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林老有缘
谭宗远
一
到底是仲春时节,花渐次开了,天气也一天暖似一天。坐在电脑前,起手写这篇文章,思绪一下子飞回到二十多年前的叶君健家。可不是,要写林绍纲林老,真就得从叶君健叶老说起。
那也是个春天,1997年春天。算来距今已隔二十二个春秋了。某日,一位编辑朋友打来电话,他要编一本介绍名人家风的书,出版社都已谈好,就等交稿了。他约了几个作者,我是其中之一。分派给我的是老作家叶君健,五万字。
说真的,接到这个活儿我挺高兴。因为叶君健是我喜爱的一位作家,他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家喻户晓,他的小说散文我也爱读,中篇小说《开垦者的命运》,早在学生时代就读过;散文《天安门之夜》《花》《桃子熟了》《送水人》,也看过多遍。我知道他是湖北黄安人,抗战时在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工作过,还有过很长一段欧洲生活的经历。1949年回国,先后在文化部、外文局从事《中国文学》(英文版)期刊的编辑工作,任常务总编辑,向国外推介当代中国作家的优秀作品。采访这样一位作家,对我来说,一定是件胜任愉快的事。我满怀期待,按着朋友提供的地址,给叶老写了封信,希望他能接受采访。二月二十四号(这一天有日记可查)接到叶老电话,他表示可以谈,时间要在下午三点以后。我没有耽搁,顶多两三日后,就敲开了他在西城区车公庄一座居民楼的家门。
这次采访,没有日记,现在能够记起的,就是叶老刚刚大病初愈,走路很吃力的样子,从卧室出来,坐在一张长沙发上。他的爱人苑茵老师,年轻时是个美人,虽然已是满头银丝,但风韵犹存,高挑的个子,身材挺直,披个大披肩,说话很脆快。我跟叶老寒暄了几句,知他得了骨癌,出院不久,正在养病,但脸上并无病容,四方脸仍很丰满。我跟他谈了要采访的内容,不外乎他的婚姻事业,怎么持家,怎么处理家庭问题,怎么教育子女之类,让他心里先有个谱,又定了下次的采访日期,就告辞了。
那天,叶老还起身从卧室抱出一摞外文书让我看,说这都是国外出版的他的著作,他的小说都是现代派风格的,在欧洲有一定影响。我不谙外语,只记得这些书多为精装本,印得也漂亮。
数日后,我如约再到叶家,拿出笔记本和笔,准备聆听叶老娓娓而谈。不想,叶老并没有谈的意思,坐在那儿只是一味地说:那没有什么。那不值一提。我想老先生也许还没准备好,就说:您不用着急,我得采访您几次哪,您可以慢慢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不一定有什么顺序。但叶老摇头,还是那句那没有什么。那不值一提。这样蘑菇了半天,毫无进展。我知道没戏了,叶老不会谈了,回去向朋友说明原委,推掉此事算了。但心里却存了个大大的疑问:叶老一直表示可以谈,为什么又不谈了呢?莫非有何难言之隐?真想问问他,又想算了,问也无益,此文不写也就是了。
正要告辞,有人敲门。叶夫人一阵风似地跑去开门,进来了一位六七十岁、不胖不瘦、留着小背头、长得很精神的人。看得出,他跟叶家很熟,叶老夫妇看见他也很高兴,三人一递一句地说话,空气顿时活跃起来。我跟来人握了手,互通了姓名,知道他叫林绍纲,在中国作协工作,跟叶老是老相识、老朋友,常到叶家串门。我灵机一动,既然林先生和叶家这么熟,这篇文章何不请他写呢?肯定能收事半功倍之效。我把此意向林先生说了,他有些迟疑,叶老夫妇却表赞同,说他熟悉情况,跟家里每个人包括他们的子女都认识,写起来会比较容易。听叶老夫妇这么说,林先生不再犹豫,答应下来。我把要求简单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并把那位编辑朋友的电话号码给了他,让他联系。从此,我即从这件事上脱身出来,不再闻问。
多年后,再见林先生,问及此事,林先生告诉我,文章写了,书也出了(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不由说了句:您帮了我一个大忙!要不我真不好向朋友交代。林先生却谦虚地说:是你帮我忙。我写不好,写不好……
此时,叶老早已去世;林先生两鬓飞霜,也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林老。
二
