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_[德国] 沃尔夫·勒佩尼斯著，刘春芳，高新华译_9787544779234

本书主要探讨了一个可以说是灾难般的德国人习性，即视文化成就高于一切，视文化为政治的高尚替代品。这种倾向深刻影响了从18世纪末直至今天的德国历史。作者认为，德国人对艺术的偏爱强过政治，是理解纳粹主义特殊本质的基础，许多德国人（和其他人）正是被纳粹所吸引。希特勒及其圈子中的许多人都是失败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仿佛在将政治作为一种艺术的替代形式来付诸实践。
勒佩尼斯重点关注了歌德和托马斯·曼，同时也涉及了其他重要人物，如诺瓦利斯、沃尔特·惠特曼、列奥·施特劳斯和艾伦·布卢姆等。勒佩尼斯所关心的不仅是德国，他还关心德国人的文化迷恋、文化优越感及对政治的蔑视如何影响了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与法国和美国的关系。

导言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与《玫瑰骑士》
1945年2月13日，有两位女士没有赶上开往德累斯顿的拥挤列车，其中一位是年轻母亲，怀中抱着婴儿，另一位是她的姐姐，手里牵着一个小男孩。没办法，他们只好在附近的村庄过夜，他们在一片高地上找到了可以栖身的农场。后来，在小男孩能够回想起的童年往事中，这似乎是在德累斯顿燃烧之夜的一次田间漫步。他有时会平静地，但明显带有一丝胜利感地谈起这个夜晚—似乎躲过这场灾难有他个人的什么功劳似的。当难民们回到住处时，大人都久久不能入睡。男孩被放到床上，但是门依然留着条缝，一线亮光从门缝射进屋内。他能看到头顶上有一盏小吊灯，悬绳是一串串玻璃珠。随着灯的轻微摆动，玻璃珠发出清脆的叮当声。因为德国的大炮和高射炮摇撼大地，灯才这样摇晃不停吗？男孩很快进入了梦乡。
这个男孩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就在两公里之外—确切地说，是在德累斯顿两千米的上空。实际上，他爸爸是德国为数不多的歼击机飞行员之一，为了对抗盟军的轰炸部队而紧急起飞。那一夜，大多数飞机在空中闪电式地飞来飞去，却没有接触到任何敌机，最后只好着陆。德国的空防部队越来越难以确定英国与美国轰炸部队的行程与目标。战斗机飞行员经常只能利用地面上的一些偶然线索来猜测敌军到底飞向什么地方。
2月13日晚，当男孩的爸爸跟随部队起飞时，他们首先飞往斯特拉斯堡待命，并在斯特拉斯堡上空盘旋，希望能够从地面接收到飞往准确目的地的命令。然而，命令却始终没来。机务人员包括一个飞行员、一个观察员、一个机枪手，还有一个无线电发报员。当地面侦察站突然转播了电台的一个节目，即理查德?施特劳斯《玫瑰骑士》中的一段华尔兹舞曲时，飞机上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战士—两名成员有博士学位—便认为他们明白了目的地所在：维也纳。于是他们调头飞往这座为《玫瑰骑士》提供背景的城市。然而，他们飞行得越远，他们就越发怀疑，维也纳是否真的是盟军攻击的目标。之后，机枪手想起来，德累斯顿才是真正的目的地，1911年1月26日，《玫瑰骑士》在这里进行了首次公演。于是他们飞回德累斯顿，去阻止他们不再可能阻止的事情。
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是我父亲在很久之后才告诉我的真事—那时我父亲觉得他已经可以谈论在战争期间他曾经做过和经历过的事情了。非常奇怪的是，施特劳斯的音乐令人想起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时的隆隆炮声，恰如丘吉尔对比弗布鲁克勋爵所描述的：“由超重型轰炸机执行的一场彻底的毁灭性的绝杀行为。”在作家泽巴尔德所能回忆起的关于空袭的事情中，有一个听到空袭过程的人所作的描述。他说：“恰恰在达姆施塔特毁灭性的空袭开始之前，收音机中播放了施特劳斯的《魔幻音乐》中的一些歌曲，这些歌曲优雅动听，好像来自精美的洛可可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瓦尔特?哈森克勒弗尔写了一首诗，诗的主题是对好战的德国军队的控诉。诗的结尾重复着这样一句话：“凶手就在玫瑰骑士中间。”
德累斯顿上空的炸弹和空中的《玫瑰骑士》打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形象，在我看来，这种形象似乎表明，战争与文化、教育与毁灭、政治与诗歌、精神与暴力的紧密结合，已经成为构建德国精神的一部分。当德累斯顿被毁灭的消息传到纳粹的领导阶层时，“德国劳工阵线”最高领导人罗伯特?莱伊的第一反应是，肩头的沉重负担终于没有了。“我们终于能够松口气了。总算结束了。现在我们不会再为保护德国文化的遗址而牵扯精力了！”三年前，当罗斯托克城遭到英军轰炸时，戈培尔做出的反应与此相似。他对人员的伤亡情况只字未提，却只谈到了以暴制暴的必要性，在德国的“文化中心”被英国皇家空军摧毁之后，德国应该铲平英国的文化中心。在纳粹德国，人人都知道，伟大艺术作品的损毁对希特勒的打击要比大型住宅区所遭受的毁灭性攻击严重得多。德国的宣传家们有意让这个消息传播开来，因为他们坚信，这样希特勒的反应便不会被视为对人类苦难的野蛮漠视，人们会认为他具有战争也无法摧毁的强烈的艺术感受。
