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马光以十九年之久，合三四人之力，撰成巨著《资治通鉴》。其用力之勤、网罗之富、取舍之慎、叙事之明、议论之精，为后世所称道，遂成一专门之通鉴学。
本书为近代通鉴学集大成之作。作者先上溯编年体史书之源，进述《通鉴》之编纂经过、助修诸人与编集程法，再论《通鉴》之史源、史学、书法，及其枝属与后继。*后，在全面总结《通鉴》得失的基础上，提出编年史改造方案。作者既存旧学之根底，而无其偏狭迂执，又得新学之神髓，而未尝苛求古人。全书述论精到，不拘囿固见，不强辟新说，多为史家持正之谈。"
"推荐序（邓小南）
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结构宏伟，取材丰赡，乃天地一大文。司马光纂修之际，研精极虑，抉擿幽隐，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将历史研究引入史学编纂，开辟了编年体史书的新体例。其贡献，其得失，值得深入体味研究。
张煦侯先生博通文史，其力作《通鉴学》成书于抗日战争期间艰难困顿之中，林居六载，风雨其晦，先生于《通鉴》独有会心。该书自编年体回溯入手，对《资治通鉴》的史源、鉴别、宗旨、书法、枝属、后继以及得失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全书言简意赅，论述精严，次第分殊，务求其信，堪称研究《资治通鉴》的经典之作。
《通鉴学》一书，开明书店1948年首印，其修订版经安徽教育出版社1982年重印后，迄今已逾三十六载。北京联合出版公司重视学术，倾注心力，计划整理再版张煦侯先生《通鉴学》，此举必将惠及学林。特予强烈推荐。
出版说明
张煦侯先生所著《通鉴学》一书，初于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发行（作者署名张须），此后台湾、香港曾多次据以重印。1957年，作者计划再版，修改了部分内容，并撰写《再版自序》，然此事未行。1982年，安徽教育出版社根据作者修订稿再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此次再版，即以1982年版为底本，并对全书又进行了一些整理改订，包括：
一、本书每章之下原无分级标题，且部分段落过长，或有至两千余字而不分段者。今依文意添加标题、划分段落，力图使其眉目清晰、层次分明。
二、查核原典，为书中误失添加编者注。
三、改正错别字、异体字、笔误、病句及标点不当处，使之符合现代出版规范。（此类径改，不出注）
又本书引文，不知所据版本，且旧时学者引书多有省改，故与当下通行之本颇有异同。除明显错讹外，我们多仍其旧，不做改动，俾读者识之。
自序
《资治通鉴》博大精深，嗣左氏而超荀、袁，其足为史家专门之学，无异辞矣。乃吾观温公表上是书，其言抑何俨恪祗畏，而无一毫稍自尊异之心也。 《史记》之作也，太史公以为孔子卒后五百岁乃有是书，又欲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通鉴》无之，则谦于《史记》也。 《汉书》之成也，班掾自赞其书，有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之语，彼虽约指十《志》之所包，自负颇亦不浅。《通鉴》无之，则谦于《汉书》也。乃至欧公《五代史》，其言亦复沾沾自喜，既已自拟《春秋》矣，又使门人作注以寄其笔削之传；为例远谢乎《史》《汉》，而抗心乃过乎马、班。反观温公所以自道，不过曰臣之精力，尽于此书而已；又惧好之者忽而不察也，则又坦然以自陈曰其间抵牾，不敢自保。其言卑谨，若将辟门以待后贤之纠其阙者，是非惟欧公无是言，盖班亦无是言，马亦无是言也。夫以不世出之巨编而?谦若此，是岂不足以深求其故乎！
曰：诸家之自尊异，是皆文人浮夸之余习，欲以自张其军，而不顾议者之在后者也。文人侈于心，赡于辞，果于掇拾，而疏于考订。马、班、欧阳，虽自不可一概而相量，要其假史文以肆其挥写也则同；特不似范《书》自序，直自鸣其矜赏之实而已。今夫旷百世而得一文豪，乃韫其匮而善其刀，不获一试其才于可为之地，涂之人固知其不可也。既才与事能相值矣，乃曰：吾之为此，有所托也，将以通吾郁结而舒吾情也。一人倡之，其言中于无数才士之心，则谁不欲操刀以试其利钝乎！于是有托为本，而纪事为末，高者尚严部伍，下者徒工文辞。其于事也，亦但以多闻广载为功，疏略抵牾，不如其旧。传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今乃作法于夸而过自旌异，文士习之，其心亦但知作史之可以骋吾夸耳。而求其传信，不亦难乎？
若司马温公者，其著书为良史之书，其用心尤非君子不能有也。何则？良史通而能密，君子之心，敬而多畏。史迁手创宏纲，可谓通矣；而书事或疏，若用吾言，才得良史之半。其汲汲自见于文辞者，票姚之气，又足以胜其敬畏之心。史才不世出，而史德日益衰，后之作者，益不肯用其功力于求真传信之途，宜也。于此而有温公其人焉，见夫史籍猥多，惧士或厌烦而不观也，则矍然自奋于编年。其为通也，匪独自创义例，成一家言已也，即一事之书，一言之援引，而作者之闳识孤怀必寓焉。其为密也，又能于异闻丛互之中，汰其不可信者，而存其可信者以成定本。夫著书易事耳，而粹白为难。温公外无驱迫，内无愤矜，独本其利益学人之念，假帝王之力，官属之贤，以大官而躬下士点校之勤，十九年中，固已迁、固所不能骄，族史所不能玩。进而察其言，则又平谨恭逊，欿然不足以自发其独有千古之奇。噫！是人也，殆合良史与君子为一人。夫合良史君子为一人，则史之负人也常少，而其作《鉴》也，乃果足为天下平，是则温公之所以诏万世也。
若煦侯者，盖尝辟咡而受机仲改纂之书，牵于傅训，不能卒诵； 《纲鉴》俗学，又乱之。三十教于乡，始买得涑水本书，退则诵之。公书既巨，人所畏治，赖有文采梯接后生，洒然不知教之困也。性刚才拙，颇同道原；避地窖书，又类身之。林居六载，风雨其晦。沉吟放歌之外，独于此书，若有会心。二贤已遥，徒歌无侣，聊以点治扪索所得，写为七章，以《通鉴学》署其耑。
呜呼！《通鉴》之学，温公自辟之家学耳。先温公而编年者，项背相望，公既有以改造之而超胜之矣。后温公而编年者，短长相覆，差曰无咎无誉而已。若乃处丕变之运，而昧日新之功，虽日夕爱叹诵写，而改造无闻。则是温公不负后世，而后世负良史才者，乃重有负于温公也。夫欲于今世求良史才，则诚不可以旦暮遇之矣。乃观庠序承学之子，其真能爱叹诵写，知《通鉴》之所以为《通鉴》者，复不可便得。公诚不自尊异，而后贤亦遂无尊异之者，是使先正之心思才力，长委榛莽，虽有改造者出，亦将见井堙木刊，而无复樵汲之可因。吾滋惧焉，所以《通鉴》之学，虽固知为公之陈迹，而终亦不能已于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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