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上古生态伦理研究_翟双萍著_9787507756401

　　《礼记》是一部先秦时期重要的儒家经典文献，也是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对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影响的古籍。研究儒家思想史，绕不过《礼记》，研究中国文化史，同样不能忽视这一部经典文献。它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以来，它也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
　　从书题上理解，《礼记》是一部记载和释讲“礼”的典籍，但事实上，儒家的社会观念、哲学观念、伦理思想以及价值观念等——都集合其中。《礼记》编订和完成，在历史上就有着不同的说法，事实上，现在已经无法考实或厘清。汉代有《大戴记》（戴德）和《小戴记》（戴圣）之异，《大戴记》《小戴记》又有篇目的不同。到了晚清和民初，径定《礼记》为“伪书”，随着20世纪80年代的考古文献出土，《礼记》不伪才得以证实。《礼记》中确有汉代人的编撰（比如《王制》），但总体而言，《礼记》是经过汉代人整理的先秦文献。

　　“国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或研究视域的概念，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提出来的。20世纪初，章太炎从日本回到中国，在上海举办过一个“国学”讲习班，以章太炎的名望，充座听讲的人甚多，但“国学”并非谁都能听，据传，后来参座听讲的人就少了。当时，没有成型的讲义，讲授的内容是章氏自撰，后经章氏的弟子曹聚仁整理出版，定名为《国学概论》，“国学”之义，大抵传袭下来。
　　今天依旧可以谈“国学”，我们可据的资源是浩如烟海的古籍。六朝以来确定古籍分类为“四”，延及清代编订《四库全书》，“四部分类”益发精审。“四部”之中存疑最多的是“经部”，最难研读的是“经部”中的“律历”“律吕”（主要含天文、历法、术数、声律等学问）以及“子部”。“子部”难度之要者在于“自然科学”，换言之，“子部”中大量的自然科学文献诸如天文历法学、自然生态学、术数学、医药学、农学、舆地学或日地理学（含方域学）、水利学、土壤学、植物学、生物学、物理学甚至化学（比如道教的炼丹术）等，大多为“子部”所概。
　　考古是“国学”不可忽视的一个领域。自20世纪初年至今，中国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和考古学经历了百年，出土的遗址和文物不计其数，是研究“国学”重要的参考资料，有些被“疑古”否定的学术问题借助于考古文献，证明是正确的——这样的例证很多，恕不一一列出。考古可以“证伪”，也可以“证不伪”，但考古的真实性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文物的“出土地”直接关系着文物的可靠性，连出土地都说不清楚或根本就不知道出土地的“文物”，应该慎重使用，更不宜鼓张和宣传。近十几年，在中国学术界，有几种炒作很火的“竹简”是说不清楚“出土地”的（或者说不知道出土地在哪里），“竹简”是文物，也是文献，既然是出土的竹简，就应该有出土地点。出土的文物（含竹简、帛书）习惯上都是以出土地的文化属性命名，比如“郭店楚简”“阜阳汉简”“马王堆帛书”“敦煌文献”等，以收藏单位命名似乎不科学，至少可以说不严谨，很难经得住时间考验。
　　拙稿可以隶在“自然国学”之中。“自然国学”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其实它也是一个学术范畴。如前所述，传统文化中大量的“自然科学”内容以“国学”一言以蔽之，似不严密，把“国学”中的“人文国学”“自然国学”厘为两个范畴，是正确的。因为所谓的“国学”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好界定，“自然国学”的提出，可以解决不少“国学”界定困难的问题。我们认为，“自然国学”或“人文国学”还可以界分出子目。比如“人文国学”中的“宗教学”“语言学”“哲学”“文学”等，“自然国学”中的“医药学”“天文历法学”“数学”“农学”等。
　　关于古代的“自然生态”和“自然生态伦理”是“自然国学”中特别有意义的研究范畴。十年前，我们就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中的“自然生态”问题，2015年，出版了《（周礼）的自然生态观》（海天出版社，合著），其中也涉及生态伦理问题，我们谈这些过往是在说明对古代“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也希望学术界对古代生态伦理的关注。
　　本书难免有误，还望方家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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