不仅希特勒与他的幕僚把盟军的轰炸视为对德国文化的毁灭之举，1942年5月，在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策划了一个大型募捐活动，他们用所得的钱款向美国空军捐赠了一架轰炸机，并将该轰炸机命名为“忠诚”。他们希望托马斯?曼能够担任该活动的西海岸委员会主席，托马斯?曼得知后怒火中烧。他愿意为红十字会或者为购买战争债券募集钱款，但绝不可能支持正在摧毁德国城市的空袭部队，尽管这是必要之举。“我不希望在我死后，阅读我的作品的德国人—抑或他们根本不会读—认为我是一个应该对德国文化遗址的毁坏负有责任的委员会的主席。”托马斯?曼对德国人的思想形成机制的预见也许是正确的：人们知道对德累斯顿的空袭导致三万人丧生，但是这座城市也因此成为一个文化宝藏遭到严重摧毁的象征—也许这个象征会更为人所铭记—其中最重要的是现在已经重建的圣母教堂。
历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曾撰写过一部关于德国在轰炸中遭受的苦难的著作，书名为《火焰》。伊恩?布鲁玛在为该书写评论时指出，《火焰》的结尾写道：“人们对德国图书馆和档案馆被焚毁的藏书感到悲伤，这种情绪长久以来挥之不去。这种悲伤之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把它放在一部长达592页的著作的最后却令人感觉颇为奇怪。似乎失去书籍最终要比失去生命更糟糕—特别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是正确的；但是，这并不会产生什么道德魅力……正如弗里德里希的书中所呈现的，真正的灾难是美丽的古城、古老的教堂、洛可可式的宫殿、巴洛克的城墙和中世纪的街道全部成为废墟。”布鲁玛认为，《火焰》的目的是试图纠正“集体背离德国历史和文化的行为”，这一阐释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我不敢肯定弗里德里希的诊断也是正确的。也许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文化的损失关注的力度不够。然而，在德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像德累斯顿这样的名字是一种提醒，它让人们更多地想到有多少文化遗产遭受灭顶之灾，而不是丧失了多少生命。我父亲一提到德累斯顿的焚毁，总会提及《玫瑰骑士》。我父亲的这种观点在他那一代人里应该算不得是例外，而应该是一种常态。
诺贝特?埃利亚斯在他的著作《德国人》中写道：“镶嵌在德国词汇‘文化’中的含义也许是非政治的，甚至有可能是反政治的偏见，这是反复出现在德国中产阶级精英中的征候，即政治与国家事物代表他们引为羞耻、缺乏自由的领域，而文化则代表了他们的自由之邦，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尊严与骄傲。在18世纪与19世纪的一些时期中，中产阶级‘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偏见，将矛头指向了王公贵族的独裁政治……在之后的时期中，这种反政治偏见的矛头则转而指向民主国家的议会政治。”这里，埃利亚斯描绘了文化在德国“民主政策”中的角色；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则认为，文化在“对外政策”中的角色，是以德国人不由自主地要将文明与文化区分开来的意向为特点的。“在德语用法中，‘文明’指的是有真正用途的事物，但无论如何，这种用途的价值只能屈居第二，它只是由人类的外部表现和人类生存状态的表象组成的。最令德国人引以为豪的，用以阐释他们自身成就与自身存在状态的词汇，则是‘文化’。”法语和英语中的文化概念也能指涉政治和经济、技术和运动、道德与社会现实，“德国的‘文化’概念则在本质上指向思想、艺术和宗教，而且有一种倾向，就是在这类事物和另一类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之间画出明确的分界线”。
从根本上说，不仅德国的中产阶级，而且整个德国都因其文化成就及文化渴望而引以为豪。德国人对文化的兴趣与热爱，加上对日常政治打着官腔的嘲讽，形成了“德国精神”中不容置疑的、深刻的反政治本质。这种状态最终滋养了德国作为“文化之邦”的自豪感，德国因此断言自己要优越于仅仅拥有“文明”的西方国家。文化在德国国内政策及国外政策中的独特地位是本书的主题。我谈及了“德国诱惑”，指出这是一种认为文化是政治的高贵代替物的思想，尽管这也许并不见得是更好的政治形态。
