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_王玉春著_9787010189642

　　《“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在梳理通信栏的历史与发展的基础上，对“五四”时期较有影响的报刊通信栏进行了个案考察，从知识分子转型、对话机制、文体价值与语境建构四个方面，对报刊通信栏进行相对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以“五四”报刊通信栏目为研究主体，不仅关注通信栏所呈现的外部文化语境，而且强调其主体价值的发掘，从实证的角度开辟了“五四”文学、文化研究的新空间。

　　“五四”一直是谈论现代中国各种思想潮流，乃至各种党派、各种政治力量等历史的起点，对所谓“五四”的理解和认识，更是人们分析、评价和判断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问题——包括成就和局限的主要根据。政治革命家早有“新民主主义开端”之说，保守的政治独裁者（如蒋介石）也曾指责“自由主义”的“五四”背弃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新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给予了许多“启蒙”的期待，而西方汉学（尤其美国汉学）更有“激进”“偏激”的种种忧虑……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一点都不能减少如今围绕它的种种争论。问题是他们谈论的是否是同一个“五四”，“五四”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构成的，“五四”是否可以分层认识，在总体上实现了什么功能等。
　　我认为，在今天，我们对“五四”的解读，应该注意到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生存状态，他们各自的姿态及相互的联系，在将“五四”作种种简明的定性之外，一个丰富和复杂的现代文化探索者与创造者的知识分子群落的巨大存在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不妨可以将之称为“五四文化圈”。
　　生存于这个圈子中的知识分子，自然有着各自具体的思想认识和文化主张，其差异性显而易见，但是，就在“五四”时期.其实他们表现出了不能忽视的认同度。欧游归来，宣扬“西方文明破产”的梁启超常常被人们视作“思想保守”，但他却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认为它们从总体上符合了他心目中的“进化”理想；甲寅派一直被简单目为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其实当年《甲寅》月刊的努力恰恰奠定了《新青年》出现的重要基础，后来章士钊任职北洋政府、《甲寅》以周刊形式在京复刊，与新文化倡导者激烈论争，但论战却没有妨碍对手双方的基本交谊和彼此容忍；学衡派也竭力从西方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论支持，而且并不拒绝“新文化”这一概念本身；与《新青年》“新文化派”展开东西方文化大论战的还有“东方文化派”一方，如杜亚泉等人同样具有现代文化的知识背景，同样是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者，甚至后来走上专制独裁、批评“五四”的蒋介石也在他的五四日记中对这一运动深表赞扬。正是这样的“认同”，为这些生存群体可以形成以“五四”命名的文化圈奠定了基础。而一个巨大的存在某种文化同约性的文化圈的出现则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十分宝贵的“思想平台”——它在根本上保证了现代中国文化从思想基础到制度建设的相对稳定和顺畅。
　　当然，在这个文化圈的内部，也存在显而易见的思想分歧。五四新文化派具有无比清醒而强烈的现实忧患体验，他们的锐利的批判从根本上打破了沉闷的文化生态，推动了历史的有效行进，他们是现代文化的“火车头”；即便是总体上相对激进的群体，包括《新青年》《新潮》的知识分子，他们各自的“激进”程度、方向和阶段却并不相同，不仅有具体问题的认知差异，也有中心与边缘之别，如鲁迅就一直自居边缘。就其中的“文学革命”而言，也就《新青年》同人的首开风气之举，又有创造社所谓的“文学革命第二阶段”，对于“第二阶段”的郭沫若来说，其狂飙突进的气概与他对孔子等先秦文化传统的赞美又相伴而生；有总体上相对保守的群体，包括《学衡》《东方杂志》与林纾等，但他们各自“保守”的程度、方向和阶段也并不相同；还有更多的个体，或许在某些方面倾向于前者，又在另外的方面倾向于后者，有时候简单的“激进”或“保守”概念很难对他们进行准确的定义，如粱启超、梁漱溟。

