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杂论_闻一多著_9787517601210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唐诗杂论》是闻一多先生的一本名著，全书冲破了传统的学术方法、学术研究的狭隘和封闭，从诗人的角度看待、研究诗歌，多所卓见。他对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甫、李白等人的诗歌成就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和分析。文章论述精辟，引用的诗歌皆具有代表性；语言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四杰　　继承北朝系统而立国的唐朝的最初五十年代，本是一个尚质的时期，王、杨、卢、骆都是文章家，四杰这徽号，如果不是专为评文而设的，至少它的主要意义是指他们的赋和四六文。谈诗而称四杰，虽是很早的事，究竟只能算借用。是借用，就难免有削足适屦和挂一漏万的毛病了。　　按通常的了解，诗中的四杰是唐诗开创期中负起了时代使命的四位作家，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四人中三人死于非命）因为行为浪漫，所以受尽了人间的唾骂，因为遭遇悲惨，所以也赢得了不少的同情。依这样一个概括，简明，也就是肤浅的了解，四杰这徽号是满可以适用的，但这也就是它的适用性的最大限度。超过了这限度，假如我们还问到：这四人集团中每个单元的个别情形和相互关系，尤其他们在唐诗发展的路线网里，究竟代表着哪一条，或数条线，和这线在网的整个体系中所担负的任务假如问到这些方面，四杰这徽号的功用与适合性，马上就成问题了。因为诗中的四杰，并非一个单纯的，统一的宗派，而是一个大宗中包孕着两个小宗，而两小宗之间，同点恐怕还不如异点多。因之，在讨论问题时，四杰这名词所能给我们的方便，恐怕也不如纠葛多。数字是个很方便的东西，也是个很麻烦的东西。既在某一观点下凑成了一个数目，就不能由你在另一观点下随便拆开它。不能拆开，又不能废弃它，所以就麻烦了。四杰这徽号，我们不能，也不想废弃，可是我承认我是抱着息事宁人的苦衷来接受它的。　　四杰无论在人的方面，或诗的方面，都天然形成两组或两派。先从人的方面讲起。　　将四人的姓氏排成王杨卢骆这特定的顺序，据说寓有品第文章的意义，这是我们熟知的事实。但除这人为的顺序外，好像还有一个自然的顺序，也常被人采用那便是序齿的顺序。我们疑心张说《裴公神道碑》在选曹见骆宾王、卢照邻、王勃、杨炯，和郗云卿《骆丞集序》与卢照邻、王勃、杨炯文词齐名，乃至杜诗纵使卢王操翰墨等语中的顺序，都属于这一类。严格的序齿应该是卢、骆、王、杨，其间卢、骆一组，王、杨一组，前者比后者平均大了十岁的光景。然则卢、骆的顺序，在上揭张、郗二文里为什么都颠倒了呢？郗序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不用讲。张碑，我想是为了心理的缘故，因为骆与裴（行俭）交情特别深，为裴作碑，自然首先想起骆来。也许骆赴选曹本在先，所以裴也先见到他。果然如此，则先骆后卢，是采用了另一事实作标准。但无论依哪个标准说，要紧的还是在张、郗两文里，前二人（骆、卢）与后二人（王、杨）之间的一道鸿沟（即平均十岁左右的差别），依然存在。所以即使张碑完全用的另一事实赴选的先后作为标准，我们依然可以说，王、杨赴选在卢、骆之后，也正说明了他们年龄小了许多。实在，卢、骆与王、杨简直可算作两辈子人。据《唐会要》卷八二，显庆二年，诏征太白山人孙思邈入京，卢照邻、宋令文、孟诜皆执师贽之礼。令文是宋之问的父亲，而之问是杨炯同僚的好友。卢与之问的父亲同辈，而杨与之问本人同辈，那么卢与杨岂不是不能同辈了吗？明白了这一层，杨炯所谓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便有了确解。杨年纪比卢小得多，名字反在卢前，有愧不敢当之感，所以说愧在卢前，反之，他与王名分是同年，名字在王后，说耻居王后，正是不甘心的意思。　　比年龄的距离更重要的一点，便是性格的差异。在性格上四杰也天然形成两种类型，卢、骆一类，王、杨一类。诚然，四人都是历史上著名的浮躁浅露不能致远的殷鉴，每人丑行的事例，都被谨慎地保存在史乘里了，这里也毋庸赘述。但所谓浮躁浅露者，也有程度深浅的不同。