埃利亚斯在描述德国“文化”概念中的反政治倾向时非常惊讶地发现，“特定的思维、行为和感觉方式以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在同一个社会中，经过许多世代更迭后再次出现，它表现出适应新发展的特点。几乎可以肯定，某些关键词的含义，尤其是某种情感基调已经深入这些方式的骨髓，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来，没有人去核查其正确性，经常也未发生任何改变，它们在人们所定义的‘民族性格’的灵活而有韧性的连续发展中占据一定的地位”。然而，对“文化”在德语用法中作为反政治关键词进行分析时，我宁愿说这是一种民族姿态，而非民族性格。民族性格有些像人体的皮肤，它或许可以被拉伸—“灵活而有韧性地连续发展” —但是身体无法摆脱它。姿态却不同，它的特点是松散；它就像一件令人喜爱的衣服，人们可以随意穿上或脱掉，也可以根据情绪的变化、流行时尚的改变而进行更换。“民族性格”是一个严肃的术语，而“姿态”则包含一丝反讽色彩—正如“盎格鲁—撒克逊姿态”一词，当刘易斯?卡罗尔在1871年的《镜子国中的爱丽斯》中首创该词时，其讽刺意味就非常明显，当安格斯?威尔逊在1956年将它用作其小说的书名时，它的讽刺意味就更加显而易见了。反讽对于英国人不同凡响的自信而言是一种平衡力量—英国人坚信他们自己的文明程度，并希望全世界都能承认其优越性。德国人谈到“文化”时的洋洋得意之感，也需要同样的反讽力量—如果不是更加强烈的话—进行调整，因为德国人也自负地认为只有他们拥有“文化”，而其他人只是穷于应付“文明”而已。
本书考察了德国人对待文化的态度，他们将文化视为政治的替代物，同时对政治嗤之以鼻—这里首先把政治理解为议会政治，他们认为政治就是思想狭隘的利益集团进行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竞技场。不过，这种考察并不是寻找托辞来探讨“特殊道路”的问题，即坚称对政治的反感和对文化的理想主义态度及浪漫的推崇，成为德国为什么偏离了“正常”的西方发展道路而驶入纳粹灾难的怪圈的主要原因。我并不把这种态度看作独一无二的德国现象。然而，我却坚持认为，对文化成就的过高评价，以及“对政治表现出的奇怪的冷漠态度”（古奇语），在德国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国家要大得多，其表现程度也比在其他国家要强得多。文化是政治的替代物，这是贯穿在德国历史中的普遍思想—从18、19世纪魏玛的辉煌岁月，到20 世纪末两个德国的统一—尽管现在其普遍程度已经大大减弱。彼得?盖伊、乔治?莫斯、弗里茨?林格、弗里茨?施特恩和彼得?菲尔埃克以及其他学者，都曾探讨过德国人对待文化与政治的特殊态度。我重新梳理了他们的论证，试图就这个久已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
在“国内政策”领域，我大致按照时间顺序论述。文化作为政治的“高贵”替代物的观点，首先是在魏玛古典主义的全盛时期被提出的。这种以文化的名义远离议会政治的态度，是魏玛共和国为什么没能保持住其民众对它的广泛接纳与情感支援的根源。如果当时能够保持住民众的支持态度的话，那么魏玛共和国便不会沦为纳粹的猎物。首先是法西斯主义，继而是国家社会主义，都展现出强烈的美学魅力。我不认为这种美学魅力是德国历史上最为邪恶时期的一种表面现象，而是将其视为大部分德国资产阶级和许多德国作家、艺术家试图阐释纳粹思想意识魅力根源的重要因素。甚至那些流亡的知识分子，也依然将文化与政治对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文化为阵地对议会政治保持冷漠与距离的姿态显得越来越不明智，既不利于联邦德国，也不利于统一的德国融入西方民主国家的主流形态。然而，古老的文化渴盼与崭新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却可以首先用来阐释两个德国的发展，之后可以阐释一个不再自鸣得意地将自己称为唯一的文化之邦—这是承受了自我造成的政治灾难的结果—的国家的发展，因为这个国家从政治再统一中受益良多。
在“对外政策”领域，我集中研究两个问题—同时提及中欧的情况，因为发生在20 世纪后期的中欧的剧变，被视为文化对于政治的胜利而受到称赞，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我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文化战争” —据我所知，这个术语在法国首创—它曾经在塑造法德关系的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的第二个问题是德国文化遗产与美国政治传统之间的相互影响。关于欧洲与美国的文化爱国主义的那一章，是德美关系研究的尾声，展示出针对文化与政治关系的辩论是多么激烈，这种辩论在近年来出现的欧美摩擦中仍然存在。