　　《“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
　　一、不分等级的论述空间
　　公共领域的形成离不开“普遍开放的原则”，如哈贝马斯所言，“把某个特殊集团完全排除在外的公共领域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根本就不算是公共领域”①。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一个对尽可能多的人开放的论坛，使之可以在其间表达和交流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通信栏的独特之处正是它的这种开放性，它给普通读者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与可能。作为一种特殊的报刊专栏，通信栏力求成为沟通读者、作者与编者的桥梁，起到传播信息并进行交流的作用。在这里，媒介体现出一种主体性，即通过通信这一栏目形式营造一个“不分等级的论述空间”②。在通信栏中既有文学主将们学理化的观点发布，又为普通读者提供机会，使他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公共领域中提出自己相对感性、肤浅的看法和疑问。于是，在通信栏这个“不分等级的论述空间”中，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原则上都有了发言的机会，共同探讨各种问题，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首先，降低“门槛”，实现跨阶层传播。通信栏的编者大多是精英知识分子，普通读者很难有与其进行对话的机会，但是通信栏的开辟使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有了交流的平台。“《甲寅》能吸引那么多之前寂寂无名的边缘知识分子，跟它降低发言门槛从而使讨论全面深入地开展有极大的关系。”③《甲寅》之前的政论杂志，大抵只是多篇论文的结集，编者、作者、读者之间很少有互动的空间。“通讯”栏的开设，针对读者来信、社外来稿和不同意见的文章，章士钊不仅亲自作复对来函来文加以评说，而且往往在内容上加以引申以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些回复长达数百字，有的竟长达数千字，有效地促进了讨论的深入展开。当然，很多读者还不具备与精英知识分子对话的能力，因此通信栏在开办之初，多数读者都是以学生的身份向编者请教、咨询。以《新青年》为例，在开办之初，虽然不少读者的咨询尚显幼稚，但真实地记录了跨阶层信息沟通的初始状态。编者对读者的提问不厌其烦、耐心解答，真正做到社告中的“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例如，第1卷第6号中读者辉暹提出的六个问题：“一、吸灰尘有何害于卫生？二、常见人颜色鲜艳而有血色，颇为可爱，此果何法使之然欤？三、手指足趾上使爪因何自行脱落？四、异族结婚，后嗣多慧健，究为何故？五、运动后不即入浴乃防何种危险？六、现时各种体操繁多，究以何种于身体之康健上为最适当，可否请示其法？”①对于这样的问题，编者却洋洋洒洒不吝篇幅一一回答，十分详尽。编者的认真回答，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极大地鼓励读者参与，培养了读者与报刊之间的互动。又如《新青年》的读者李平，第1卷第2号上他来信询问上海的法文学校一事，顺便提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陈独秀就在回信里用了不少篇幅引经据典地比较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与达尔文的“竞争论”的异同。李平不禁称赞道：“谆谆不倦，足见记者之热心教诲。”此后，李平也成为频频光顾“通信”栏的“老顾客”。这样的互动方式，对读者充满了吸引力，也使通信栏成为充满活力的启蒙场。有研究者对早期报刊的重大影响做了这样的评价：它们向中国传播西学，介绍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与历史，内容包括总统选举、议院召开和文化教育。这对长期处于封建思想禁锢之中的中国人士来说，恍如在一漆黑的暗室中开启了一扇窗户②。在某种意义上，通信栏就是“漆黑的暗室中”开启的“一扇窗户”，普通大众作为读者也开始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讨论。
　　其次，由“质析疑难”到“发舒意见”。《新青年》的创刊号中即指出“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①，从中可以看出，通信栏的栏目功能定位在“质析疑难”和“发舒意见”两个方面，但是在通信栏的开设之初，读者来信多以咨询为主，明显局限于“质析疑难”方面。通信栏这一对话空间的存在无疑不仅仅是为了就读书、上学这些私人事务交换信息，更是为了对人们共同关心的公共话题展开讨论，以期“真理愈辩而愈明”。鲁迅的态度就很有代表性，他认为“《新青年》里的通信，现在颇觉发达，读者也爱看。但据我个人意见，以为还可以酌减：只须将诚恳切实的讨论，按期登载；其他不负责任的随口批评，没有常识的问难，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后便不必多说，省出纸墨，移作别用”②。于是，《新青年》从第2卷开始就发表声明，“以后如有析理辩难之文见赐，必当照录，以资讨论，否则无取焉”③。《小说月报》中的一则启事同样是针对通信内容而言的，“本刊通信栏原为交换编者与读者间，读者与读者间的意见而设。近来接读者来信，有问某部书的出版处，或文学上某某主义作何解的，都要求在通信栏答复；我们觉得此种通信并非各表一个见解，没有给第三者看的必要，所以都另行专函奉答，不再排入通信栏里了，特此声明，并请通信者原谅”④。这则启事明确表示，通信栏的设置目的是交换“意见”，通信中应“各表一个见解”并有“给第三者看的必要”，而那些质析疑难的通信则“另行专函奉答”“不再排人通信栏里”。因此，在编者的大力倡导下，“通信”的性质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事务咨询类来信越来越少，而各种讨论性质的通信大量出现，占据了“通信”的主体，使“通信”栏目的功能开始由“质析疑难”向“发舒意见”转变，真正成为“不分等级的论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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