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_延娟芹著_9787532590650

秦文学既是一个历史概念，又是一个地域概念，本书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入手，以《诗经·秦风》、石鼓文、秦简中的篇章、《诅楚文》、《吕氏春秋》以及《战国策》、《史记》所载秦国论说辞、书信等传世和出土文献为基础，对有关秦文学史料进行了梳理、考辨，探讨了秦文学的内容、特点以及发展历程，揭示了在先秦地域文学向汉代统一文学的转变过程中，秦文学起到的重要传承和融合作用。

秦朝是短暂的，但秦国、秦民族历史悠久。所以，秦的郡县制和法治观念影响中国历史文化两千多年，不是没有原因的。由于秦人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对内实行法治，对外采用武力与分化政策，统一之后的十多年中完全致力于政治、经济礼仪制度等各方面的统一，注意消除影响深度统一的各种因素，在文学方面没有留下多少值得称说的作品。但从其发展历史来看，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东西。尤其近些年大量秦简等地下文献的发现，更引起人们对秦文学的关注。

当年王国维在其《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强调将地下发现之新材料与纸上之材料互相释证。梁启超的视野则更为开阔,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得史料之途径，不外两种，一曰在文字记录以外者，二曰在文字记录者。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新出土文献，其文字记载者归为一类，而将学人的眼光也引向对历史文化遗址、遗风、遗物及口传历史的关注。近些年一些学者在二重证据法基础上又相继提出多种形式的三重证据法或多重证据法，大体也不出梁启超所言范围。

到目前为止，全国已经发现了多批秦简，有关秦人的考古遗存、文物也多有发现，这些新材料对我们重新认识秦人历史、解决秦文化研究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最直接的证据。

秦人发祥于今甘肃南部。20世纪80年代，在甘肃礼县的大堡子山发现了秦先公先王陵墓群，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礼器，其规模相当宏大。《史记·封禅书》中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史记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陇西指陇山以西，犹言陇右。西垂在今甘肃礼县、西和县北部，天水西南之地。西垂是秦人早期生活的重要都邑，在秦人发展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与后来的雍城、咸阳具有同样意义。

甘肃省对文化建设工作非常重视，于2012 年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战略方针，其中大力推进早期秦文化的研究是这一战略的要素之一，这是符合事实的。

中国著名的民间故事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秦人早期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先祖的美好记忆有关。《史记·秦本纪》一开头就说: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女修是秦人最早的女性始祖，以善织而彪炳史册；在《山海经》中两处写到周人的先祖叔均发明了牛耕，且被尊为田祖。织女星的命名与女修有关，牵牛星的命名则与周人的先祖叔均有关。女修解决了农耕人的穿衣问题，带动了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工艺副业和社会文明各方面的发展。由织女星和牵牛星演化而成的牛郎织女传说，是我国孕育时间最长、产生最早的民间传说，其题材反映了我国几千年男耕女织农业社会的特征，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追求婚姻自主、勤俭持家、忠贞爱情、反对门阀制度的主题；它也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个，一直传到日本、朝鲜和东南亚一带，而且由之形成七夕节。相关传说中的银河，就是秦人生活区域的汉水（西汉以前西汉水、东汉水是一条水，东汉水即沔水是汉水的一条重要支流，后由于汉水上游流至今略阳后水道淤塞，折而向南流入嘉陵江，遂成两条水，名沔水为东汉水）。银河在先秦时也叫汉，或云汉天汉，汉代以后才开始叫银汉河汉天河，后来又叫银河。天上的汉是秦人根据自己所居之地的汉水命名的。秦先民最早居于汉水上游，因而将晴天夜晚天空呈现的银白色光带名之为汉，又将天汉边上最亮的一颗星命之为织女以纪念其始祖。天水之名也由此而来。周人早期生活于今甘肃东部庆阳一带，周人、秦人生活地域距离不远，秦人后来所居之地岐一带本为西周故地，形成周秦文化交融的契机。至今在甘肃陕西一带有许多牛郎织女传说遗存与风俗，如织女庙、牵牛墓、卧牛山等。陇东至今保存有一些十分看重牛的风俗，以及同牛有关的活动，如在正月初一有出新牛的风俗等。在我的老家甘肃西和县以及礼县一带，每年农历七月开头的七天都要举行隆重的乞巧活动。乞巧风俗随着牛郎织女传说由汉水流域传向全国，甚至传向国外，成了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女儿节。目前，甘肃省已举办十届乞巧女儿节。2006年西和县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乞巧文化之乡；2008年西和七夕节被国务院公布补收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14年西和县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2016年，甘肃省乞巧文化研究会成立。

