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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胜波罗的海 : 瑞典帝国百年战史 : 1611-1721
本书研究了瑞典如何单凭军事技能便跻身强国之列,并支配北欧长达一个世纪。以瑞典的行动为主线,讲述卡尔马战争、三十年战争、瑞波战争(“大洪水”)、斯堪尼亚战争和大北方战争的历史。回顾瑞典军队如何踏上欧洲大陆、浴血沙场、崛起为军事强国,直至与庞大的俄国进行较量时走向毁灭。分析瑞典帝国的兴衰原因,探索战争、经济、地缘政治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视角新颖,一定程度上填补17—18世纪的中欧、东欧、北欧军事史的空白。
三十年战争和大北方战争在欧洲近代史上有着重要位置,前者塑造了新的欧洲,后者直接导致俄罗斯帝国的崛起并永远改变了波罗的海的局势。本书从瑞典视角讲述这段历史,补上了长期缺失的一片“拼图”。 ※从17世纪瑞典帝国的兴衰探索战争、经济、地缘政治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从国土面积、人口、资源方面看,瑞典没有成为大国的潜质,然而仅凭借其领导者的军事才能,它一度崛起为军事强国,将波罗的海化为自己的“内湖”,直至折戟波尔塔瓦。征俄失败后,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霸权迅速衰落。个中原因及经验教训,对思考今天的国家发展及□□关系,也有借鉴意义。 ※线索清晰、细节丰富、语言平实、译文准确流畅 像纪录片一样,回顾瑞典帝国的崛起、衰落、崩溃,带你迅速领略那段历史的精彩,进入近代早期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 政治上的宽宏大量常常是□真诚的智慧,一个伟大的帝国与狭小的心灵难以协调。——埃德蒙·柏克 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还在挪威做学生,□□次阅读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将其当作一项特殊作业。我感到这部拥有225年历史的作品(1776—1788年间出版)富有魅力。近日重览此书,感受犹如当年。 撰写本书,原因有两个。□□,我一生都好奇,吉本从罗马衰落中归纳的因素是否同样适用于我们的时代。在本作品中,我初步尝试回答自己的问题,尤其是因为它们符合我之前的职业:军事规划和实践者。一个强国的崛起,一些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如体量、人口、资源,但另一些是更难辨识的。 从瑞典开始叙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当我们谈到国家实力和军事实力时,瑞典在很多方面都打破了通常认为的模式。算上芬兰和瑞典沿波罗的海东岸的领地,瑞典在参加三十年战争时只有130万—150万居民。除了矿业外,这个国家实质上没有工业基础,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国。然而,瑞典能够打败人口十倍于己、资源更加丰富的强国或强国联盟。 走上来就解决一些术语和定义的问题是必要的。我将国家实力视为一个 国家实现自身利益并影响其他国家之行为的综合能力。该定义纳入了一些既有区别又互相关联的因素——人口、地理、经济、技术、社会心理、军事。本书关注的是军事因素,但由于国家实力的所有因素是相互关联的,所以只考虑一个因素而排除其他因素就不可能有意义地解决问题。 瑞典在17—18世纪作为欧洲□□军事强国的难以置信的兴衰史,是军事史中一个被忽视的方面,而这就是我撰写此书的第二个原因。