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国法研究译丛”·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学术系列：传统中国法的精神_[英] 马若裴著，陈煜译_9787562049623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晋藩先生任名誉院长，朱勇教授为院长，张中秋教授为常务副院长。研究院现有专职研究人员12人，设有法律史、法律思想史、比较法文化史三个研究室和资料室、网络室、办公室等。研究院承担和完成了多项科研项目，发表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影响的研究成果，如《中国法制通史》（10卷本）；获奖成果多项，其中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三项。目前研究院专职研究人员主持的重大项目有“中华大典·法律典”、“清史·法律志”等。研究院以学术为己任，现有“学术文库”、“博士文丛”、“海外译丛”三个出版系列和《中华法系》院刊，并与国内外多家学术机构开展交流与合作。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努力将其建设成为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法律史学研究基地。

　　我很荣幸，本书能够作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学术系列之“海外中国法研究译丛”的一种被译介到中国，也很高兴本书得到了中国新成长起来的法律史学研究者的关注和应用。
　　大约在1980年，我想对我的学术生涯做一点改变，期待从此前一直从事的罗马法研究中抽出身来，转向传统中国法领域。早在做学生之时，我就对中国的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犹记得上世纪50年代，我曾经在悉尼购得最早的英文版毛主席的“红宝书”）。当我开始阅读中国时，主要的材料就是《唐律疏议》。当时此书于我，不啻一座大山横亘在前，不过幸运的是，时值一北大教授在爱丁堡教中文，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此机缘，我才能逐渐地领会到唐律文字的精妙和典雅。虽然对其结构和技术上的术语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唐律的简洁、精确和明晰却已使我震撼。随着识力的加深，唐律的谋篇布局、“名例”及其他各律之间的区分、罪的分类、量刑情节的条分缕析、故意与过失的界定、“以”、“准”等简洁的处断公式，更是令我钦佩莫名。换言之，唐律不是法律规则的简单拼凑，而是精心构造出来的内在和谐统一的一代典章。
　　不久，我意识到唐律几乎被后来所有王朝继承，中间只是经过一些细枝末节的修改，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保守个性使然。当然，随着我对中国法制历史研究的深入，我也认识到唐律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历代法典精华之所聚。只有将唐律置于纵深的历史坐标上来考察，我们才能体会其在中国法典史上的核心地位。一方面，它继承和发展了此前王朝的立法成果，有的甚至可以远溯至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另一方面，我们在明清律中可以看到唐律的重现，甚至有时连遣词造句都没有任何改变。
　　当艾伦·沃森邀请我参加其“法律的精神”书系之中国卷的写作时，我之接受很大程度上有感于唐律的内容之博、质量之精以及其对后世法律影响之深。为了说明传统法的精神为何，我试图由分析唐律的特性入手。在我看来，唐律就堪为传统法精神之浓缩。所以本书中我就没有考虑传统法的其他部类：比如行政法，毫无疑问它也极为重要的；又比如所谓的“民法”，它长期受西方学者所忽视，不过近来其受到的关注则与日俱增。
　　为了理解传统法的“精神”，我将视角集中于法典的两个方面：其一，法典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律规则与伦理道德的结合？这里的伦理道德不单指规范家庭关系的，也包括规范君臣关系的在内；其二，由立法形式所体现出的技术质量，和由具体内容（比如证据采用规则）所体现出的合理性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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