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海外中文古籍书目丛刊》之一种，收录目前已找到的《文求堂书目》四十九种，底本分别来自日本高田时雄先生藏四十三种，日本千代田图书馆藏二种、日本神户大学附属图书馆社会科学系图书馆藏一种，日本鹤见大学图书馆一种，石仓先生家藏二种。书目出版时间从明治三十四年（1901）二月到昭和十七年（1942）二月。本书同时将《羽陵余蟫》以及相关文章三篇翻译成中文，一并收录。《羽陵余蟫》是田中庆太郎中国书志学著作，相关三篇文章为：《文求堂主的气焰录》（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救堂生，田中庆太郎笔名）、《汉籍书店的变迁》（田中庆太郎）。北大教授刘玉才先生特请贾永会翻译成中文，北京语言文化大学钱婉约教授审校。
二十世纪，在日本经营汉籍的书店中，自以文求堂名声最着，且影响广大。文求堂前身为皇宫御用书店“田中屋”，幕末文久元年（1861年）创业于京都，初代店主田中治兵卫，与品川弥二郎等勤王志士颇有交往，因此传说在明治维新之后受到庇护。文求堂早期经营日文、汉文古书，还刊行过明治维新精神领袖吉田松阴的著作。明治三十年代初，文求堂后任店主田中庆太郎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汉语时，受到大阪青木嵩山堂自上海输入汉籍销售的启发，还有就是同窗好友著名汉籍书志学者岛田翰的影响，遂于1901年把店铺移至东京，改变父祖经营方向，成为输入贩卖汉籍的专门店。明治三、四十年代，正是日本汉诗文流行与近代中国学勃兴的交替时期，文求堂书店应运而起，汉籍业务顺利发展壮大。而此时清王朝已趋向灭亡，伴随皇室、贵族、官绅的没落，珍贵典籍、金石字画大量流向市场，价格暴跌。田中庆太郎藉此时机，频繁往返中国，交结书肆、学人、藏家，掘得大量中国古籍贩运回国，其中1908至1911年间还置业寓居北京，不惟搜集珍籍善本，本人亦历练成为鉴识文献版本的行家。此后，文求堂与北京琉璃厂书肆建立起密切的业务往来，凭借田中庆太郎广泛的人脉和良好的信用，不断输入中国古籍，成为日本最负盛名的汉籍书店。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文求堂库存古籍字画焚毁殆尽，但田中庆太郎利用图书馆、学校教科书匮乏之机，改营新版汉籍、白话文教科书和学术著作，主要从上海输入，取得可观经济效益。1930年前后，文求堂恢复古籍经营，并开展出版业务，主要刊行语言文字学方面书籍，流寓日本的罗振玉、郭沫若等人著作的出版，都得到文求堂的支持。1938至1941年，田中庆太郎派遣长子干郎到北京学习，但因日本侵华战争影响，古籍贩运几近消歇。日本战败之后，文求堂事业陷于半停顿状态，虽然尝试开拓海外销售，但仍难脱困境。1951年，田中庆太郎辞世，其子干郎勉力维持两年，又于1953年去世，文求堂因后继无人，遂于1954年正式闭店。
文求堂最令人称道的业绩在于汉籍的贩售，其五十年专营期间经销的汉籍难以确切计数，但通过其陆续发行的《文求堂书目》，可以大致窥见规模。孙殿起《琉璃厂小志》有专篇记载田中庆太郎在京搜书情形：
“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清光绪末叶，每年必至我国北京，搜罗书画法帖一次或两次。与当代名流傅增湘等相友善，于宣统间，曾印《郘亭知见传本书目》。是时我国学者，多喜读集部书，故对于府州县志，无人过问，厂肆志书，多被他人买去。普通本以罗计，每罗一文明杖高，仅售现银一圆。其它善本稀见者，如三关四镇志，价亦相当低廉。其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并经常托文友堂代搜《永乐大典》，每册现银壹佰圆，购去数十册；并介贵阳陈崧山（田）庋藏明板书数十箱，其中明人集类居多数，全部捆载而去。此外，旧本小说曲谱，亦多为他人购去。至我国商务印书馆以及各图书馆，购买志书、小说、曲谱者，皆在其后。”