我希望能够部分地填补该时期中欧、东欧、北欧军事史编纂的空白。 本书涉及的时期超过100年,这100年是欧洲历史上一段极度复杂和混乱的时代,政治地图与今天大相径庭。关于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彼得·H. 威尔逊教授(曾在2009年写出□新的综合性英文著作)在其著作的《前言》中评论道: 三十年战争史的专题研究是丰富的,但整体描述非常稀缺。极少有作者提供的内容超过了供学生使用的简短综述。原因显而易见。欲涵盖所有方面,至少需要掌握14种欧洲语言的知识,而完备的档案记录需要几辈子的时间去研究。印刷品甚至都有数百万页;单单研究结束战争的那份《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就有4000多种书刊。 我发现,就军事史而言,威尔逊教授完全正确。1929年,李德·哈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考虑到他(古斯塔夫·阿道夫)站在了现代世界的门槛……本国(英国)对他的军事研究显著匮乏;如果考虑到他所生活的过渡时代是如此知名、对当时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研究是如此广泛的话,这种匮乏就愈加显著。 我所知道的□后一部以三十年战争的军事史为重点的英语著作,由特雷弗·N. 迪普伊于1969年撰写。他对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偏狭叹息道: 关于这种偏狭,恐怕没有比这更惊人的例子:英语的政治、军事史著作对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他的时代和后续时代的影响力缺乏关注。 考虑到在我们所研究的这一时代,武器和战术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其中很多是古斯塔夫的创造,并产生了我们所知的近代战争,上引观点尤为正确。 关于该时期的军事活动,有很多不错的德语书籍。令人惊奇的是,近期瑞典语的作品很少,军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作为这场战争整体历史的一个要素而有所涉及。 三十年战争成为衡量后世所有战争的基准。希特勒的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于1945年5月4日在无线电广播中宣布:“德国现已遭受的毁灭只能与三十年战争相提并论。饥饿与匮乏对我国人民造成的大规模杀戮决不允许达到那个年代的比例。”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将三十年战争视为他们国家□大的灾难,甚于世界大战、犹太人大屠杀和黑死病。 甚至在21世纪,德国作者也声称“在此前和此后,甚至包括二战中的恐怖轰炸,这片土地都没有”像1618—1648年间那样“遭到这么大的毁灭,其人民也没有受到如此多的折磨”。 我们如果快进到导致瑞典帝国实质崩溃的大北方战争(1700—1721年),就会发现历史编纂中存在类似问题。在海量的档案记录中,我们发现有数百万页的资料不仅涉及这场战争,还涉及1648—1700年间的历次战争,但英语资料很少。军事活动也通常与其他主题一道讲述。这场重要战争缺乏足够的英语研究是令人费解的。它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同时进行,在军事著作中完全被后一事件抢去了风头。