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新闻文集补遗_范长江_9787507757095

本书系对范长江新闻文集的一次全面整理及补遗工作，共收入19341964年间发表的新闻文章116篇，大部分文章系发表后首次公开再版，对于研究范长江新闻思想、相关历史事件与时代背景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序言

继续前辉更张后绩

于宁

《范长江新闻文集》于2001年由新华出版社再版后，范苏苏等同志没有停止对长江先生生平事业追寻的脚步，2008年又出版了《范长江与青记》，2009年和2012年又分别再版了长江先生三十代主编的《西线风云》和《卢沟桥到漳河》等书，近几年来，经大量辛苦地搜集、鉴别、整理，又发现了很多长江先生的遗作，共达30多万字，今年恰逢长江先生110周年诞辰，现在集结成书作为补遗出版，以飨读者。

这部补遗的内容十分丰富，十分厚重。其中多数是从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出版物中搜寻到的，也有一部分没有公开发表过，弥足珍贵。这部补遗，既是研究范长江的珍贵资料，是研究中国新闻史的珍贵资料，也为研究抗日战争史等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补遗中的文稿，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方面内容：关于抗日战争期间前线战事和后方同仇敌忾、全力支前备战的报道；关于战争期间新闻理念、新闻工作组织和新闻记者职业修养的论述；关于世界战争形势分析和某些国际问题的论述；关于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情况的报告；关于根据地和新中国新闻工作、文化工作的论述；关于50年代初期工人居住状况和农村合作社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等等。

关于抗日战争中战事进展情况的报道在补遗中占了很大比重。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后，范长江作为大公报派往前线的战地记者，写了大量翔实生动的战地通讯，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径，歌颂了前线将士英勇抗敌、可歌可泣的英雄气概。他所写的从四川调到鲁南抗日前线川军高昂的士气、与当地群众亲密的关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台儿庄大战的全过程，从在最前方与敌人浴血奋战、殊死搏斗的战士，到胜券在握、指挥若定的最高指挥官李宗仁，他都有精彩的报道。

在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上，有两场给日本侵略者以重创的大战，一场是山东的台儿庄战役，这一仗很著名；另一场是广西的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将军指挥的，打得也很惨烈，以我军胜、日军败而载入史册。昆仑关战役不像台儿庄战役那么著名，但是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范长江作为一位杰出的战地记者不但对台儿庄大捷作了详尽的报道，而且对昆仑关大捷也作了精彩的报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作为杰出的新闻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位杰出的战争问题观察家，具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除了对在激烈的战事中敌我双方的情况作了大量报道外，他对于如何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有深入的思考。在1938年初《赶紧洗刷我们不合理的政治》一文中他提出：我们许多朋友的基本认识是，国际短期内出兵打日本是不可能，而日本要用军事完全占领中国，又办不到。我们需要苦撑，而且一定能苦撑。苦撑主要的要靠自己的力量。因此洗刷我们自己本身不合理的政治和社会现象，赶紧产生新的力量，是当前整个民族最迫切的课题。他对不合理的政治是什么，应当如何洗刷不合理的政治提出了若干具体的主张。他所提出的苦撑论，实际上也就是要打持久战的思想。

对于抗日战争中的汉奸问题，范长江有独到的观察和研究。对头号大汉奸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他予以尖锐的揭露和鞭挞。在1937年12月发表的《严重的汉奸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今天抗战过程中所感受的困难，内在的汉奸问题，和外在敌人的优势兵器，至少有同等的严重性。他认为：汉奸原则上可分两种：一是自觉的汉奸，一是盲目的汉奸。前者是思想问题，后者是生活问题。前者被称为大汉奸，后者被称为小汉奸。他分析了两种汉奸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了处理的思路和办法。范长江关于汉奸问题的论述独具一格。

众所周知，范长江既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这方面，补遗又提供了许多生动的材料。1937年11月8日范长江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后，不辞辛劳，为团结、组织各地新闻记者投入抗日救亡的宣传事业做了大量工作。《今后之战时新闻政策》《建立积极的新闻领导政策》等对国民党政府的战时新闻政策提出尖锐批评。《祝记者学会长沙分会成立》《怎样推进广西地方新闻工作》《怎样纪念今年记者节》等则对新闻工作者提出了恳切的希望和要求。