林老是北京人。但他这个北京人跟一般北京人有所不同。他祖父生于河北省武清县(现为天津市武清区),是北京一家颇有名气的古玩店掌柜。父亲在平汉铁路工作,任车长、站长等职。林老1928年生于北京。铁路工作流动性大,今年在这里,明年兴许就调到另一个地方,父亲一调动,家眷就跟着迁徙,致使林老的学业也不得不流动,学校换了好几所。他记忆最深的,中学是在西安的潞河中学念的。这个潞河中学,就是现在通州的潞河中学,战时迫于形势,一度迁到西安。潞河中学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林老的英语基础,就是在这里打下的。读大学时,父亲在武汉,他就上了武汉中原大学。1949年7月,林老在武汉参加革命,先后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工作。1954年8月奉调北京。1956年调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
林老在北京生活了六十多年,北京这座文化古城孕育了他,他业余习书法、听京戏,受工作环境和前辈文学家熏陶,喜欢读书,对文学也充满了热爱。离休后,写了许多怀人散文和评论文章,结集出版了《那时·那事·那人》和《那时·那事·那人》(续集)两本书。
和林老重逢,是2005年。那年的8月24号,我应邀到东城丰富胡同的老舍故居参加活动,当天日记这样写道:今天是老舍投湖三十九周年。下午执请柬到老舍故居参加为抗战尽全力老舍抗战作品演出会。舒济主持,舒雨和舒乙的爱人出席。见到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林绍纲、关纪新、朱理轩。活动在院内进行,大学生们演出了《四世同堂》片段、《讨论》和《张自忠》片段。活动很感人。丹柿小院的两棵柿树又结满了果实。
日记过于简略,所谓活动感人,大概与张将军女儿的即席讲话有关,这位老太太很激动,很动感情,可说的什么,却回忆不起来了。我只记得是舒济依次介绍来宾,说到林老的名字,引起我的注意,才凑过去做自我介绍的。想不到林老还记得我,遂有了上文提及的那番对话。丹柿小院也是林老常来的地方,他与老舍夫人胡絜青极熟。其时,我已开始主编《芳草地》杂志,就跟林老说要寄刊给他,并希望他能写点稿子来。他说他正要写一些怀念老作家的文章,有合适的一定给我。
他没有食言,2006年寄来了第一篇稿子《追忆杨朔》。看了这篇稿子,我才知道林老跟这位散文大家共事多年,在杨朔手下,任中国作协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杨朔是外委会主任)。我是杨朔的粉丝,尽管后人对他的散文说三道四,但我依然喜欢他的作品,见到这篇稿子自然欣喜,马上发表在杂志头条,并且配了杨朔的遗照和四本散文集的书影。林老看了也比较满意,转年又寄来一篇《抹不去的胡同情怀》,回忆他居住过的灯市口附近的黄图岗胡同六号。这个大院真不得了,郭小川、李季、王亚凡、贺敬之、冯牧、葛洛等诗人、作家曾先后居住于此,臧克家、徐迟和诗刊社编辑以及韦君宜等作家出版社编辑曾在此办公。冯牧好客,又与京剧大师程砚秋是世交,对程派唱腔研究至深,故程派弟子李世济、唐在炘夫妇等人常登门求教于他。更有张光年、朱丹、李纳、白桦、公刘、彭荆风等许多知名作家来此谈笑做客……真应了曹孟德那两句诗: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这篇当然也是格发勿论。就这样,十几年间,林老不断寄稿子来,内容以怀人为多,篇篇都有新意,我编发了有十四五篇吧。林老不会电脑,这些文章都是他伏在桌子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
不仅如此,我后来还知道,他的文章很多都是在服侍老伴的间隙写的。他的老伴彭少润,曾是著名导演孙维世、陈颙的得力助手,任场记和助理导演,退休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后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国家话剧院)。彭老师晚年身体不好,常年卧病,离不开人。林老照顾得很尽心,累得够呛。他只有在老伴安睡的情况下,才能抓空写上几行。他的文章都是这样断断续续写出来的,很少一气呵成。但集腋可以成裘、聚沙可以成塔,他以坚持的精神和不倦的努力,完成了几十万字的散文和纪实作品,真不容易。
