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_何兹全，张国安　著_9787010111391

胡焕庸线(瑷珲一腾冲)是胡焕庸发现的中国人口地理分界线，即自黑龙江瑷珲至云南腾冲画一条直线(约为45°)，线东南牛壁36％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的人口；西北半壁64％的土地仅供养4％的人口，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规律。后来发现它同时还负载、分割了许多神奇的自然与社会的元素，并与气象上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中国生态环境界线、地貌区域分割线、文化文明转换的分割线以及民族界线等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
该线以西、以北，大部分人群或游牧或狩猎，生产上不利于单户生存，形成了部落内聚力强、组织性强、团体观念重等习性，多是粗犷、豪迈、辽远的风情。该线以东、以南，适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农耕文明成为主流，文化发达，技术高超，创造性强，具小巧玲珑、秀美细腻和略显局促的景象。这里有两个中枢区域，一在北京、一在南京，而以桐柏山、大别山、淮河之线为界，淮河是是天侯、地形及人民生活习惯的变换线。中原、江南和岭南是古今人文繁荣的主要区域，对我国社会、历史与民族文化特征的形成一直起着重要作用。华夏文化在两个方向的发展没有限制，甚至诸如朝鲜、越南和日本也全都采纳了中国式的国家机构与对外关系、表意文字、饮食、服饰与历法模式。
基本的社会形态建立于基本的生态环境之中，这里最重要的是华夏的农田和蒙古的草原。一般而言，游牧民族在经济上依赖于农业民族。草原社会事实上是中国历史的副产品，整个游牧制度建立在粗放经济及人口分散的原则上．，整个人口、财产的机动性与独立性的结合，加上游牧骑兵的机动性，使草原社会在战争中极其坚强。西晋时，马镫的发明更加剧了游牧民族骑兵本来就有的天然优势。华夏的经济及社会不是为战争而组织的，相反，它们在战争中极为脆弱。当中原有强大的政治体系时，决定大陆秩序的．还是华夏的势力，游牧民族至多只能沿长城一线及青藏高原东部移动。当草原和华夏两大制度先后崩溃，大陆就分解为多个区域单元，其间的争斗、分化、组合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而多种经济形态的东北地区充分体现出优越性，拓跋鲜卑由森林部落转化为游牧民族，进而融合人华夏之长，主导了再统一的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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