可以肯定地说,大北方战争的结局比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更加重要,因为它直接导致了俄罗斯和普鲁士的崛起,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对这两个分别标志着瑞典崛起为军事大国和它走向衰落的时期,我们在研究中必须有所选择,因为正如威尔逊教授所言,进行全面的原始研究得花上几辈子时间。我没有这么多时间,因此我主要依赖英语、瑞典语、德语和法语的□□资料。限于语言能力,我无法使用俄语或波兰语文献,除非它们被译成了某种西欧语言。 有一些书我参考得比较多,它们均被列在注释、参考文献和附录一中。我感谢这些作者以及那些我提及次数较少的作者,因为他们的出色工作大大减省了我的研究,至少也为我指点了有用的资料。没有他们的著作,本书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还有另外两个附录,一个是若干国家的统治者,一个是书中提到的陆军元帅或对等军衔人物列表。 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和阿里尔·杜兰特注意到,哲学家(我姑且认为一些学院派主流历史学家就属于这一类)和军事作家对历史驱动力的看法,一直以来就存在差异。“如果从军事的视角解读历史,那么,战争就是□终的仲裁者,可以视为必要之举而予以接受……” 一位军事作家会问,如果在历史上的各种危急存亡之秋没有武器的保护,我们的文明和遗产将何去何从。另一方面,哲学家指出——他们也理应如此——战争的毁灭程度已经威胁了文明之根基。在我的一些评论中,我将回避这些争论,除非我认为有必要求助于自己的研究生涯和从军经历。 我感谢佛罗里达州科利尔县和李县的图书馆系统。它们的职员乐于助人,总是愿意帮我查询由出色的馆际借阅项目提供的粗略索引。 加利福尼亚的伊诺克·哈加博士为我提供建议并承担编辑工作,就像我此前撰写作品时那样。同样要感谢洛伊斯莱恩·洛博士在编校过程中帮助了我。□后,如果没有我妻子张氏(Truong)不辞辛劳的理解、鼓励和支持,我显然是无法完成这部作品的。 尽管那些为我提供帮助、评论和建议的人都勤勤恳恳,但我必须强调,对书中的一切结论和无意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我承担全部责任。 作者简介: 亨里克·O. 伦德(1936—),生于挪威,在美国从军多年,退役后转向写作,关注故乡北欧,结合自己的战术知识与从军经历,撰写了一些突破性作品,包括《希特勒的先发制人》(Hitler's Preemptive War: The Battle for Norway, 1940)、《芬兰的抉择之战》(Finland's War of Choice: The Troubled German-Finnish Coalition in World War II)以及《希特勒的破浪理念》(Hitler's Wave-Breaker Concept: An Analysis of the German End Game in the Baltic)。 译者简介: 汪枫,历史学硕士,曾参与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著有《北欧雄狮:古斯塔夫二世传》《南美大陆的战火:三国同盟战争》等。 前言与鸣谢 导读 □□章 古斯塔夫·阿道夫的丹麦和波罗的海之战 第二章 军事革命——荷兰与瑞典的改革 第三章 瑞典参加三十年战争 第四章 布赖滕费尔德与莱茵河之战 第五章 通往吕岑的坎坷之路 第六章 1633—1648年瑞典在德军事活动 第七章 保卫帝国——卡尔十世和卡尔十一的统治 第八章 卡尔十二的丹麦、波罗的海与德意志之战 第九章 俄罗斯之战——卡尔十二的蒙尘与殒身 第十章 归纳与总结 附录一 本书高频引用资料作者传略 附录二 1500—1721年欧洲部分统治者 附录三 本书提及的陆军元帅(或对等头衔,如“赫特曼”) 附录四 专有名词译名对照表 译后记 瓦伦斯坦错失良机 11月6日,瑞典国王继续前往莱比锡。