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系列-忆天涯_舒芜，方竹著_9787200135046

《忆天涯》是舒芜回忆师友的散文结集。书中讲述了台静农、聂绀弩、冯雪峰、柴德赓、杨荣国、黄淬伯、汪泽楷、吴白匋、管劲丞等人的生命点滴、文学成就、思想人格。如柴德赓对政治黑暗的愤怒和痛斥，聂绀弩用古体诗写尽人生苦难，台静农对明代遗民的追摹，他们受尽磨难，有人悲壮自沉，有人英年早逝，有人艰难幸存。他们各自跌宕起伏的人生，交织出二十世纪时代变迁中一代知识分子寻求道路、面对苦难的历史备忘。

聂绀弩晚年想些什么
周绍良兄看了我的《口述自传》，两次说：“讲聂绀弩太少了。”我说并不少，关于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后肃反运动之前的事情，全是围绕着聂绀弩的。绍良说：“我是指后来你们那么多交往，几乎一字未提。”他所谓“后来”，指一九七六年聂老从山西出狱回京之后，直到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京逝世，这期间的确同我一直有联系，主要是通信联系。我们虽同在北京，但住处相距远，见面不太多，所以通信较多，《口述自传》的确没有提及。大概是因为其间没有什么“事件”，而口述自传时是着重谈事件的缘故。
正好今年要纪念聂老诞辰一百周年，我重新检读他给我的书信，起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迄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共六十四封；全部复印件已经交给武汉出版社《聂绀弩全集》的责任编辑，不久将出版。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最后十年基本卧床不起的情况下，经常还在严肃认真地思考些什么。
他思考的，比较集中于三个问题：旧体诗问题，庄子思想问题，红楼梦问题。兹略按时间先后，做一点介绍。
最初，围绕他自己的旧体诗，谈了许多旧体诗和古典诗歌问题，我在他逝世后二十多天（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匆忙写出的《记聂绀弩谈诗遗札》一文中，已经介绍不少。其末段云：“聂老遗札中论诗之语不仅这些，还有泛论诗学的，评别人的诗的，评我的诗的，都很精彩，特别是他一点也不喜欢我的诗，多次把我评得灰心丧气，然而细想都说得对，使我再也不敢轻易作诗，这些都抄出来未免太多，只好且俟将来别的机会。”时光荏苒，不觉十三年过去，现在机会到了，正好接着说下去。
有一次，我作了一组七律《春感五首次严霜韵》，写给聂老看，附带告诉他，看过的朋友中，有的较喜欢前两首，有的较喜欢第三首，有的较喜欢后两首。他回信道：
尊诗五首显已被分为一、二；三；四、五，三起。我同意牛公。三从始至末为一整体，所云作者与读者均熟，易同感，事实上已具同感，故独胜。诸作非此，似略逊。一二所云较寻常，较具体，恍惚物象，故较胜。但二之五六似弱。身家荣瘁是何等经历，岂肯以枝头露老调廉售？又富贵可说草头露，荣瘁不可说枝头露，两者是不同的概念，所以不能用相同的话说。（富贵是同等事，荣瘁是相反事。）其次，上句下句各分三部，则无一洽对。身家是两事，邦国是一事；荣瘁是相反的两事，经纶是两字不能拆开的一事；末三字不洽自明。再说四五较抽象，四全首似皆发议论，五六两句亦不洽。五墩争婆笑不知实表何意，画虎骑驴意亦空，对亦不洽，冰山句费解，末句独超，较宾客沉舟两句远胜，句面毫无圭角。追说，半山东坡文政俱显者，故可争墩婆笑，我辈用之，不问他人何说，自亦嫌倨。
组诗有难处：每首当各有与他首截然处，此意从钟敬公处得来，颇有实用。尊作以三为胜，亦即此意之证实。又既用韵，又还加其他桎梏，所谓捆打，即好，亦恶作剧也，此法不敢苟同。话说回来，首首要各不相同，又要有共同处，不然何以谓之组诗？有形无形一根线穿住几颗珠，线自重要。若说无此线自亦成珠，但是散珠，不是串珠，那是另一问题。其实一首之内句与首的关系也如此，不必词费。凡此皆拙腐而不卓也。末技小道，聒而不舍，不计兄之齿之冷暖矣。（一九七七年四月九日信）
这是对我这组诗的全面否定，从炼字铸词、属对使典、缀句谋篇、成章连组、斟情酌理、秤实量虚等各个方面做了系统的否定，于第三首稍宽，也只是存而不论而已。我接到信，反复思考，不能不承认他批评得对。虽然在对仗问题上，我认为他所持的诗律：“身家”不能对“邦国”，“荣瘁”不能对“经纶”之说，未免过严，我就可以举出杜甫、李商隐的一些名句中的对仗，也不符合他这么严的诗律。但是我承认他自己的对仗就是不惜再三修订，力求工洽的。他的诗律之严，不是专门用来论人，而是首先用来律己的。所以总的来说，我承认他批评得很对。特别是我用了王安石“争墩”之典，对苏轼“婆笑”之典，本来自以为不仅宋对宋，而且半山对东坡，可谓铢两悉称，暗自得意。不料他指出，苏、王二人，在文章与政事两个领域都是显赫人物，而我用二人之典来自比，不用别人说，应该自己觉得太倨傲了，这个批评真使我羞愧，从此不敢轻易作诗。这里不必录出我的原诗，对照着细讲他所指教的，那太烦琐了。这里只要证明，他的诗绝不是通常所谓“打油诗”，不是随随便便耍点油腔滑调，而是出自深厚的功力，遵守严格的格律而成的。可惜有不少人，包括喜欢聂诗的人，以为聂体诗只凭一点聪明，几分怪诞，就作得出，能了解他的真功夫的并不是很多。他自己早有预料云：“语涩心艰辨者稀。”又云，“微嫌得句解人稀。”程千帆先生曾经说聂老这个顾虑未免多余，究竟多余与否，恐怕还是难说。
