，就国家行为体的经济外交而言，比较公认的有经济合作外交、经济制裁外交、对外援助外交三大类，[48]这为省域经济外交种类的界定提供了参考体系。在这三大种类当中，因经济制裁的权力掌握在国家，省域并没有获得授予这方面的事权，因此经济制裁外交是国家行为，省域顶多也是配合国家采取相应行动，可以忽略不论；对外援助外交主体也是国家事权，尽管中央政府综合各方面考量也授权省域适度参与，但具有较强特定性和国家政治属性，本书也暂且不展开论述。基于此，本书为了研究的便利，特别确立这样一个设定，就是省域经济外交的主要种类为经济合作外交，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合作外交可以作为省域经济外交的代名词，主要任务是在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这一根本前提之下，主动适应、扎实作为，突出服务好省域经济社会发展这一工作大局。鉴于中国是近40年来实现快速崛起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广东又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第一对外经贸大省，且省域经济外交又以国家顶层设计下促进地方发展为核心任务，因此，本书将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政策目标主要定义为，在确保央省利益最大最优的大前提下，以服务推动区域发展为根本任务。其主要手段方式为，通过展开国际经贸交流合作，从改革开放初期侧重于引进和利用先进技术、国际资金、先进管理方式、国际人才等，到当下演进为既侧重“引进来”、也注重“走出去”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其具体体现为：一是引进和利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二是引进利用国际资金，三是利用对方国家的市场、资源、劳动力等发挥本国本地区的比较经济优势。同时，鉴于侨务、友城、商协会等国际交流合作是广东省域经济外交的特色实践抓手，本书也将其确立为广东省域经济外交展开的特色支柱和要件，在下文加以论述展现。需要指出的是，本书所界定的省域经济外交，第一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外交的涵义，第二其开展的主体不仅仅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外交，而是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这种对外经济的合作交往，是基于这一特定广义概念上展开本书研究的。也就是说，其可以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交往，也可以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地区之间、区域之间的经贸合作交往。就广东而言，由于毗邻港澳，与台湾也相距不远，其早期引进的境外资金很大比例来自于港澳台地区，因此更具有特殊的涵义。当然，随着后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广东更多向全球范围拓展合作空间，2013年底共建“一带一路”以来这一趋势更加进一步强化，但港澳台资金所占的份额依然较大。在这一演进格局之下，鉴于港澳台在当今中国政经格局中的地位比较特殊，比如港澳地区分别在1997年与1999年回归之前比较特殊，回归之后也还有其特殊性，具体体现为其虽然同属于一个中国，但在基本法框架下享有“一国两制”的特殊政策，因此，基于这一特殊的国情语境并为了研究上的便利，也将其与内地所开展的经贸交流合作视作为省域经济外交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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