田中庆太郎本人接受访谈时，对于自己在中国搜购古籍的经历与旨趣亦多有叙述。如云1900年首次到中国，去过上海、苏州、杭州等地，因没有什么判断能力，买了不少幼稚的书。次年，又前往北京，但不被一流书店当作顾客，只好到三、四流书店胡乱选了些杂书，幸运的是这些书带回日本之后，竟然全部售出。当时日本正是汉诗人森槐南名声显赫时期，因此清人诗集，特别是日本流传稀少的嘉庆、道光时代诗集，都有很好的销路。此后，文求堂主要从上海购进石印本、局刻本，从北京购进古版本，内容方面则根据学术风尚选择，但逐步扩展到经、史、子、集、丛五部汉籍。1908－1911年，田中庆太郎寓居北京期间，热衷于宋元版、古写本的鉴别，曾费尽心机买到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写本，还印刷刊行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以作为学习教材。其古籍版本鉴识能力由此大增，为文求堂购进不少善本珍籍。通过与中国学者的交往，田中庆太郎还对书画法帖产生兴趣，购进数量亦相当可观。
田中庆太郎对于政治鼎革、学术潮流与图书市场的起伏，具有机敏的嗅觉，辅之以专业的眼光，故文求堂在不同时期似总能占得先机。前引孙殿起文记述田中庆太郎人弃我取，率先购进方志、小说、曲谱，即为例证。大量经营家谱、法律文书，也是文求堂开其先河。1909年，法国伯希和携敦煌藏经洞掘出文献途经北京，被中日学界视作敦煌学的肇始。同年寓居北京的田中庆太郎在第一时间造访伯希和，并撰文《敦煌石室中的典籍》，详尽记录目睹敦煌文献信息，首次向日本学界披露。此文与罗振玉的相关文字，成为记录敦煌学发轫期的经典文献，显示出作者敏锐的学术眼光。清朝覆亡之后，内府精刊典制掌故类书籍，满文、蒙文书籍，如《皇朝礼器图式》、《皇清职贡图》、《热河志》之属，价格暴跌，田中庆太郎趁机大量购进，再以数倍价钱卖出，甚至远销欧美。《永乐大典》散出之后，田中庆太郎经董康中介，从罗振玉处购得十册，售与图书馆等单位作为模板，每册仅150日元左右；此后又在北京陆续购得二十册，其中五册卖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十五册卖给日本东洋文库。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田中庆太郎并未只把眼光局限于发掘古籍善本、字画法帖、珍稀文献，而是敏锐地捕捉到日本近代学术兴起对于基础古籍、清儒校订著作和中国新刊学术书籍的需求，并将其作为经营重点，因而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落，甚至深刻地影响到日本中国学研究的走向。
文求堂经销汉籍难以计数，其中如北宋版《通典》、宋版《白氏六帖事类集》、唐摹本《圣教序》、宋拓《地黄汤帖》、《永乐大典》残册，最为人乐道，有些甚至列为日本国宝。实际文求堂对于构筑日本公私收藏中国典籍基础的贡献，或许更值得大书特书。当然，这对于中国学者，无疑是心中的隐痛。文求堂作为一家书店，追逐商业利润，本无可厚非，何况其顾客，亦不乏中国买家。民国时期，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等人，均与田中庆太郎有密切的交往，其中不乏图书的买卖钞借事例。傅增湘双鉴楼旧藏的部份珍本，就是售与文求堂，日本著名东洋法制史学者仁井田升在回忆文章里，即感谢田中庆太郎允其利用傅氏旧藏。晚清贵阳学者陈田（字松山），编有《明诗纪事》，平生嗜藏明人著述，颇多珍罕版本。民国之后，因生活困顿，被迫鬻卖藏书。傅增湘、张元济闻讯未及筹资，遂为田中庆太郎先行购去。《文求堂唐本书目》大正二年（1913）四月号附录《陈松山旧藏明朝人诗文集》587部，4087册，包括明刊357部，写本34部，清顺康以下刊本196部，售价8500日圆。当时罗振玉正寓居日本，又斥资购返，归于乌程蒋氏密韵楼庋藏。蒋氏书散出后，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藏，1932年“一二八事变”与涵芬楼化为灰烬。