他致书约翰·乔治,敦促他带上全部可用军队赶往萨勒河。他将一支强大的分遣队派到前方,控制位于科森的萨勒河狭道。古斯塔夫在阿尔滕堡渡过萨勒河,继续向瑙姆堡挺进,于11月10日夺取该地。此地距莱比锡约100公里,古斯塔夫在此暂停行军,集中兵力,等待增援。他在城北掘壕建营,这是他的惯常操作。 同时,天气也转冷了。瓦伦斯坦了解瑞军在瑙姆堡的行动后,相信这表明古斯塔夫正准备下寨过冬。 得知瑞军离开埃尔福特前往瑙姆堡时,瓦伦斯坦正身处莱比锡东北约16公里的艾伦堡。他立刻派兵控制萨勒河上的狭口,堵住瑞军的前进之路,同时移兵瑙姆堡以东约15公里的魏森费尔斯。 到达魏森费尔斯后,他得知瑞军已经抢先到达萨勒河狭口,还占据了瑙姆堡。他惊讶于瑞军行动之迅速,召开军务会商讨如何处置。鉴于瑞军正在掘壕设营、等待增援,军务会一致认为,敌军不打算搦战,而会在营中过冬。瓦伦斯坦同意军务会的见解,11月14日开始将军队北撤至梅泽堡,下寨越冬。他派帕彭海姆前去攻克并守住哈雷。 瓦伦斯坦1632年11月的行动受到了批评。从战略上讲,他位于三支敌军之间,并对其中任何一支都具有兵力优势——这三支敌军是瑙姆堡的瑞军、托尔高的萨军,以及据信正从不伦瑞克-吕讷堡赶来的一支新教军队。吕讷堡军事实上已经抵达易北河彼岸,接近托尔高的萨军。瓦伦斯坦位居中间,本可以迅速打击其中一支,起码可以阻止他们会师。 第二点批评在于,他决定下寨过冬,从而于存在强大敌军时分散了兵力。瑞军就在他附近,他还分散了自己的军队,这一点无可辩白,尽管德尔布吕克尽□大的努力为他开脱。 瓦伦斯坦派哈茨费尔特将军率领2500人监视托尔高。若是想阻止萨军和吕讷堡军向西加入古斯塔夫,这支军队太小了;若是只作为一支监视和前期预警部队,它又太大了。瓦伦斯坦也派兵搜寻食物。□终,帕彭海姆希望返回威斯特伐利亚,因为那里的瑞军一个接一个地拔除了他的要塞。瓦伦斯坦让步了。一些历史学家为瓦伦斯坦辩护,认为他身罹痛风,没有力气与这位好折腾的属下争辩。他允许帕彭海姆带走一支相当大的部队,据估计在5800~8000人之间。他确实安排陆军元帅加拉斯及其部队接替帕彭海姆的空缺,然而,加拉斯沿着波希米亚边境部署在南方,需要花费一些时日才能帮上忙。 所有这些失策都表明,瓦伦斯坦及其将领严重误判了古斯塔夫的意图。瑞典国王整整一年都渴望与飘忽不定的瓦伦斯坦打一仗。自从他在旧堡失利,认为自己的军事荣誉受损以来,这个愿望日渐强烈。他也希望一劳永逸地消除帝国军对萨克森的威胁。 古斯塔夫获悉瓦伦斯坦已经撤往梅泽堡时,便放弃了自己的营地并尾随之。随后,11月14日,他得到消息称帕彭海姆已经离开。虽无兵力优势,但他认定发起攻击的时机已至,遂加快追逐。李德·哈特评论道:“眼见敌军分散便立即抓住机会,在贯彻兵力集中原则的过程中展现决心与火力,这里就是一个令人钦佩的案例。” 大约在11月15日中午,瓦伦斯坦获悉瑞军正向他杀来,自知难免一战。他的主力军位于吕岑,便决定在那里抵抗。他派鲁道夫·科洛雷多(1585—1657年)将军率领500名龙骑兵和克罗地亚分遣队延缓瑞军进攻,并派出信使联系帕彭海姆,令其尽快返回。 科洛雷多及其军队在魏森费尔斯以东、沼泽般的里帕赫溪流堵住了瑞军。11月15日,他们在被赶跑前阻止了瑞军4个小时。这4个小时的耽搁对接下来的战役非同小可。古斯塔夫认定此番耽搁导致在当天作战已然太晚,遂宿营度夜。若是瑞军能够在15日发起进攻,帕彭海姆就不会在战役中发挥作用,帝国军就不会有额外的时间准备阵地。那样的话,瑞军的决定性胜利几乎是注定的。 吕岑周边的地形总体上是平坦的。在17世纪,从莱比锡到魏森费尔斯有一条道路途经吕岑村,这条路高出地面且两侧有着深沟。 战斗序列 瓦伦斯坦部署军队的方式,往往让后世的作者们为他寻找各种理由。甚至李德·哈特也对这不同寻常的部署感到困惑。瓦伦斯坦将军队布置得与莱比锡道路平行,面向东南,而不是穿过道路。这样,他的右翼就暴露在预计的瑞军前进方向上。然而,他将右翼依托于吕岑村。这座村庄横跨莱比锡道路,包括300座房屋和一座城墙包围的古老城堡。