聂老的深厚诗功，建筑在广博诗学上。单说他读诗之多，即从下引一信可见：
这几天，把一部大字潜研堂诗集送到厕所去了。当我有时搞点训诂时，我很佩服十驾斋，但乱翻诗集时，却未发现潜研堂有什么值得注意之处。不特此也，如经亮吉评过的乾嘉诗人们的诗，我看的也不算少了，依我看来，那些诗都大可不作，这一点他们没有一个赶得上老杜，老杜的忠君思想无论现在怎样不值一钱反以为累，但他的诗是应该作必须作作为好的。（一九七七年立春信）
我是教过几年“历代诗选”的，说来惭愧，宋以后的诗，除了极少数几位特大名家而外，我都只是从一些总集上看看而已，何曾认真读过几家诗集？什么乾嘉诗人的诗集，更是想也没有想过要读。聂老却读了，而且读得不少，居然读到潜研堂诗集，实在太出我的意外。有这样广博的诗学，才会有那样高的见识和成就。
谈了一阵诗之后，聂老研究起老庄来。这里可以引录一例：
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老二也说民不可使知之，孙子九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庄公齐物论（认识论）不管有多少辩证法，总归结为相对论、不可知论。与其颂尧而非桀不如两忘而化其道。死生彭殇臧获知愚……皆齐之。此皆愚民也。庄公似本属自愚，但真自愚，则不必著书，何必一面说予恶乎知之，一面又说，虽然可尝言之。自愚固佳，若以愚人，其中必包含其对立面：将以明民。因为告诉人齐物之理，就必须先说物之不齐（唯物论）而后才涉及唯心的齐物。听的人就可能变得聪明些。一面讲齐，一面又强调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我正想请求于兄告我此公究有多少矛盾也。
老子不敢为天下先，为天下谷。庄公演之为善无近名……缘督为经，中庸之道，自伍于残缺贫贱劳苦人中。其意若曰，看为谷到如此程度将得何结果？不意这么一来，所得结果极大，竟看出一切道德才智皆出于这些人中，圣人黄帝还对一小小牧童连称天师而退！这只是可以导致天翻地覆的思想。可惜为其他条件所限，所得到此而止，几千年来，无人敢在这上面再加寸进。要知道欧文好说下人：这些人是我的奴隶，没从他们身上看出什么来。两千年前的庄公就在劳动人民身上看出其道德才智在圣人之上，要说他不伟大是难的。这是我对此公着迷的原因。我以为只有这一点是积极的，是精华；齐物论之类是消极的，是糟粕。
老子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庄公就此义将劳动人民和天下隔离开来。天根游于……适遭无名人而问焉曰请问为天下，无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问之不豫也……发展到极致就成为让王篇中的许多一听说要他为天下就自杀。哀骀驼当人把国委之于他，他就逃走。这些是统治阶级思想，有利于统治阶级，是统治阶级所希望的，与上文所说道德才智之类，所能引起的思想是矛盾的。但也暴露了有道德才智的劳动人民不能应帝王，而帝王则是缺少道德才智的。为帝王不是由道德才智，而是像箧所说由于盗窃。而这又是矛盾的，是反统治阶级为统治阶级所深恶的。而且很近乎阶级学说。而这马克思主义以前所难有的，何况在几千年前！因之，即使只是近乎，也很伟大。
庄公还有别的矛盾。自己要大，要自由，大到九万里而图南，自由到入水不濡入火不热，与天地同游……吹过这些牛之后（或同时或在前）却很悲惨地叹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者，德之至也。这种牛皮后来向两条路发展。一条是道教邪说，即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刀枪不入等等如西游封神所述然。邪说是邪说，但其作用也不坏，它与人民起义有关，是反封建统治阶级的，其最高发展为黄巾、白莲、义和团等等，这恐怕与庄公多少有些关系，大宗师里的真人即封神中之太乙玉鼎乎？阐教之广成即黄帝之师乎？另一条近代科学的发明发现，许多颇似由古人幻想而来，但这是全人类的幻想，不能专归于庄公了。但也不是全无关系，庄公幻想至少可代表汉人的。（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三日信）
我对此毫无研究，不能赞一词，只觉得他的研究，真可谓高屋建瓴，一气吞吐，这么大气魄的老庄论，我还没有在别人那里听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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