田中庆太郎虽以贩售图书为主业，但交游极广，同行业者之外，与学人藏家关系密切，这也是其经营成功的重要法宝。文求堂在中国书业的信用“大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东京琳琅阁书店主斋藤兼藏语），书肆竞相供书；而北京、上海的书肆到东京展售图书，也都得到田中庆太郎的全力支持。日本侵华期间，虽然资金往来不便，但仍有北京书肆主动向文求堂赊售图书。田中庆太郎与中国学者藏家，除去前记买卖关系之外，还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友谊。根据董康的日记，其每次到访日本，都以文求堂为据点，接受田中庆太郎的周到照应。傅增湘、张元济等人的日本访书活动，也都得到过田中庆太郎的大力协助。东京文求堂入口处的匾额，就是傅增湘所题。若以在中国学界的人脉而论，恐只有上海内山书店可以比肩，但内山书店主要经营日文图书。与内山书店交往甚密的鲁迅，也得到过文求堂的关照。1935年，田中庆太郎派女婿增井经夫专程前往上海，邀请鲁迅到日本自己的别墅疗养。在田中庆太郎交往的中国学者文人之中，又以郭沫若相交最密。1928年至1937年，郭氏流亡日本，无论学术工作还是日常生活，都得到田中庆太郎及其家人的尽心帮助。其间，文求堂出版发行了郭氏《两周金文辞大系》、《卜辞通纂》、《殷契粹编》等九部古文字著作。根据增井经夫保存的二百余通郭沫若致文求堂信札，在在可见文求堂为郭氏研究提供参考图书，查阅文献，编辑校订文字，以及接济生活的事例。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等人的回忆文章也记载郭沫若因无力购买，而向文求堂借书，以至成为文求堂座上宾的经历。1955年，郭沫若率团访日，曾特意到田中庆太郎的墓地致敬。田中庆太郎的家人也始终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其三子田中壮吉编有《日中友好的先驱者——“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一书，收录各方回忆文章和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人致田中庆太郎的信札，以中文刊布。
文求堂在日本则有“东洋学界的岩波书店”之称，不惟经营汉籍品种丰富，兼营学术、语言出版业务，而且成为相关文献信息的集散地，学术讨论的沙龙。田中庆太郎以其杰出的语言天赋，丰富的学术人脉，独到的学术见地，折服了众多学界中人，外号“本乡的鬼谷子”。内藤湖南、石田干之助、石滨纯太郎、神田喜一郎、古城贞吉、长泽规矩也等中国学问大家，都是文求堂的常客，并带动了相关专业年轻人到文求堂访书听讲的风气。有关西学者甚至戏言，到东京去，东洋文库看书，文求堂听讲，是必不可少的两件事情。田中庆太郎品评学界，臧否人物，往往不假辞色，但对学术研究的支持，年轻才俊的提携，亦是不遗余力。荷兰高罗佩赞誉其为兼有“爱书”、“清谈”两种传统品质的少数汉学家之一，是一位可以被当作学者而从心底里油然产生敬佩的人，并在驻日大使任内发起编辑追忆文集，以志纪念。相关专业的学术权威共同撰文纪念一位书店店主，可谓史无前例。
田中庆太郎的专业造诣主要体现于汉籍版本的鉴识，其同窗好友岛田翰以汉籍书志学、校勘学名家，甚为自负，不轻易许人，但对田中庆太郎的学识赞誉有加，二人可谓惺惺相惜。岛田翰自缢身亡后，田中庆太郎将其遗稿结集为《访余录》刊行，分赠同好，以志纪念。日本京都学派的领袖学者内藤湖南，在《目睹书谭》书内，直言当时东京学者中，以古书鉴赏能力而论，无一人可及文求堂主人。在东京的书业同行之中，更是将田中庆太郎视作一言九鼎式的人物。弘文庄店主反町茂雄在回忆文章里把田中庆太郎的逝世，比作日本业界在关键地方损失的大洞，今后五年、十年也难以弥补。
田中庆太郎撰写的专业文字并不多，主要是原在《日本古书通讯》连载的琐记文字，后结集为《羽陵余蟫》，且仅涉及甲乙二部。该书以书目为纲，细述版本传布、典藏流通以及相关掌故，内容丰富，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书中随处可见作者的版本识见、经验积累和学术见地。如指出相台岳氏刊本《礼记郑注》卷十九《大学》注，采入朱子《大学章句》内容，以“程氏曰”、“文公曰”形式加在郑注、释音之后问题。清官刊本《皇朝礼器图式》，图样备极精巧，作者根据轮廓与图磨损程度的差异，断定二者分别印刷，图是用铜版刊刻，轮廓则为其后所印，颇具识见。在《春秋公羊传解诂》、《说文解字》、《史记》、《直斋书录解题》等书目之下，作者不惟细述版本源流，还施以学术史分析，亦堪称有见地的研究文字。作者还显示出通达的学术理念，如既服膺清儒校订古典的成就，又对他们止步于古典与古典之间的往复，缺乏更高的学术追求，予以批评。书中对《四库全书总目》、《经籍访古志》的学术取向、著录讹误，也多有纠正。可见，田中庆太郎兼有书商和学者的面貌，故其在文求堂发表的臧否言论，学人中间亦不乏拥趸。
