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理论(江南文化研究丛书)_刘士林苏晓静王晓静等著_9787208154971

本书通过融合中外研究成果，采用当代城市文化研究新思路，以一种特色鲜明的江南文化理论展开阐述，创新性地用诗性文化概括江南文化特质，提出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本质，叙述其形成的历史过程，体现其文化特征，是一部以创新性理论学术为主题的著作，既有研究性成果展示，又有通俗化的知识介绍。

经济史、社会史等传统研究致力于阐释江南文化发生发展的物质条件与社会背景，本书则致力于探索江南文化的审美本质与精神价值。

诗性文化意味着超越文化实用主义、代表着生命自由理想的审美精神，充分关注人的审美需要和自由本质。

前言　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在当下，江南研究越来越热，但其中有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江南区域的界定、江南文化的源头与精神，以及传统江南与当今长江三角洲的关系，却一直缺乏正面的研究与深入的阐释，因而这里进行一些初步的界定与阐释，以期为江南文化研究提供基本的语境与参照。

一、以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为核心区的江南区域概念

研究江南文化，首先要明确的是江南的地理范围。但这又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历史上不同的行政区划，致使江南在地理范围上屡有变化，并在学术研究方面形成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观点。大体上看，古代的江南往北可涵盖皖南、淮南的缘江部分，往南可以达到今天的福建一带，往西则沿着长江以南一直延伸到四川盆地边沿。如何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不妨借鉴马克思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我们研究江南，也应从江南地区真正走向成熟形态的时代开始。尽管魏晋以后，由于北方与中原的人口、文化大量南移，使江南地区在经济与文化

前言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上后来居上，但真正具有成熟形态的江南，是在中华帝国后期的明清两代。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江南远远超过了中原与其他区域，同时也因为经济与文化的发达，江南地区的政治地位也变得举足轻重起来，因而说明清时代的江南地区已成为影响中华帝国的轴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据此，关于江南地区的界定，以李伯重的八府一州说最为可靠。所谓八府一州，是指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应天（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从苏州府辖区划出来的太仓州。在李伯重看来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 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

的经济区。这八府一州东临大海，北濒长江，南面是杭州湾和钱塘江，西面则是皖浙山地的边缘。这个地域范围，与凌介禧所说的太湖水系范围完全一致：其南以浙江［钱塘江］为界，北以扬子江为界，西南天目绵亘广宣诸山为界，东界大海。江海山峦，构成了一条天然的界限，把这八府一州与其毗邻的江北（即苏北）、皖南、浙南、浙东各地分开，这条界线内外的自然条件有明显差异。其内土地平衍而多河湖；其外则非是，或仅具其一而两者不能得兼。

这八府一州在地理上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即同属一个水系太湖水系，因而在自然与经济方面，内部联系极为紧密。太湖水系，古有三江五湖之称。实际上，严格地说，应当是一河二溪三江五湖。一河，即江南运河，北起镇江，南抵杭州，纵贯江南平原中心地域，是京杭大运河的南段。二溪，即太湖水系的上流和水源，在西北是荆溪，西南是苕溪。……荆溪、苕溪两水系，把太湖、松、嘉三府联系了起来。……一般都认为三江是介于长江与钱塘江之间、位于太湖东面的入海河流。这些河流情况变化很大，到了明代中叶以后，只有黄浦江成为太湖东部的主要河流和太湖水出海的主干。当然，中小河流仍然很多，形成了著名的江南平原水网，把太湖以东苏、松、嘉三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太湖上纳二溪之水，下通三江出海，形成了太湖水系的中心。太湖水系的主要河流，都是东西流向。但江南运河则纵贯南北，将东流各河连贯起来，使江南水网更为完备。另外，应天（江宁）府的大部分地区本不属于太湖水系，但通过人工开挖的胥溪，亦与江南水网相接。说明这八府一州确实是一个由太湖水系紧密联系的整体。（李伯重：《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