战役开始前,瓦伦斯坦下令将村庄付之一炬。帝国军右翼与吕岑之间的土地是一片沼泽,米尔格拉本溪流从中流过,导致瑞军的侧击行动几乎不可能。沟壑是现成的战壕,他将火枪兵排布在此。帝国军左翼本应当依托于弗洛斯格拉本溪流。11月15日下午两三点,帝国军已经各就各位。 早期的描述(以及一些较新的描述)认为帝国军组成了1631年布赖滕费尔德战役那样的大型“西班牙方阵”。这并不正确。如本章之前提及的,这些阵形因布赖滕费尔德的结局而被迅速替代。瓦伦斯坦虽然还没有瑞典人走得那么远,但已经开始向线式阵形过渡。他已将布赖滕费尔德的30排纵深步兵阵形削减为10排。他也将轻型炮搞到了手,并开始将火枪兵与骑兵混合。 当德意志人开始缩小战术和技术差距时,瑞典人仍然保持着质量优势。他们有轻型滑膛枪,他们的阵形更浅。□后,他们享有军队核心人员是瑞典人和芬兰人的优势。甚至军中训练有素的雇佣兵也有鲜明的优势,就是每一支老兵部队面对新建部队的那种优势。 帝国步兵以两线部署于中军,纵深10排,与莱比锡—魏森费尔斯道路平行,420名火枪兵部署在他们前方的沟壑中。瓦伦斯坦将大多数火炮布置在吕岑正北的磨坊高地,在该处布置了400名火枪兵,以掩护炮兵和吕岑阵地。约半数骑兵位于右翼后方,剩余骑兵在步兵后或右方。剩余火炮位于左翼前方。 帝国军到底有多□□炮可谓众说纷纭,但计入轻型炮后可能有60门左右。瓦伦斯坦没有足够的兵力填补左翼和弗洛斯格拉本溪流间的空隙。他预料瑞军将尝试在此施以侧击。他命令伊索拉尼将军以克罗地亚骑兵掩护洞开的侧翼,但数量也不够。因此,瓦伦斯坦将辎重队和随营人员聚在左翼后方,拉起床单伪装成旗帜,营造后方布置了强大部队的假象,直到帕彭海姆赶来为止。他有望于夜间返回战场。 瓦伦斯坦亲自指挥中军。一些资料说,他不得不躺在担架上巡视战场。毫无疑问,他身患痛风,但他骑在马上精力充沛地指挥部下。左翼由陆军元帅霍尔克和奥塔维奥·皮科洛米尼(1599—1656年)将军共同指挥,后者将于1634年升为陆军元帅。右翼由科洛雷多将军指挥。 瓦伦斯坦之所以采取了看起来不同寻常的部署,有一些明显的原因:□□,堤道可以作为现成的阵地,对进攻者构成严重的障碍;第二,这番部署使他的右翼格外安全,因为它依托村庄和难以通行的沼泽地;第三,这种位置使他能撤往德意志西北部而非波希米亚,这是由他的战略胆识决定的。他的部署弱点在于本应该□强的左翼,因为它没有依托任何天然障碍物。瑞典国王一下子就注意到了这个弱点,希望可以包抄这一翼,迫使帝国军无法撤往莱比锡。帝国军习惯上会往左撤,由这一翼掩护撤退。如果瑞军能够包抄帝国军左翼,将迫使他们在萨克森这片敌对的国土过冬。瓦伦斯坦心知肚明地接受了这种风险,但他指望帕彭海姆能够早些返回,纠正左翼的弱点。 如瓦伦斯坦所料,瑞军以斜线向右转,而古斯塔夫以非常类似布赖滕费尔德战役的形式部署军队——步兵分成两线,纵深6排,骑兵位于两翼。部署前,他得知约翰·乔治拒绝带上援军从托尔高加入他。这个消息没有改变古斯塔夫的计划。尽管一些□优秀的指挥官——霍恩、巴纳、托尔斯滕松、托特——不在场,但他仍然保持信心。这些人不是在养伤,就是另有任务。 瑞军左翼由魏玛的伯恩哈德指挥。他的骑兵有3000人左右,主要是德意志雇佣兵。尼尔斯·布拉赫将军执掌中军,并亲自率领更具经验的□□线。他的任务是在国王转向帝国军左翼时牵制帝国中军。第二线由克尼普豪森将军指挥。每一线由4个步兵团组成。古斯塔夫亲自指挥右翼,主要包括瑞典和芬兰骑兵。后备军包括6支骑兵中队,位于中军后,由约翰·冯·奥姆上校指挥。26门重炮置于中军前方。约40门轻型步兵炮布置在相应单位。辎重队位于莫伊辛村庄,位于弗洛斯格拉本和瑞典方阵的左中位置之后。 对于各方兵力,甚至哪一方的人数更多,不同资料间都有较大差异。直到帕彭海姆的骑兵,特别是他的步兵到来前,瑞军都有微弱优势。而这之后,帝国军具有了微弱优势。瑞军在战役之初或许有近1.3万名步兵和略少于7000名骑兵。帕彭海姆部队返回前,帝国军规模被描述为1.6万~2万人不等。 瑞军在11月15日—16日晚以作战队形就地入睡。