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程章灿
从事中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屈指算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其间接触过很多介绍中国文学的著作，即以英文著述而论，也见过不少。其中面向一般读者，而且比较流行的，就有好几种。例如上世纪初出版的英国汉学家翟理斯（H.A. Giles）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D. Appletonand Company, 1901），上世纪中叶出版的华裔学者陈受颐的《中国文学史》（Chinese Literature: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 1961），以及另一位华裔学者柳无忌的《中国文学概论》（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Literatur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London,1966）。新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又有几种中国文学史新刊，大抵出于集体撰述，执笔者几乎囊括了欧美汉学界中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一时精英。然而，这些书要么过于陈旧，没有能够及时更新知识；要么过于学究，只适宜做专业课程教学的参考，并不适合一般读者阅读。先不论其阅读界面是否友好（这一点，既涉及笔调写法的讲究，也涉及篇章结构的安排），只谈篇幅，动辄数百页，乃至长达多卷，常常令人望而生畏，一般读者是否有耐心读完，就大有疑问。
相比之下，桑禀华（Sabina Knight）教授的这本《中国文学》，英文本正文不过薄薄120 页，中译本只有区区六万多字，简直就是微缩版。但它的时间跨度，却从《诗经》一直写到卫慧，空间跨度上则涵盖了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等地的文学创作，甚至囊括哈金、李翊云等海外华人作家创作，可谓具体而微。其书言简意赅，引人入胜，集中精力，一两天就可以看完。老话说，开卷有益，就我个人而言，阅读此书，既是一次轻松愉快的经历，也是一种别致的知识体验。
本书是牛津通识读本之一。这套丛书的设计思路，是面向一般读者，进行某一学科领域的通识传播。牛津通识读本的英文标题是Very Short Introductions，这相当于汉语中的简说、略论、浅谈，可见简明扼要是其首要诉求。谁都知道，中国文学史历史悠久，文类繁杂，风格多样，线索纷乱，作家作品汗牛充栋，即使一部鸿篇巨制，也未必驾驭得了，容纳得下。以六万多字的篇幅，呈现中国文学各体的面貌，勾勒中国文学发展的线索，突显中国文学文化的特色，更非易事。只有高瞻远瞩，执简驭繁，才能高屋建瓴，纲举目张，做到既有论述高度，又有信息密度。我以为，本书就是采取这样一种策略。在引言中，作者开门见山，征引盛唐著名诗人王之涣那首脍炙人口的《登鹳雀楼》，意在借用这首绝句，提示全书的写作思路：这首公元8世纪的绝句，让我们想起中国人将文化视为绵延之河的传统观念。……蜿蜒的河道最宜登高远眺，以观其轮廓，体其深意。
除了引言，全书只有五章，每章平均一万来字。螺丝壳里作道场，显然，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作者的应对策略，首先是突出重点，其次是深入浅出。第一章描述中国文学的历史与文化基础，相当于全书的概论；最后一章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当于收尾；中间三章分别叙述中国诗歌、文言叙事与白话叙事，相当于分体的中国文学概述，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先秦诸子散文与诸子哲学，早期文言叙事与历史编纂，彼此纠缠，其间关系剪不断，理还乱，议论纷纭。书中不仅对这两组关系作了细心梳理，又从中国文化的高度，关注哲学与文学、历史与文学之间盘根错节式的牵连。这样一种关注，显示的是作者对文史哲本是一家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尊重。
站在西方人的立场，又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学，选择从世界文学或者比较文学的视野来观照中国文学，是理所当然的。由于作者本来就具有比较文学的学术背景，所以，在把握中国文学的历史脉络与文化特征时，能够抓住一些具有宏观性与理论性的普遍的主题，作为标的。第一章先摆出文、文人、经典等概念，讨论文、文人以及经典的产生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又围绕情之道这一主题，探讨情在中国文学里的独特内涵。作者惯于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相结合，在不同文本的对话中，呈现自己关心的主要问题。如果说普遍的主题好比森林中的道路，引导全书的行进方向，那么，具体的例子就有如森林中的花草树木，呈现行进途中的一帧帧风景图画，让人赏心悦目。