江南诗学：中国文化意象之江南篇

从成熟形态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在历史上，尽管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化，江南地区在地理版图上时有变化，但以八府一州为中心的太湖流域作为江南核心区却始终如一。同时，这一界定也与江南概念的历史演化相符合。根据相关学者的考辨，江南概念可分为广义与狭义两种，前者是指长江以南的除四川盆地外的广大陆地地区，它大致与南方的概念是等同的；后者主要是指长江中下游以南的范围，相当于江苏省的南部、浙江省的北部和安徽省的东南地区。从广义到狭义的过渡，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进程。具体说来，在先秦到西汉时期，江南还没有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长江以南、南岭以北，包括现今的湖南、江西及湖北的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至东汉时期开始较多地指称吴越地区，至魏晋南朝时期，江南概念的政治内涵比较突出，越来越多地代指南方朝廷，尤其是以建康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因而在唐代以前，江南的主要意思是江之南，由于江在古代也可作其他河流的简称，因而江南还可指浙江以南、汉水之南。只是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后，江南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长江下游以南的吴越地区。（景遐东：《唐前江南概念的演变与江南文化的形成》）由此可知，无论是作为逻辑上最高环节的江南成熟形态，还是作为历史上江南区域地理与地缘政治演化的结果，最终都指向了明清时代太湖流域的八府一州。

当然，八府一州说也不是没有问题，由于过于偏重古代的太湖流域经济区，这一界定有时也会显得机械和不够灵活，特别是忽略了与其在商贸与文化方面联系密切的周边城市，如江南十府说中提到的宁波和绍兴。（马学强：《近代上海成长中的江南因素》）还有尽管不直接属于太湖经济区，但在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上却联系十分密切的扬州和徽州，以及由于大运河和扬子江共同编织的更大水网而后来被纳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南通等。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们不妨借鉴区域经济学的核心区概念，将八府一州看作江南区域的核心区，而其他同样有浓郁江南特色的城市则可视为其外延部分或漂移现象。瑕不掩瑜，作为江南区域在历史上自然演化与长期竞争的结果，八府一州不仅圈定了江南地区的核心空间与主要范围，其在江南经济社会与文化上的主体地位，也是很难被其他相关的地理单元喧宾夺主的。这是我们选择明清太湖流域八府一州作为江南区域界定的主要考虑。

前言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二、以长江文明为渊源、以诗性文化为本体的江南文化范畴

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内涵极其复杂的概念。关于文化的概念解释，至今已有160 多种，一些主要说法之间的差别也相当明显。这是影响江南文化的界定与阐释的主要障碍之一。在关于江南文化的认识上，学界常见的是一分为三，即从文化小传统的角度将之划分为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这一划分尽管便于应用和描述，但由系统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这一基本原理可知，作为有机整体的江南文化必然大于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不但大于它们中的每一部分，同时也大于三者相加之和，因而对三者的单体或共性研究决不等同于江南文化研究。

一旦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取代江南文化，就直接遮蔽了江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的起源与本质。但在某种意义上，以吴文化、越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取代江南文化研究，又恰恰是相关研究中最普遍的现象与事实。与我们前面在界定江南范围时相似，要想在深层结构上解决界定江南文化的困难，首先也需要建立一个合法性的解释框架。这是因为，任何解释都是运用语言去描述和表现主观体验、解读与建构对象的存在，由于这一切都是通过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实践工具进行的，因而要想按照一个对象自身的存在把它阐释出来，使之进入澄明之中，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所使用的代码、语境以及话语主体的合法性问题。……古往今来，人们对江南文化的界定、言说不可胜数，而且由于观察角度与价值立场的差异所造成的歧义与矛盾也层出不穷。而所有这些阐释与矛盾，可以说都是由于对话语、语境与主体的合法性的追问付之阙如造成的。（刘士林：《中国话语：理念与经验》）具体到江南文化语境，可从原始发生与精神本质两方面进行探讨。

从原始发生的角度看，在江南文化起源的研究中，长期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是黄河文化语境。它根源于我们熟悉的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即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元的，其中心在黄河中下游，由之向外传播，以至各地。由此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对包括江南在内的中国相关区域文化的认识与判断，均以作为黄河文明核心的齐鲁文化理论谱系为基本语境。但由于黄河文化叙事的核心是政治伦理原则，而江南文化的精髓在于审美诗性精神，所以，以前者为文化语境解读后者，结果往往是风马牛不相及或适得其反的。如古代道学家一讲到江南民风便嗤之以鼻，以至于古代色情小说也主要以江南的苏、杭作为发生地。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江南文化的真实精神与感性形象，也相当严重地干扰了人们对江南文化的认识与评价。如果说，江南文化在发生过程中确系黄河文明传播而来，以黄河文化语境研究与阐释江南文化，自然无可厚非。但在实际上，正如李学勤指出，一元论最根本的问题是忽视了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而当代考古学的大量新发现，使新石器时代的长江文化第一次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对传统的中国文化以黄河文化为单一中心的论点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李学勤等主编：《长江文化史》）考古学证明，早在史前时代，独立于黄河文明的长江文明就已经存在，其主要证据如下：