牛郎织女传说主要流传于民间，其早期如何演变，因史料较少，学界以前认识较为模糊。有的学者以为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诗经·小雅·大东》，因为该诗借牵牛星、织女星以讽刺周王室对东部诸侯国的剥削，把牵牛星、织女星看作有生命的人，并且同天汉联系起来。但《大东》一诗中毕竟未涉及与二者相联系的故事情节。一般认为牵牛织女的文献最早是《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该诗描写牵牛织女隔着河汉流泪悲伤的情景，确已反映了牛郎织女故事的基本情节。但从《诗经·大东》到《迢迢牵牛星》时间相隔将近一千年，这期间牛郎织女故事是如何演变的，不得而知，因而产生了种种错误的观点。

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有两简明确提到牵牛织女。其一简文为：牵牛以取织女，不果，三弃。另一简文为：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显然，前一条中的三弃是不出三岁，弃若亡（无）的缩减或残缺，是言不到三年，织女弃家而去，家中如同没有她。可见，牵牛织女的传说故事在战国末年已基本形成（参拙文《由秦简<日书>看牛女传说在先秦时代的面貌》，《清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但还不能说这就是牛郎织女传说产生的时间上限。《诗经·秦风》中的《蒹葭》，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想接近河对岸的另一个人，却总是无法接近。这首诗在解说上，两千多年来一直有分歧，但此诗成于秦襄公时的看法自《诗序》以来，没有分歧，而当时秦人尚居于今天水西南，礼县、西和北部之地。《蒹葭》应是牛郎织女传说在秦地早期传说的反映。在西周末年、春秋初期，牛郎织女传说在民间传播的突出例证便是《诗经·周南》中的《汉广》一诗。这首诗虽然也产生于汉水流域，但产生于汉水中游地带。诗中的汉之游女，与《迢迢牵牛星》中的河汉女一样，也是指织女。由此可以看出早期秦国文学的传播情况。《汉广》和《蒹葭》这两诗都是牛郎织女传说的早期反映。可以说，这也就是秦文学的源头。

秦文化在其他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忽视。

石刻文献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献内容，它可以弥补正史和各种史学著作的缺漏，而且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人物传纪、散文、诗歌。而石刻碑铭最早是产生于秦地的。《穆天子传》中载周穆王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其迹于弇山之石。郭璞注：弇山，弇兹之山，日入所也。弇兹之山一般写作崦嵫之山，古今各种史地之书和工具书都说在天水西南，正是指礼县、西和北部之地。这是古代文献中关于石刻的最早记载。史书所载可靠的最早石刻文献也是产于秦地的。秦地著名的石鼓文，十个鼓形圆石，每一个上面刻有四言诗一首，内容是歌颂秦国国君狩猎的盛况。较早的石刻文献是战国时秦人的《诅楚文》，反映了秦楚对抗中秦人采取的宗教神灵手段。到了秦代，秦人的石刻文数量更多，秦始皇时的《封泰山碑》《峄山颂德碑》《琅邪台刻石》《之罘刻石》《碣石石刻》《之罘东观大篆》《稽山颂德碑》及秦二世的《二世诏文》等碑刻，不但成为后代碑铭的典范，更将石刻风气推向全国。

在发现的大量秦人器物中，有一件乐府钟，上铸乐府二字，说明秦代已经设有乐府机构，证明《汉书·艺文志》中言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是说的汉代建乐府的情况，历来学者误认为此为设乐府之始，形成延续两千多年的误说。实际上是秦代乐府机构的设置为汉乐府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以上仅举几例，说明秦文学与文化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重要意义。

