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1949-1954）_黄利新著_9787212082406

　　《人民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1949-1954）》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基层政权建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1949—1954 年北京（平）城区基层行政管理体制沿革；1949—1954 年的城区基层政权的施政内容、基层政权建设的过程中的干部建设和党的建设研究；1949—1954 年北京城区的基层民意机构建设、工会与基层政权建设、城区基层政权与政治文化建设。共和国初期政治体制是中国传统的强势国家行政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建设的理论、西方政治理念结合的产物，其很大特点是能够“高效”地贯彻执政党的政治意图，共和国初期政治体制虽历经改革但在当今社会还发挥重要的作用，它奠定了共和国这个大厦的根基。

　　本书撰著者黄利新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他的这部著作，是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修改、充实完成的，主要内容是探讨人民共和国初期的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制度及其运作。由于这种探讨涉及了中国当代政治史几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此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
　　中国早在秦代就建立了自上而下的科层行政体制，作为最低一级“地方”（我同意关晓红教授的观点，中国古代由“外官”执掌的郡、县、省、道、府、州、县等各地行政区划和行政机构，不具有现代地方行政的独立性，将它们称为“地方”并不准确）的“县”，其起源甚至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但自秦汉至明清，国家在县以下不设治，即时人所谓“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再无“基层政权”。现在人们出于对时下行政机构庞大、人员繁冗的反感，往往称赞中国古代社会这种“兵精政简”的体制，但究其实际，这种体制也有很大毛病。其一，各级行政“官”虽简少，但吏、胥众多，人员庞杂，操作任意，吏治必然腐败。其二，国家应该履行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职能缺位，人民处于自由自在、自生自灭的一盘散沙状态，对此近代有识之士多有批评。如严复说，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没有来自国家的约束和管理，“其学也，国家听之；其不学也，国家亦听之，其富也，僭侈逾度，国家听之，其贫也，转乎沟洫，国家亦听之。其散而之四方也，国家听之；其至四方而益困也，国家亦听之”（见《论中国教化之退》）；孙中山则说：“中国人向来不受政府之干涉，来往自由，出入不问；婚姻生死，不报于官；户口门牌，鲜注于册；甚至两邻械斗，为所欲为”，他说这只能算是一种“野蛮之自由”（见《驳保皇报书》）。到了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开启，存在这两种弊病的行政体制无法适应，乃开始尝试在县以下建立科层行政，但由于整整半个世纪国家都处于动荡之中，这一工作无法完成。清末“预备立宪”没有认真推行而政权覆亡，北京政府时期各地分裂割据，均未遑建设；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仍内战连连，而未及十年又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至抗战胜利，国家已经元气大伤，加上国民党政权的疲弱腐败和大规模内战的进行，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均无从进行。这样，酝酿了半个多世纪的建立县以下基层行政的改革，就直到人民共和国时期才真正完成。这部著作，为透视这种改革开辟了一个窗口。
　　任何一个政权为了维系自己的生存和运转，都需要有社会基础，中国的历代王朝同样如此。现在为人们所熟悉的一个说法是，在中国古代“皇权不下县”的体制下，国家是靠士绅来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和履行各种社会职能的，这种说法有些笼统。据我读书所得到的印象，乡村社会存在一个由在籍致仕官员和科举士人构成的“士绅”阶层，主要是明清时期的事情。而士绅之中，有洁身自好、热心公益的“正绅”，也有不少勾结官府、横行乡里的“劣绅”。因此，士绅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了当时政权的统治基础，仍是一个需要具体考察的问题。至于明清以上历代的情况，更是需要具体分析。大致说来，自秦汉至隋唐实行乡官制度，“以士大夫治其乡之事”。乡官既是“国家”之外的“社会”精英，同时又处于国家组织的末梢地位，“国家”与“社会”在这一时期是统一的。隋初废止有权“理民间词讼”的“乡正”制度，此后“乡职”人员责重权小乃至有责无权，至唐后期已是“至困至贱”，可以被贪官污吏“极意凌蔑”、“追呼笞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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