第一，证明了早自史前时代，长江地区已有相当高度的文化。例如浙江的河姆渡文化，年代不晚于仰韶文化，而有着很多自身的特点，其发达程度已使许多人深感惊奇。

第二，显示出夏商周三代的中原文化，不少因素实源于长江流域的文化。比如说三代最流行的器物纹饰饕餮纹，便很可能系自江浙一带良渚文化玉器上的花纹蜕变而成。

第三，从上古到三代，南北之间的文化交往实未间断。以前人们总是过分低估古人的活动能力，以致长江流域一系列考古发现都出于人们意外。最近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器物坑和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的发现，轰动海内外，是最典型的事例。

第四，中原王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依赖于南方地区。一个例子是，商周时期十分繁荣的青铜器工艺，其原料已证实多来自南方。在江西、湖北、安徽等地发现了当时的铜矿。还有线索表示，有的原料或许出于云南（有待进一步证实）。

第五，南方还存在通向异国的通道。已有一些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早在商代便有物品从东南亚来到殷墟，同时商文化的影响也伸展至遥远的南方。（李学勤等主编：《长江文化史》）

以上古时代自成一体的长江文明为背景，才能找到江南文化发生的真实的历史摇篮。也可以说，只有首先解构了黄河文化语境在江南文化研究中的合法性，才能为真正的江南文化研究以及南北文化比较提供一种可靠的语境。

在精神本质的层面上，是要弄清楚江南文化最独特的创造与深层结构。任何

前言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文化，在广义上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江南文化也不例外。要深入认识、把握江南文化的本质，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本质？如果最简单地说，本质是一个对象所独有的东西，那么关于江南文化的本质，就可以通过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来寻找。东南财赋地，江左文人薮。这是康熙写给江南大小官吏的一句诗。这句诗很值得玩味，一方面，它表明政治家的眼光看得很准，与其他区域相比，江南最显著的特点是物产丰富与人文发达。但另一方面，政治家也有很大的局限，他只能看到对政治统治有用的物质财富与人力资源。而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江南却更多的是一个诗与艺术的对象，是三生花草梦苏州的精神寄托，也是人生只合扬州老的人生归宿。它可能很大，如白居易诗中的杭州，也可能很小，如李流芳画里的横塘，但作为超功利的审美存在却毫无疑问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从这个角度出发，第一，仅仅有钱、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即政治家讲的财赋，并不是江南独有的特色，在中国，天府之国的巴蜀，在富庶上就可以与它一比高下。第二，政治家讲的文人荟萃，也不能算是它的本质特征，这是因为，孕育了儒家哲学的齐鲁地区，在这一方面是更有资格代表中国文化的。江南之所以会成为中国民族魂牵梦萦的一个对象，恰是因为它比康熙最看重的财赋与文人，要再多一点东西。多一点什么呢？这也可以在比较中去发现，比如，我们可以说，与生产条件恶劣的经济落后地区相比，它多的是鱼稻丝绸等小康生活消费品；而与自然经济条件同等优越的南方地区相比，它又多出来一点仓廪充实以后的诗书氛围。一般说来，富庶的物质基础与深厚的文化积淀已经够幸运了，特别是在多半属于孟子说的救死恐不赡的古代历史中，但江南文化的诗眼，使它与其他区域文化真正拉开距离的，老实说却不在这两方面，而是在于，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越了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刘士林：《西洲在何处江南文化的诗性叙事》）

如果说，在江南文化中同样有伦理的、实用的内容，与北方文化圈一脉相通，那么也不妨说，正是在审美自由精神这一点上，才真正体现出古代江南民族对中国文化最独特的创造。在这里也需作一点补充，把审美精神看作江南文化的本质，并不是说中国其他区域没有审美创造，而只是说这不是它们最显著的贡献。以齐鲁文化为例，当然也有自己的审美性格与趣味，如孔子尽管最赞同的人生境界，是带着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到春天的郊野中春游。但在儒家文化中，更明显的却是审美与伦理的紧张关系，所以孔子又严格区分了德与色，