学者们常说汉承秦制，其实秦人的一些制度甚至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战国时期东方国家慑于秦国迅猛的东扩势头，以及兼并战争中多次使用权谋权诈，对秦产生痛恨而贬斥之；汉王朝代秦而治，汉王朝为凸显以汉代秦的合理性，对秦王朝及秦国多抨击而少称许。这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现象。但这种评价却使得后人多认为秦人精神文化落后，秦文学艺术不足谈论。战国时期的大儒荀子曾经去齐至秦，见到秦昭王和秦相范雎，就他亲眼所见秦国的政治、吏治、民风等方面的情况做了评价，总结它是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荀子·强国》）荀子曾三次担任当时最大的学术中心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培养了法家的两个重要人物韩非子和李斯，从认识社会的眼光和理论水平来说，在当时无以过之。荀子对当时秦国的肯定性评价值得我们重视。从出土的大量秦人器物看，秦文化并不落后于东方国家。因此，需要对包括秦文学艺术在内的秦文化重新进行客观的认识和评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西周故地为秦所有，大量的西周民众以及文化也为秦所接受。秦文学上承西周文学，下启两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关键环节。研究秦文学，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学由地域文学逐步走向统一文学过程中的规律，有助于梳理中国早期文学的发展流变过程。出土的秦人文献虽然不是很多，但一些具体作品如志怪故事、成相辞、祝祷辞、木牍家书等为重新认识各文体的发展流变提供了珍贵资料，在文体研究中具有追溯源流或补充缺环的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秦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从文学的角度研究秦人文献，则显得较为薄弱。将大量的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秦文学做全面系统的梳理研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延娟芹同志于2006年来我处攻读博士学位。入学不久，她就将秦文学研究作为博士论文内容，2009年顺利通过答辩。2010年，延娟芹在原博士论文基础上结合答辩老师的建议，拓宽思路，以《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准立项。在项目研究期间，她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在方勇先生指导下进行合作研究，以《秦汉时期<吕氏春秋>接受研究》为博士后出站报告题目。《吕氏春秋》是一部对战国时各家思想、理念进行总结的著作，它是为秦王朝建立大一统意识形态局面服务的，其中也有些很有文学性的篇章和有关文学艺术产生、传播、批评的材料。延娟芹在研究《吕氏春秋》的接受情况时，对《吕氏春秋》以及秦文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文学是在特定时空背景下产生的，研究文学作品，既要从时间维度梳理其在文学史上的传承流变轨迹，也要从空间维度探讨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氛围对文学的影响。传统的文学史，比较重视作家、作品在时间轴上的发展演变，对于空间角度的阐述，相对来说不够深入。时间与空间，是文学产生的重要条件，缺一不可。有些文学现象，单纯从时间的角度很难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如《诗经》和楚辞，同产生于先秦时期，但风格迥异，这除了二者产生时间不同所致外，南北地域差异的影响更为突出。我们需要以史证诗，同样也要以地证诗。

在中国古代，人们很早就有了空间意识，《诗经·国风》就是按照不同的地域进行编集，《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都是有关地理环境的重要史料，刘勰、钟嵘也都提及气候与文学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一门新的学科文学地理学出现，有的学校开设了相关课程，近年又成立了文学地理学学会，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这是可喜的变化。目前学会已经召开多次年会，甚至得到日本学者的支持，在日本召开了一次年会。但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研究文学，从古及今，实证研究成果丰硕，理论探讨明显不足，如古代的江西诗派桐城派常州派等都着眼于地域的不同。而理论方面的研究，如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作家的思想、性格并进而影响作品风格，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如何互动，地理环境中诸要素如地貌、水文、生物、气候等如何具体影响文学，文学地理学的具体研究方法等问题，都需要细致加以总结提炼。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除了实证研究外，还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理论体系的提出，又需要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实证研究基础之上。文学地理学，应与文学史具有同样的体系与地位。

延娟芹从地域文化视角研究秦文学，符合文学发展的客观规律。全书从泛文学的视角出发，对秦文学史料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梳理勾稽，做了认真的考证辨析，并进行了编年，尤其是对文学研究者关注较少的秦出土文献，如铭文、石鼓文、秦简等，考辨更为细致，对一些史料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是本书的基础工作，也是延娟芹用力最多的部分。站在秦国的立场、从秦人的角度对一些传世文献重新进行研究，如《商君书》与《吕氏春秋》不再单纯作为诸子著作，而是将其放到秦文学发展的链条中考察其成就地位。参照秦人的音乐、雕塑、书法、绘画等其他艺术门类史料，以及其他周边文学文化，通过横向比较，进一步认识秦文学的特点；不但在先秦地域文化的广阔背景下审视秦文学，同时将秦文学置于中国文学的发展链条中，探讨秦文学的发展阶段、特点、成就、地位以及影响，全面立体地展现了秦文学的全貌。

《地域文化背景下的秦文学研究》结项报告，得到评审专家的一致肯定，鉴定结果为良好。本书的出版，补充了学界对秦文学研究的不足，丰富了先秦地域文学研究。我希望延娟芹能以本书为新起点，在以后的研究中能取得更多、更突出的成就。

赵逵夫 2018年11月23日于西北师范大学滋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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