在毁灭吕岑的大火照耀下,两军的营火也互相清晰可见。像在布赖滕费尔德那样,瑞典国王与一些主要军官共同度夜。 吕岑之雾 在天明前许久,瑞军鼓手就唤醒了士兵。按惯例祈祷上帝、吟唱圣歌后,各作战单位组成战阵。国王在队伍之间纵马疾驰。由于1627年在迪尔肖受的伤仍然隐隐作痛,他只在大衣里穿了一层耐砍的鹿皮。 像1632年11月16日那样能见度如此低的大型战役还真是少见。清晨的重霾和浓雾笼罩战场,一整日内也不时出现。早晨,村庄阴燃冒出的浓烟和之后成千上万武器的硝烟使雾霾更加严重。 古斯塔夫本希望在黎明开战,但不得不等待能见度提高。瑞军知道帝国军的增援正在赶来加入瓦伦斯坦,所以尽早进攻是必要的。反之,瑞军的拖延对帝国军有利,因为每一秒的拖延就让帕彭海姆更近一步。从掩护部队传来的情报中,帝国军也得知瑞军指望不上任何来自托尔高的及时援助。 10时过后不久,雾霾终于开始消散。两军勉强可见对方。古斯塔夫立刻用信号通知火炮开火,帝国军火炮加以回应。约一个小时的火炮对决后,古斯塔夫举起佩剑,率领瑞、芬骑兵前进。他们迅速打散了克罗地亚骑兵掩护部队。 接下来挡在古斯塔夫路上的,是堤道两侧沟壑中的帝国火枪兵。一番激战后,火枪兵被赶出阵地。现在,瑞军骑兵猛扑向帝国军左翼,经一番恶战,霍尔克所部被逼退。克罗地亚骑兵掩护部队遭到粉碎的同时,新兵、摊贩、妇女组成的“伪装”部队也逃离战场。瓦伦斯坦将右翼骑兵调向左翼,以阻止势欲捍山的瑞军。 瑞军对帝国军右翼的进攻,也是中军和左翼前进的信号。帝国火枪兵被逐出堤道,瑞军向前夺取了帝国中军前方的火炮。一开始,瑞军的进攻在整条战线上都是成功的。但是,随着雾气重新弥漫并与交战双方的硝烟混合,能见度再次下降。 成功没有维持太久。□□,伯恩哈德公爵对付帝国军右翼感到吃力。第二,瑞军中军翼展超出帝国中军,开始实施包围。瑞军中军右侧的这一行动,导致中军与右翼出现缺口,而一些帝国骑兵就向这个缺口发动冲击。瑞军右翼各团现遭帝国骑兵和步兵的共同挤压。尽管他们不顾一切地抵抗,但仍然被打退到堤道后。堤道迅速被帝国火枪兵重新占据。他们缴获的帝国火炮在此期间丢失。 古斯塔夫·阿道夫之死 战场再次被浓雾笼罩。阴燃的村庄和枪炮开火产生的烟尘沉至地面,导致一些低洼地区的能见度几乎为零。这个时候,仍在击退敌军左翼的古斯塔夫得到消息称他的中军遇到了困难。他下令第二线前进,据说还从中带出了一个骑兵团,并亲自奔向中军。随后发生的事情笼罩在很多文学的迷雾中,就像战场上的天然之雾一样。 一种描述称,国王在战役早些时候,10时30分之前,就被一枚滑膛枪弹击伤手臂,但这可能与他□后受的几处伤混为一谈了。另一种描述称,国王被一枚滑膛枪弹击中,失去了对坐骑的控制,它冲向了敌阵,国王就在此遇害。其他的解释是,国王和亲卫队骑着快马,因而与下属的团失散。[50]这时,这支小队遇上了一支帝国骑兵分遣队,古斯塔夫被他们的手枪击中负伤。他是受了致命伤还是立即被杀,我们并不清楚。他确实坠于马下。其他一些描述认为他死前多处受伤。对于国王之死,有若干种试图准确重构事件的描述流传至今,然而它们多系猜测。 □简单也□合逻辑的解释是,国王及其小队在浓雾中迷路或者没有意识到瑞典中军被打退到多远,因而是在两个战线之间而非在瑞军战线之后活动。劳恩堡公爵弗朗茨·阿尔布莱希特作为志愿追随者陪伴着国王,但瑞典人永远无法原谅他丢弃了国王的遗体。随后,兵匪们反复戳刺并剥光了国王的遗体。李德·哈特的评论是正确的:“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 古斯塔夫那匹染上了鲜血的战马孤零零地奔回了瑞军战线,部队就这样得知他们的君主已经阵亡,尽管布拉赫和克尼普豪森信誓旦旦地声称他只是受伤了。士兵们很快了解了真相,但他们并不沮丧,而是被激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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