林老谦称他的文章粗糙,当年想的忙的都是工作,无暇顾及细节,要是早想到今天要写文章,当时就留心更多的细节,记点儿笔记了。尽管如此,我觉得他的文章还是很有读头儿的,有的内容鲜为人知,有的很有自己的音符和色调。比如《我所知道的作家杨朔》这篇,有一段杨朔和他在广东从化温泉散步发牢骚的描写,杨朔跟他讲,在亚非作家会议东京紧急会议期间,他和作协某领导共事十分不愉快,由此萌生了不想再留在作协的想法。这段记述,就为杨朔后来为什么忽然调到亚非团结委员会工作找到了依据。林老还说到杨朔的字:杨朔的字很难认,说不清是什么体,不如他的文章漂亮、潇洒。他写的稿子、批改的公文、往来信函,乍一看,你真念不下来。这也只有对书法有研究、写得一笔好字的林老才会注意得到。他与《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作者、小说家李英儒是忘年交,过从甚密。生活中的李英儒,喜吃涮羊肉,喜泡澡堂子。吃涮肉必去东安市场内的东来顺饭庄,不管什么时候去,都给安排单间;泡澡到清华园,往热腾腾的澡盆子里一躺,泡好了也就洗好了,还给同是戏迷的林老讲讲马连良来此泡澡修脚的故事。(《军旅作家李英儒》)这些趣事都是林老亲历亲见,读来真实而亲切。
林老记忆力特好,在《葛浩文先生》中,写他陪这位美国汉学家访问萧红故居,连对话和细节都记得那么真切:
在东道主、哈尔滨老作家关沫南等的陪同下,我们来到萧红故居。这幢坐北向南的五间大瓦房,因年久失修,有些老旧。客人一眼就认出房前那棵古槐树,兴奋地说:啊,这不就是那棵老槐树吗?接着又问:哪儿是原来的后花园子?年年种着小黄瓜、大倭瓜,年年春秋佳日有些蝴蝶、蚂蚱、蜻蜓的后花园?主人指着两排房子道:几十年兵荒马乱,变化不少,现在这些新建的房屋,就是当年的后花园。主人赞赏葛浩文如此熟悉萧红旧居,犹如故地重游,其实这些景物,包括萧红那寂寞的童年生活中的许多故事,都是葛浩文研究这位女作家时,从书本上得知的。他是那么熟知萧红幼年的性格、生活和爱好,当他走到萧红和祖母同睡的一条大炕旁边的时候,用手抚摸着那厚墩墩的硬木炕沿,自言自语地说:这条炕多么幸福啊!他又指着窗户说:这就是萧红三岁时,喜欢用小手指在窗棂上捅小洞的那个窗户吧?多么好玩呀!祖母用一根针扎她的小手。现在的玻璃窗,恐怕捅不破了。一席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他离开萧红故居时,还有点恋恋不舍。
接着过街,来到离萧红家不远的龙王庙小学,连校门外萧红上学路过买零食糖豆的情节,他都知道得很清楚。萧红上过课的教室和室内摆设、课桌椅,他用手深情地去抚摸,揣摩萧红幼年上课时的情景,并且向学校陪同人员详细询问,拍照留念。主人送给他一本现在的小学课本,其中有萧红写的《火烧云》和《呼兰河传》的片段,他欣喜极了,表示要把这个礼物带回美国,保存留念。
这是在没记笔记的情况下,仅凭记忆写的,已经是有声有色、颇能传神,假使当年林老有记笔记的习惯,好家伙,这文章得写成什么样啊!
三
林老今年九十一岁,依旧耳聪目明,头脑清晰,没大毛病。虽然走不了长道了,可扶着助步器,下楼遛弯儿没问题。他最近送我一些书,我发觉他不光喜读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也有兴趣,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美国的霍桑……都有涉猎。他读书不像我那么泛泛,非常认真,在书页上用铅笔画了很多标记,有时还写上几个字的批注。这么认真看书的,就是在读书圈子里也不多见。
相识二十多年,我和林老的接触主要在后十年,见面聊天的机会不多。但我和林老确乎有缘。二十二年前,假如没有那个名人家风的采访任务,我就不会出现在叶家,也就不可能见到林老,这是缘;十四年前,假如没有老舍故居的那次纪念活动,我就不会出现在丹柿小院,就不可能与林老重逢,这也是缘。再进一步说,重逢了,假如我不编杂志,我们大概也仅限于握握手聊聊天,临别道一声珍重,从此便相忘于江湖了;可是杂志却把我们连在了一起,稿件更把我们的关系拉近,使我和林老成了忘年交,这就更是缘。老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和林老正是如此。
还有一点必须要说,林老是个很和蔼的人,没有架子,举止言谈非常谦和,绝不自吹自擂,而且厌恶自我吹嘘的人。这也是我乐于跟他交往的一个原因。
近闻作家出版社要给林老出一本散文自选集,我很高兴。林老嘱我写一篇文章,说说我心目中的他,权当一篇介绍文字,附在书后。我不揣浅陋,写了以上这些,不对的地方,还望林老和读者匡正。
祝林老硬硬朗朗地活过百岁!
2019年3月3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