田中庆太郎的版本鉴识水平，其实还可通过《文求堂书目》予以揭示。日本书业相沿有发行目录的传统，文求堂具体何时开始发行书目，不可确知，依据现存书目记载，应不晚于明治31年（1898），但较大规模编辑汉籍目录，当是从明治三十四年（1901）开始。据田中庆太郎自言，他把在中国采购的图书通过小邮包寄回日本，随到随卖，卖不掉的书，则待其回到日本，编制目录发售。《文求堂书目》还包括《文求堂发兑唐刻书目》、《文求堂输入唐本书目》、《文求堂发卖书目》、《文求堂新古唐本书目》、《文求堂唐本书目》、《文求堂碑帖目录》、《文求堂新收书目》等名称，其显著特点有四：一是专门收入汉文典籍；二是著录版本、纸张、墨色、行款、藏家等项信息；三是附录资料丰富；四是连续时间长达五十余年，直至闭店。书目多以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有时附列碑帖（或单列目录）、朝鲜本；经营新版书籍之后，又分作古书、新书两部份，各自分类。著录用语方面，写本、刊本、抄本、活字本、石印本，宋椠、元椠、明刻、殿版、丛书本、朝鲜本，原刻、初印、覆刻，开花纸、白纸、巾箱本、小字本，等等，在在可见作者鉴识版本的深厚功力。如“旧钞本《函山集》十卷，明刘天民撰，山东巡抚徐绩采进原本”，“宋椠小字《妙法莲华经》七卷，临安王八郎家经籍铺刊单行本，印板精绝，狩谷棭斋旧藏，自笔题签”，“明初覆元本《文章规范》七卷，宋谢枋得编，丁氏八千卷楼旧藏本。《读李翱文》、《岳阳楼记》、《归去来辞》目录后均有门人王渊识语，实存原本面目，与通行本不同”。昭和初年刊行的《文求堂善本书目》，收入120余种中国珍稀古籍，附有48帧图版和简要的著录文字，制作精美，被誉为从内容到外观都是空前之作，并成为业内鉴定古籍的标准。《文求堂书目》附录的数据有田中庆太郎选择的稀见文献，如《南学制墨札记》、《铜僊传》、《海王村游记》、《七颂堂识小录》、《临池心解》、《攀古小庐文》、《白岳凝烟》等，此外还有罗振玉寄售东山学舍影印书目、文求堂出版支那语学书目、文求堂发行书籍简明目录等，亦颇具文献价值。二战之后，文求堂又编辑新收书目，向国外推销，直至1954年闭店，最后发行《文求堂展观书目》。
《文求堂书目》记录了许多中国珍贵古籍流散的踪迹，也见证了日本汉籍书业的兴衰起伏，同时还凝聚着田中庆太郎以及日本书志学者的版本识见，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是因为销售目录的性质，很少有人刻意收藏，以致到神田喜一郎的时候，已经鲜有留存。文求堂自身经过东京地震焚毁之后，此前目录也是一册无存，故神田喜一郎特意将自己保存的部份明治时代目录交给田中干郎作为纪念。笔者在高桥智、陈捷教授的提示下，起意汇编《文求堂书目》，以飨学界，但是遍检海内外各图书馆目录，仅有零散收获。幸赖高田时雄教授慷慨支持，提供积聚多年的私人收藏，以及日本国会图书馆等处的收藏信息，方能凑得大部份期号。美国艾思仁先生，又友情提供私人收藏的《文求堂新收书目》1949年至1953年间部份期号，补充了文求堂闭店前几年经售图书状况。根据调查，公藏方面尚有日本东京千代田图书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仓石文库、鹤见大学图书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等处存有零册，但因手续原因，一时无缘复制，拟留作补遗。田中庆太郎撰《羽陵余蟫》及三篇相关文章，可与《文求堂书目》互为参照，故特请钱婉约教授与高足贾永会译为中文，附作别册。在此，谨向前述诸位先生的无私襄助，表达由衷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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