本书五章题目的设计，就自觉体现了普遍的主题与具体的例子的结合。这五个题目依次为：基础：伦理、寓言和鱼，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文言叙事：史书、笔记和志怪小说，白话戏剧和小说：园林、草寇和梦，现代文学：创伤、运动和车站。很显然，这些题目以冒号为界，前面就是普遍的主题，后面则是具体的例子，其结构相同，实出一辙。每一章之下，又分出若干小题，可以说是次一级的普遍的主题，与之相配合的，则是各类具体的例子。以专门介绍中国诗歌的第二章为例。此章总共只有12 000 多字，却在诗和诗学：山水、典故和酒的总题之下，又分出九个小题：诗意地栖居（主要讲诗歌之用）、实境（主要介绍《诗经》）、超诣（主要介绍《楚辞》）、典雅（除诗体之外，又兼及辞赋）、悲慨（从汉魏六朝五言诗一路讲到李白诗和李清照词）、疏野（介绍嵇康、阮籍、陶渊明等疏离政治、具有鲜明的反抗个性的诗人）、飘逸（介绍谢灵运、王维、禅诗、神韵诗等）、感时（介绍杜甫《春望》等作品）、豪放（介绍李白、苏轼等）。不难看出，从实境到豪放都是围绕诗歌的风格来做文章，而这八种风格标目，除了感时之外，全都出自《二十四诗品》，可见作者对此书情有独钟，也就是对《二十四诗品》所代表的极具中国特色的诗歌理论批评方式，怀有特殊的温情与敬意。表面上看，风格论是本章的核心，实际上，作者在具体展开时，文笔随时流转，如入江南园林，得移步换景之妙。例如豪放一节由这种风格流派入手，在介绍过苏轼之后，就顺流而下，介绍宋代印刷术发展以及诗话韵书之类书籍的大量出现及其对于诗学的影响，然后又陡然一转，切换到古代女性诗人与女性诗评家等有趣的话题等，虽然点到即止，却让读者有意犹未尽之感。
点哪里，怎样点，大有讲究。书中对具体作品的解析，就是点的一种，由于视角独特，往往意味隽永，发人深思。在解析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二句时，作者讲到诗句的意思，或者是诗人因为花和鸟而溅泪、惊心，或者是花本身溅泪、鸟自己惊心。两层意蕴交融形成的歧义，表现出学者们所称的中国诗的浓缩特质或者双重语法。在此基础上，作者点出中国诗歌的一个特色：中国诗并不赞美单个的主体，反而经常让自我隐身。通过淡化我与物的区分，这些诗所沉思的世界，是个性经验较少横亘其间的世界。如此点评，堪称举一反三，妙语解颐。又如第三章介绍唐传奇，从故事的叙述角度和作者的身份认同入手：虽然多数核心故事是用全知的无人称视角叙述的，许多故事却采用了由某位目击者向叙述者转述的框架，仿佛故事只是一段客观的记录。这些叙述框架在故事本身和读者的世界之间架起了桥梁，并且时常对核心故事的伦理内涵做出评判。对道德说教如此重视，或许揭示了作者对文人地位和传统儒家价值观的忧虑，也颇有见地。再如第四章介绍白话戏剧和小说，拈出园林、草寇和梦这三个具体意象，不只是为了简单地对应《红楼梦》、《水浒传》、《牡丹亭》这三部名著，而且借由这些意象，强化直观印记，拓展回味空间。以园林里的草寇为切入点，讨论《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故事，就富于巧思，也饶有余韵。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号称明代长篇小说四大名著。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些小说，作者着重介绍了成书过程及其主题表现。就成书过程来说，这类小说都是在缓慢的累积中演化而成的，和重写前代诗歌的做法相仿，文人们经常为了某些意识形态的目的改写更早的版本。不是就事论事地说明这类小说的成书过程，而是将这类小说与前代的诗歌重写以及意识形态力量的介入相挂钩，从而揭示隐藏于小说背后的文化因素。当然，无论是语言风格，还是主题内涵，这四部小说又是各不相同的。以《西游记》为例，其主题貌似简单，尽人皆知，实则复杂，大可讨论：如果把《西游记》当作一部象征性的小说，那么玄奘就是求道者，悟空是他的心智，白龙马是他的意志，八戒是他的生理欲望，沙僧是他与大地的联系。取经之路代表心智的修行，作品中的危难与妖怪代表遮蔽顿悟之光的种种扭曲的幻象。小说对精神追求的描绘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反讽，学者们各执一词。它是严肃的史诗还是史诗的戏仿？它是鼓吹用佛法度人，还是主张儒释道三教合一？这段话有确定的判断，也有不确定的追问，还可以看成是对广大读者的一点提醒：实际上，这类小说都有复杂的主题，而这种复杂性，正是其深厚文化内涵的一种体现，不小心细读，就最容易被忽略。
从总体上看，第五章的写法与前四章略有不同，其逻辑层次特别简约。这一章专门叙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其空间背景涵盖中国大陆、台湾以及香港，甚至远涉北美地区的华裔作家。全章以高行健名噪一时的剧作《车站》为引子，串连起全章的五条线索。高行健的剧作是一则寓言，解读了中国从乡村进入城市的变化，隐含着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至为关键的五个主题：对民族自豪感、人文主义、进步、记忆和快乐的追寻。接下来，作者就以追寻民族、追寻人性、追寻进步、追寻记忆、追寻快乐这五个主题为纲，提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各家创作，曲终奏雅，归结到对于文化中国的追寻，也涉及华语文学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收尾干净利落，却也显得有些匆促。
本书作者桑禀华曾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接受过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的专业训练，从其书后所附延伸阅读的书目来看，作者是拥有较为宽广的专业知识视野的。这本书是为英语世界对中国文学有兴趣但并未受过专业教育的一般读者而写的，对他们来说，不必花多少时间，就可以鸟瞰中国文学，有个粗略了解，事半而功倍。它也同样适合中国读者。即使对中国文学已经有所了解的中文专业学生，若能设身庐山之外，有所观，进而有所思，有所悟，定可满载而归。倘得如此，自要感谢本书将普遍与具体相结合的体例，新鲜而跳荡的笔法；也要感谢本书的译者李永毅教授，他不仅有晓畅的译笔，还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校订了原书的几处讹误。至于从中英文对读中，体会两种语文表述各自的微妙，更是双语读本得天独厚之处，此乃众所周知，不需我再饶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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