杨炯，相传据裴行俭说，比较沉静。其实王勃，除擅杀官奴那不幸事件外（杀奴在当时社会上并非一件太不平常的事），也不能算过分的浮躁。一个人在短短二十八年的生命里，已经完成了这样多方面的一大堆著述：　　　　《舟中纂序》五卷，《周易发挥》五卷，《次论语》十卷，《汉书指瑕》十卷，《大唐千岁历》若干卷，《黄帝八十一难经注》若干卷，《合论》十卷，《续文中子书序诗序》若干篇，《玄经传》若干卷，《文集》三十卷。　　能够浮躁到哪里去呢？同王勃一样，杨炯也是文人而兼有学者倾向的，这满可以从他的《天文大象赋》和《驳孙茂道苏知几冕服议》中看出。由此看来，王杨的性格确乎相近。相应的，卢、骆也同属于另一类型，一种在某项观点下真可目为浮躁的类型。久历边塞而屡次下狱的博徒革命家，骆宾王，不用讲了。看《穷鱼赋》和《狱中学骚体》，卢照邻也不像是一个安分的分子。骆宾王在《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里，便控告过他的薄幸。然而按骆宾王自己的口供：　　　　但使封侯龙额贵，讵随中妇凤楼寒？　　他原也是在英雄气概的烟幕下实行薄幸而已。看《忆蜀地佳人》一类诗，他并没有少给自己制造薄幸的机会。在这类事上，卢、骆恐怕还是一丘之貉。最后，卢照邻那悲剧性的自杀，和骆宾王的慷慨就义，不也还是一样？同是用不平凡的方式自动地结束了不平凡的一生，只是一悱恻，一悲壮，各有各的姿态罢了。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发展；由年龄的两辈，和性格的两类型，到友谊的两个集团。果然，卢、骆二人交情，可凭骆的《艳情代郭氏答卢照邻》诗来坐实，而王、杨的契合，则有王的《秋日饯别序》和杨的《王勃集序》可证。反之，卢或骆与王或杨之间，就看不出这样紧凑的关系来。就现存各家集中所可考见的说，卢、王有两首同题分韵的诗，卢、杨有一首同题同韵的诗，可见他们两辈人确乎在文酒之会中常常见面。可是太深的交情，恐怕谈不到。他们绝少在作品里互相提到彼此的名字，有之，只杨在《王勃集序》中说到一次薛令公朝右文宗，托末契而推一变，卢照邻人间才杰，览清规而辍九攻，这反足以证明卢、骆与王、杨属于两个壁垒，虽则是两个对立而仍不失为友军的壁垒。　　于是，我们便可谈到他们卢、骆与王、杨另一方面的不同了。年龄的不同辈，性格的不同类型，友谊的不同集团，和作风的不同派，这些不也正是一贯的现象吗？其实，不待知道人方面的不同，我们早就应该发觉诗方面的不同了。假如不受传统名词的蒙蔽，我们早就该惊讶，为什么还非维持这四字不可，而不仿前七子、后七子的例，称卢、骆为前二杰，王、杨为后二杰？难道那许多迹象，还不足以证明他们两派的不同吗？　　首先，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工五律，这是两派选择形式的不同。当然卢、骆也作五律，甚至大部分篇什还是五律，而王、杨一派中至少王勃也有些歌行流传下来，但他们的长处绝不在这些方面。像卢集中的：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赠李荣道士》）　　川光摇水箭，山气上云梯。（《山庄休沐》）　　和骆集中这样的发端：　　故人无与晤，安步陟山椒。……（《冬日野望》）
在那贫乏的时代，何尝不是些夺目的珍宝？无奈这些有句无章的篇什，除声调的成功外，还是没有超过齐、梁的水准。骆比较有些完璧，如《在狱咏蝉》之类，可是又略无警策。同样，王的歌行，除《滕王阁歌》外，也毫不足观。便说《滕王阁歌》，和他那典丽凝重与凄情流动的五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杜甫《戏为六绝句》第三首说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这里是以卢代表卢、骆，王代表王、杨，大概不成问题。至于劣于汉魏近《风》《骚》，假如可以解作王、杨劣于汉魏，卢、骆近《风》《骚》，倒也有它的妙处，因为卢、骆那用赋的手法写成的粗线条的宫体诗，确乎是《风》《骚》的余响，而王、杨的五言，虽不及汉魏，却越过齐、梁，直接上晋、宋了。这未必是杜诗的原意，但我们不妨借它的启示来阐明一个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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