德是伦理本体，色是感性存在，它们在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和平共处的。由于沾染了过于浓重的道德色彩，儒家审美活动就显得很不纯粹，并经常发生以道德代审美的异化，但在江南文化中，由于一方面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审美精神本身也发育得比较正常与健康，因而其现实的与道德的异化相对要小得多。中华民族生命本性中的审美诗性机能，正是在江南获得了健康成长的生态环境。由于审美存在代表着个体生命的最高理想，所以还可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诗性文化中实现了自身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一言以蔽之，江南诗性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最高代表。由此可知，江南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以审美艺术为精神本质的诗性文化形态。

此外，由于江南文化的特殊魅力，从古代开始，江南就开始了文化漂流，如我们熟知的塞北江南、邹鲁小江南等。但无论在哪里出现了江南文化现象，除了物产丰富和较高质量的物质生活，美丽的自然景观和较高层次的审美文化享受，也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也反过来证明，江南诗性文化是江南文化的核心内涵与最高本质。

三、以长三角城市群为载体的当代江南形态

作为传统农业大国的一个重要部分，江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是不言而喻的。现代化进程的程序与技术手段固然繁多，但城市化无疑是最核心与最重要的机制。与古代社会相比，当今世界主要是一个城市的时代。与现代世界相比，城市群已成为当代城市发展的大趋势与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空间载体。在江南文化的现代转换与当代形态建构的意义上，人们熟知的长三角城市群已成为传统江南文化的主要载体与最新形态。这是研究江南文化最需要关注的现实背景与发展趋势。

前言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

传统江南地区在当代之所以备受关注，与长三角城市群的形成与发展密切相关。最早提出城市群理论的是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1961 年，他发表了《都市群：美国城市化的东北部海岸》，第一次正面提出了都市群（megalopolis ）概念。城市群作为一个规模空前、内在联系紧密的城市共同体，既是城市化进程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产物，也把城市的形态与本质提到更高的历史水平上。最值得关注的是，戈特曼于1976 年在《城市和区域规划学》杂志发表《全球大都市带体系》，认为世界上已有6 个大都市带：（1）从波士顿经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到华盛顿的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带；（2）从芝加哥向东经底特律、克利夫兰到匹兹堡的大湖都市带；（3）从东京、横滨经名古屋、大阪到神户的日本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4）从伦敦经伯明翰到曼彻斯特、利物浦的英格兰大都市带；（5）从阿姆斯特丹到鲁尔和法国西北部工业聚集体的西北欧大都市带；（6）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他还特意强调这是一个研究比较少的大都市区。（刘士林：《2007 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此后，以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都市经济圈的规划与建设为核心，关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研究层出不穷。但在这些研究中，也有一个很严重的疏漏。尽管城市群是一个西方概念，长三角城市群是一个当代概念，但在实际上，长三角城市群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以古代江南城市的经济发达与文化繁荣为基本条件的。以作为成熟形态的明清江南城市为例，从工商业的角度看，在明代全国50 个重要的工商城市中，位于江南的就有南京、苏州、常州、镇江、松江（上海）、嘉兴、湖州、宁波、扬州等。至鸦片战争前夕，江南已成为大中小城镇遍布、经济发展水平居全国之冠的地区，从芜湖沿江到宁镇扬，经大运河到无锡、苏州、松江、杭州，再沿杭甬运河到绍兴、宁波，共有1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10 个，这一数量同比占当时全国的一半。（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办公室编：《走过十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十周年纪事》）从城市文化繁荣的角度看，明清时代的南京是一个包含多个卫星城（如苏州、扬州等）的中心大都会。……1595 年，利玛窦到达南京，他的第一感觉就是：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了所有其他的城市。（《利玛窦中国札记》第3 卷）而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又把南京称为全中国最大最名贵、差不多是全国中心点的都市。富裕的江南地区不仅在经济上支持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现实运转，同时它在意识形态、精神文化、审美趣味、生活时尚等方面也开始拥有文化的领导权。在这一时期的都市文化中，它所呈现出的许多新特点与现代都市文化在内涵上都十分接近。（刘士林：《江南都市文化的历史源流及现代阐释论纲》）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线索，如20 世纪80 年代的长三角经济区概念，其雏形可追溯到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经济区。而20 世纪90 年代以后的长三角城市群，其胚胎或基因实际上早在古代江南城市发展中就已开始培育。古代江南地区高度发达的经济与文化，是中国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在江南地区开始最早、并一直遥遥领先于中国其他城市或地区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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