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研究清代康熙时期我国科学思想的传播与中西文化交流。在清代康熙时期，有较多的西方传教士在清室宫廷服务，编纂了大型历算著作《律历渊源》等，但当时科学是皇权的工具，满足于颁历授时、预测天象的实用需求，并非以追求创新为目的；御制历算著作长期深锁宫中，没有及时传播；康熙晚年提倡西学中源说，则导致复古思潮的兴起。这些科学活动没有使中国走向近代化。作者总结这方面的历史教训，引起读者的深思。
本书从全球史和跨文化的视野对凡尔赛与紫禁城之间的科学交流、传教士在清廷扮演的角色、在清帝政治生涯中科学与权力如何交织等问题娓娓道来。
跨文化研究近年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其原因是不言而喻的。明清之际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则是其中的重要课题。受法国学者裴化行、荣振华等人著作的影响，从研究生阶段开始，我就对中西交流感兴趣，特别关注利玛窦以来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博士期间选定康熙时代作为研究的时段，迄今正好三十年。要研究这一课题，如不能阅读当时的一手文献，就无法做出一流的学问，于是我开始了法文、德文、日文和拉丁文的学习。 1989年，在北京教授拉丁文的只有德国《华裔学志》主编弥维礼先生，那时听讲的只有四位博士生。我们每周到北京师范大学弥先生的寓所听课，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康熙时代是满族文化、汉族文化和西洋的欧洲文明交融的时期，在异域文化传入和接纳的同时，引起了不同程度的抵触，科学的传播和接受（日本学者称为受容），其情形也十分类似。要深入理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仅要考虑与社会、政治、文化、宗教诸因素的关系，还应从全球史、跨国史的视野出发，对东亚各国（中国、朝鲜、日本）接受西方文明予以比较，才能有更为全面的认识。
跨文化传播，哪些要拿来、照搬，哪些要舍弃或扬弃，哪些要加以汇通，只有通过比较才有辨别。即使拿来，也需要足够的勇气，要面临保守派的反对。明末时，士大夫采取了南宋陆九渊心同理同的说辞，很好地减弱了反对的声音。崇祯历法改革时，徐光启采用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此观点至乾隆时仍被清廷
所采用）的策略。到了康熙时代，盛行西学中源说。
这种学说的流行基于中西科学的比较，特别是对传统历算典籍的解读，这也是康熙时代《周髀算经》受到重视的原因。在接受西学的过程中，皇帝、皇子、满汉大臣，乃至一般士大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在不同时期，士人对西方科学、宗教的态度转变，和政治、学术思潮的关系，都值得深入探讨。康熙帝重视西学，影响远播，对乾嘉学术，特别是历算考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而促进了科学从宫廷向民间的传播。清代知识的传播和生产，应从更广阔的历史、社会乃至思想史的语境下加以考察，才能有更全面清晰的认识。
在三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得到了诸多前辈的鼓励和帮助。就跨文化研究而言，我要特别感谢张隆溪教授。张先生是比较文学的大家，现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主席，对跨文化有深入的研究，主张要有开阔的眼光和胸怀，要超越学科、语言、文化和传统的局限，由精深而至于博大。 2001年，为纪念利玛窦来京四百周年，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张先生来信邀我参加，可惜因时间冲突未能与会报告。 2002年 12月，又蒙张先生的邀请，到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七个月，才得以亲聆教诲，并拜读了他的许多著作，获益匪浅。其间，我与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同室，得以时时请益，实为平生快事。
业师杜石然先生博学多识，精通日语，兼通英、俄等多种语言，游刃于哲学、文学、科学和历史之间，一直以研究通史相期许，也多次以此相告诫。贯通中西，打通时代，疏通学术史的脉络，乃是自己多年来学术追求的所在和努力的目标。虽取得了一点点成绩，但离自己的期望还相距甚远。
在此还要感谢北京师范大学董晓萍教授。如果没有她的热情邀请和鼓励，这本小书是无法短期内与读者见面的。董教授是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我与她的研究领域相去甚远，因此之前交往不多。由于各自与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都有合作，在会议与讲演中能够不时碰面，因此结缘。 2017年 9月 18日，承蒙她好意邀请，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做了《从凡尔赛到紫禁城：康熙时代法国科学在宫廷的传播》的演讲。之后又蒙她的盛情，参与跨文化研究丛书的写作。思之再三，就将上述演讲作了扩充，并相应收入其他三篇有关康熙、耶稣会士和科学传播的文章，结集出版，这就是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虽然篇幅不长，但它也凝聚了自己二十多年的心血，期待读者的批评和指正。我也期盼能在不久的将来，再对康熙时代欧洲科学在宫廷的传播史作一系统、全面的总结，以飨读者。
韩琦戊戌春于海淀新科祥园寓所
韩琦，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基督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美国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现任《自然科学史研究》主编，Archive for History of Exact Sciences、Annals
of Science编委，HistoriaScientiarum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已出版主要著作有：《中国科学技术的西传及其影响(1582-1793)》、《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合著合编有《中国印刷史》《中国活字印刷史》《〈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欧洲所藏雍正乾隆朝天主教文献汇编》、《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发表论文百余篇。
总序 1
前言 1
导言 5
第一节 从凡尔赛到紫禁城：康熙时代法国科学在宫廷的传播 1一 法国皇家科学院及其科学活动
3
二 国王数学家来华 9
三 科学院和国王数学家的关系 18
四 蒙养斋的设立与康熙时代的科学活动 26
五 结 语 38
第二节 君主和布衣之间：李光地在康熙时代的活动及其对科学的影响 41
一 康熙学习西学之开端 42
二 观星台事件和李光地失宠之关系 47
三 梅文鼎入京与被聘入李光地馆 61
四 李光地为何再次聘请梅文鼎 66
五 算学学习中心保定：巡抚衙门的科学活动
70
六 李光地与康熙、梅文鼎德州之应对
76
七 结 论 82
第三节 白晋的《易经》研究和康熙时代的西学中源说 86一 康熙与西学中源说之提倡 87
二 耶稣会士的适应策略与白晋的《易经》研究
91
三 御用文人：白晋的《易经》研究
97
四 白晋、康熙与西学中源说 105
五 结 语 112
第四节 科学、知识与权力：日影观测与康熙在历法改革中的作用 116
一 引子：晷影测量的历史 117
二 日影观测与康熙学习西学之起因 120
三 1692年乾清宫的日影观测 128
四 康熙、耶稣会士与 1711年的日影观测 135
五 康熙对西学态度的转变与历法改革的缘起
147
六 结 语 153
附 录 跨文化研究丛书书目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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