范长江认为，新闻工作者应坚持人民的利益，讲真话，而不应以追求个人升官发财为目的。他在1941年9月1日记者节发表的《九一散记》中说：御用记者在人民面前是被看作卑鄙无耻的奴才，因说真话的人，往往又被少数人看作洪水猛兽。分别就在真话。一条路是：出卖人格，昧良心以博个人物质的尊荣。一条路是：严守正义，说真话，不顾个人生活的颠沛，甚至冒生命的危险。实在前一种只是升官发财之一道，不能算作记者的正途。要作记者，就不能违反人民的利益。

在抗日战争期间，范长江主持的青年记者协会的工作十分活跃，创办记者宿舍是颇有创造性的亮点之一。战争期间，记者到处采访，颠沛流离，飘忽不定，寻找吃住是一大难题。针对这一情况，范长江他们先后在武汉、长沙设立了临时的记者宿舍，使远道而来的记者们有了一个临时歇脚的家，为他们解决了生活急需。记者们还在这里办壁报记者之家，交流战时采访的经验和体会。记者宿舍不但是记者们临时的生活之所，也成为他们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生动活泼的学习班。

写于1947年9月11日的《关于在陕北坚持工作的情况给总社社委会的信》，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胡宗南率二十万大军向陕北发动重点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我党中央的危急时刻，他作为承担通讯联络工作的四大队的负责人之一，跟随毛主席、周副主席等中央领导转战陕北，度过了近一年惊心动魄的时光。在给新华总社社委会的信中，他对这段难忘的历程，特别是6月中旬和8月中旬两次险境作了简要的回顾。范长江由此谈了自己发自肺腑的五点体会：

首先是中央同志始终压倒敌人的气概，无论敌人如何猖狂，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敌人（无论远的或近的）是不可战胜的。因此能惊人的镇定，研究敌人的错误与缺点，不断出奇制胜，转劣势为优势，度过重重危难。

其次是真正的对人民负责，中央宣布与边区人民一道，坚持陕北。现在深深知道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根深蒂固的人民立场与对人民的高度热爱，是无论如何坚持不下去的。不少人劝过中央过河东，中央始终不动摇。

第三，是自力更生的精神。我当初决没有想到中央只带三四个连坚持陕北，以为起码有几个旅保护，而事实上中央绝不要大部队掩护自己，只要他们很好地去独立作战，自己的安全完全靠自己严密侦察与不畏艰难的行动来保证。

第四，科学的工作方法。

第五，动人的工作作风。

这五点体会，是范长江在时代的疾风暴雨中亲身经历、亲身体验、亲眼观察总结出来的，是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1938年1月，当范长江还是《大公报》的记者时，曾写过一篇文章《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主张抗日党派的民主团结，反对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反动路线。《大公报》老板拒绝发表这篇文章，并要他改变态度，并和他开始产生政治上的分歧。当时他把这篇文章拿到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上去发表了。同年秋天，当这种政治上的分歧进一步发展，范长江还是离开了《大公报》。范长江感到有自己创办新闻事业的必要，摆脱老板们的压迫，力争言论自由，坚持抗日和民主的主张。于是，他和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了国际新闻社，他任社长，积极宣传抗战、团结、民主、进步的主张。国新社的名称虽然和美国的国际新闻社的名称一样，但是组织上没有任何联系。国新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新闻事业，在桂林由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同志领导，在社内有地下党支部。

文革中他受到残酷迫害，被冠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于1970年10月23日在河南确山全国科协五七干校被迫害致死。

在上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中期的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邹韬奋和范长江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双子巨星，对于团结鼓舞广大爱国青年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推动中华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在本补遗中，收录了范长江的两篇文章《韬奋的思想的发展》《一个光辉的榜样纪念韬奋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对邹韬奋的业绩和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惺惺相惜，于兹可鉴。邹、范二星贡献相近，命运迥异。邹韬奋英年早逝于绝症，年仅50岁，实属不幸，令人惋惜；范长江身体健康，年逾六旬，有望高寿，却被文革摧折，怎不令人万分痛惜！

2019年2月于海南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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