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光倒影：导演的狂欢（一）_《南方人物周刊》编辑部_9787544758031

《电光倒影》精选多篇人物专访，聚焦电影人的个性情怀，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敏锐和人性化的视角，与导演、创作者面对面交流，走入光影交织的独特世界。第一集荟萃陈凯歌、刁亦男、冯小刚、贾璋柯、姜文、宁浩、吴天明、张艺谋、李玉、徐静蕾等大陆知名导演，他们不同的电影风格反映多样的社会现实，引发出关于时代、人生的诸多思考。

关键词：导演戴锦华以导演为关键词，打开的是一个特定的电影的面向，迥异于制片人或明星所打开的面向。前者打开的是艺术、个人、原创、质询与风格，后者打开的是资本、工业、奇观或消费。尽管导演最终赢得了影片的署名权，已是辉煌且短暂的电影百年史的下半部，尽管“摄影机—自来水笔”、“导演—作者”相对于电影的工业体制、相对于电影的创作团队始终是一个含糊而有争议的表述，但20世纪中叶，掀动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主将之一——特吕弗的“电影作者论”仍毫无疑问地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电影时代，一个导演中心的时代。“导演—作者”如同一阕密码，索引、显影出电影工业的流水线上诸多体制内的天才，反身命名了导演的中心位置，并由此引爆了20世纪60、70年代欧洲此起彼伏的电影新浪潮和作者电影，并最终冲击了好莱坞的大制片厂制度，催生了“新好莱坞”的导演群。一次滞后，或一次逆动：在此起彼伏的宣告“作者（/上帝/人）死亡”的声浪中，“作者”在电影的工业机/肌体内部获得赋形。似乎是20世纪后半叶围绕着“现代性”（所谓“复数形式”）的话语雾障中又一谜团：当文艺复兴式空间在后期印象派的笔下坍塌，再度印证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文艺复兴空间却再度以光学的名义在电影摄放机器内部重生；在戏剧尝试突围镜框式舞台的围困之际，电影以画框/镜框圈划、封闭起一个魔幻世界；电影导演则借重“作者”这一近乎神话的称谓而洞开了个人、艺术、原创、哲理的时代。…… 再度叩访20世纪中国——这一个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所有样式的革命”的世纪，笔者认为，我们曾以迥异的形态两度历经“全球60年代”。第一次，“真正的60年代”，我们在懵然不觉间加入了，甚至引领着全球60年代的迸发：不仅是街头学生运动，也是第三世界的政治激荡。第二次，80年代，当世界在华盛顿共识下转向新自由主义，我们则在又一次历史的折返中经历了一次“倒置了的60年代”。称其为“第二个60年代”，是因为这一度，颇为神似于昔日欧美的，是反制的理想激荡，是人文知识分子、艺术家的引领角色，是“以知识对决权力”的狂想和行动，但其目标对象与社会诉求则全然倒置。因此，中国之断篇残简式的电影作者论的滥觞，其误读与误用亦有其内在逻辑。它也必然在中国电影新浪潮的发动之际，有意回避了“红在革命蔓延时”，筛去了70年代法国“战斗电影”正是新浪潮的又一重精神肌理。因此，20世纪80年代的终结，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但于80年代登堂入室的中国导演—作者则在中国电影业持续的颓坏、碎裂与转型间耀目闪烁。90年代的中国电影是奇特而怪诞地借助着中国电影业，却绕开了中国电影业、影院与观众，而在种种国际场域间闪现。就非西方国家的、国别的艺术与文化史而言，某种时序意义上的写作常常凭借着或营造了某种连续幻觉。似乎我们的文化艺术是在连续的历史中发生，在代际更迭间延续并演变，在自己的传统内部创新。然而，一如我们的现代历史便是在列强的毁灭性冲击下开始，我们的文化、艺术则更为深刻地裹挟在国际浪潮、世界性的冲击之下，后者一次次地在我们或痛苦或欣喜的应和中，撕裂我们文化的肌体、中断我们的传统，重塑我们的审美与趣味。因此也极为奇特地错位于，又分享着国家的命运。新世纪伊始，事实上极度萧条的中国电影业凸显为中国经济崛起的一个突出景观。称它为奇迹中的奇迹，是因为它一反在世界范围内国别经济崛起、国别电影崩盘的通例——因为国别经济，尤其是非欧美国家的国别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全球化程度的大幅加深，这便意味电影市场裸露在好莱坞的俯瞰之下；而迄今为止，好莱坞依然占据着90%以上的全球电影市场份额。中国电影却与中国经济同步，作为经济奇迹的一部分陡然间膨胀、扩张，以目不暇接的速度成长为世界第二电影大国。然而，这与其说是中国电影史连续纪录的新的一页，不如说它开敞的是一个全新的场域。不同的制片机制，不同的资金来源，不同的电影观念，不同的社会定位。这一次，大写的字样是资本与市场，这一次，最重要的推手与动力是资本的涌流、资本的运作与主导。如果我们尚未拥有制片人中心制的成熟产业，那么，它所承诺和期许的无疑是这一走向。资本与政策共同召唤和营造出的是全新的市场，它所面对的是没有连续观影经验，甚至缺乏电影经验的观众。后来居上的全新的数码传输技术与数码影院吞吐吸纳着几乎没有此前中国电影记忆的年轻观众。再一次，连接起，或尝试连接起中国电影纪录与记忆的是导演。尽管这一次，在导演—作者的自我定位间成长的几代中国导演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资本的事实，满载召唤、诱惑、挟制与君临。因此，香港导演（及部分台湾导演）集体北上，固然是回应资本与产业规模的召唤，也事实上示范着商业、资本体制下的电影产业运营常态。一个分外热络、分外杂芜、不可预测、异峰突起的电影场。票房、口碑、电影节评价经常南辕北辙、极度分裂。面对着大异其趣的影片的事实与电影的事实，面对着各个不同的导演角色与遭际，本书的意趣正在于此。导演访谈，不再是权威阐释、夫子自道，而是一片片文化现场，导演在其中自陈、自辩；一个观察、透视这个电影生态，也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切口。众声喧哗，喁喁独语间，让导演们回答，让中国电影回答：作者是否犹在？是否可能？电影是否艺术？是否可能或应该参与承担形塑中国文化主体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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