我的阐述并不是要与早已确立的政治与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相抗衡，我也不是要连续讲述德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之间相得益彰、彼此交融的故事。我非常清楚这种“观念史”的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正是为了保持德国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俾斯麦在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后建立了德意志帝国。文化民族转型为文化国家，这自然是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却不是俾斯麦战略的初衷。德国诗人兼先知们对议会政治所持的怀疑态度，是导致魏玛共和国走向末路的一个因素，但是，与凡尔赛的幽灵、通货膨胀的冲击、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及国家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复辟相比，这绝对算不上是决定性的因素。与其说纳粹掌握政权是因为其仪式程序的美学魅力，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重拾德意志自豪感的誓言，他们要限制大型公司集团发展、创造就业机会的承诺，以及他们所撒播开来的反犹太人的情感吸引，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战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部发展同样以其精英阶层的文化政策为特点，不过这种政策依据的却是苏联持续不断的战略利益—苏联把东德作为其与资本主义西方的政治上与军事上的缓冲地。政治冷漠与文化激情在战后的西德蔓延开来，至少这是许多知识分子观察者眼中的事实。然而以实用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治领导人，却使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迅速得以复苏，这些领导人知道如何管理工会、组织政党、发放养老金。
简言之，思想的历史只是社会历史与政治历史的附属物，而非替代物。在很大程度上说，思想的历史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历史，即知识分子的历史。只有知识分子自己才把知识分子对历史发展过程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而他们的思想如何传播给更多的公众，以及他们最终会对历史施加何种影响等问题，则一直悬而未决。人们也许把思想史或观念史视为社会历史和政治历史这座壮观建筑上的一件装饰，可以轻易地被清除干净。不过，在清除之后，这座建筑虽然不会坍塌，但再也不是从前那座建筑了。可见，思想史并非华而不实、可有可无，而是政治与社会历史的有益装饰。它提醒我们，人类历史不仅仅是由人们的所作所为构成的，还包括人们的所言所说、所思所想。历史关心的不仅是发生了什么，历史还包含着意义与道理。
一种态度就是一个阐释行为：这是对社会中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或者应该发生什么事情进行的评判。本书描述了贯穿整个德国历史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以政治，尤其是议会政治为代价来过度抬高文化的价值。我没有进行宏大的记述，我是想引领读者踏上这样一个旅程：为读者展示一个个历史片断或“星座”，让读者看到，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这种态度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研究一些在历史的“星座”中反复出现并起到了一定作用的问题与思想、主题与作者，我希望能够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中，梳理出一条环环相扣、连贯发展的旅程。在这个旅程的某些地方，我将跟随一位向导的引领，从他的一生中，从他遗留下来的书信中可以看到，对待政治和文化的“德国姿态”，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不太适当或自相矛盾的方式，得到了最撼动人心的表达，其诚实程度经常令人痛苦不安，并且总是带着反讽的态度。这个人就是托马斯?曼。
本书展示的是思想的历史。仅仅通过探讨德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当然不能了解德国历史，然而，通过考察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德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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