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被称为 燕园三剑客的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三人共同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倡导以整体的眼光将中国现当代文学溯源至晚清，将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个时段打通，引起了学术界的强烈反响。漫说文化丛书即是这一概念的具体表现，所选散文充满文化意味而又妙趣横生。《佛佛道道》一集中收录了许地山、周作人等作家关于佛道方面的文章。诗一般的语言表达出佛道家的精神，体现出作家们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书中关于弘一法师、曼殊法师的描写，更让人对这些传奇经历的高僧产生浓厚的兴趣。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带来一种宁静淡雅的感觉！
1.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高峰陈平原为万千读者度身甄选，专业眼光，菁华品质。
2.名家名作荟萃，尽显人文之美。
《佛佛道道》中收录了许地山、周作人、丰子恺、夏丏尊、汪曾祺等22位现当代作家关于佛、道方面的39篇文章。他们用诗一般宁静淡雅的语言表达出佛道家的根本精神，除了学识和洞察力外，更体现出作家们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
3. 文学为经，文化为纬，用散文串起十个中国文化主题。
读文章就是读生活、读文化就是读人生。《佛佛道道》全书39篇文章，以文学为经，文化为纬，串起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4. 沙里淘金，淘汰了一些徒有虚名的名作，收入了一些未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
丛书既囊括《仙游寺》《我的*个师父》这样的名作，也选采了许多不见录于一般选本的遗珠，所选文章更具文化意味又妙趣横生，同时更全面、丰富地表现了20世纪中国散文精粹。
5. 专业主播团队，篇篇有声呈现，既上口又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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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尊重版权，每一篇文章都有作者及后人亲笔授权。
全书中尚在版权期内的文章，所选文章均获得作者或版权继承人的合法授权，从而保证了选文完整性、权威性。
7. 适合日常及课外阅读，提升鉴赏与书写水平。
漫说文化丛书不仅适合成人、本专科院校学生提高文学、文化素养，更可作为初高中学生课外阅读之用。书中和作者大都浸淫汉语写作数十年乃至一生，他们通晓汉语音韵节律，精通遣词造句。阅读这些文字，对提升美学鉴赏、提高写作水平都大有益处。
8. 设计考究，工艺精致，一份难以抗拒的心水礼物。
双封设计，特种纸护封，淡雅米色，蓬松度高，触感温润；封面元素采用印银、多种专色交叉印刷工艺，色泽鲜艳饱满；内文排版考究，舒阔，阅读体验极佳；32K开，成品尺寸147210，方便携带。不管目的在求知，还是意在消闲；漫读名家经典，还是熟悉中国文化，自己珍藏，还是馈赠佳友，漫说文化丛书都是一份心水的礼物。
|导 读|
陈平原
一
要谈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当然必须佛、道并举。可有趣的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谈佛教的散文小品甚多，而谈道教的则少得可怜。尽管放宽了尺度，仍然所得无几。弘法的不说，单是写宗教徒的，前者有追忆八指头陀、曼殊法师和弘一法师的若干好文章，后者则空空如也。二十世纪的中国文人何其厚佛而薄道！
或许这里得从晚清的佛学复兴说起。真正对整个思想文化界起影响的，不是杨文会等佛学家的传道，而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政治家的以己意进退佛学。提倡学佛是为了去畏死心，去拜金心，创造舍身救世、震动奋厉而雄强刚猛的新民，并寻求自我解放，获得大解脱大自在大无畏的绝对自由。用章太炎的话来概括就是：要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佛教救国论对五四作家有很大影响，鲁迅、周作人等人批判儒家，也批判道教，可就是不批判佛教，甚至颇有喜读佛经者。一方面是以佛学反正统观念，一方面是借佛学理解西方思想（如自由、平等、博爱）。尽管此后很多政治家、文学家自认找到新的更有效的思想武器，可对佛学仍甚有感情。
相比起来，道教的命运可就惨多了。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界，道教几乎从来没有出过风头。二三十年代鲁迅、许地山、周作人曾分别从思想史、宗教史、文学史角度，论证道教对中国人性格和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深刻影响，也只不过是持批判的态度。鲁迅《小杂感》中有段话常为研究者所引用：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至于何以中国人不憎道士而憎恶其他宗教徒，鲁迅并没展开论述。不过从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的只言片语中，大体可猜出其中奥秘。首先，道教是真正的中国特产，影响于下层人民远比佛教大。老百姓往往是佛道不分，以道解佛，而民间的神仙、禁忌也多与道教相关。其次，佛教、耶教都有相当完整且严谨的理论体系，道教的理论则显得零散而不完整，且含更多迷信色彩。再次，佛教徒讲斋戒、讲苦行、不近女色，而道教徒虽也讲虚静，但更讲采阴补阳、长生不老。如此不讲苦行的理论，自然容易获得中国一般老百姓的欢迎。最后，佛教讲求舍身求法，普渡众生，而道教讲白日飞升，追求自己长生，未免显得更重实利。如此分辨佛道，不见得精确；可对于揭露国民劣根性并致力于改造国民灵魂的这一代作家来说，抓住道教做文章确是用心良苦的。
只是这么一来，道教也就与二十世纪中国的散文小品基本无缘了，这未免有点可惜。对于道教，二、三十年代有过正襟危坐的学术论文，也有过热讽冷嘲的片纸只字，可就缺少雍容自如的散文小品。至于五十年代以后，宗教几成瘟疫，避之唯恐不及，作家们哪里还有雅兴谈佛说道？奇怪的是，近年学术界为宗教平反，作家们何以还是多谈佛而少论道？或许，随着气功的重新崛起，道教将重返文坛也未可知。只是在本选集中，道教明显处于劣势。
二
文人学佛与和尚学佛着眼点自是不同，没有那么多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的盲信，而更喜欢刨根问底探虚实。单是嘲笑和尚不守教规出乖露丑，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无论何时何地何宗何派，总有滥竽充数的吃教者，非独佛教然。何况佛家对此颇有自觉，《梵网经》即云：如狮子身中虫自食狮子肉，非余外虫。如是，佛子自破佛法，非外道天魔能破坏。佛子流品不一，可这无碍于佛法之如日中天普照人间。唐宋以来，小说、戏曲中嘲弄和尚的作品多矣，可文人读佛的热情并未消退，理由是信佛不信僧。这并非骂尽天下和尚，而是强调佛教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独立价值。如此读佛，方能见出佛教的伟大处。
许地山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佛家的根本精神慈悲：我愿你作无边宝华盖，能普荫一切世间诸有情。（《愿》）丰子恺则明确表示鄙视那些同佛做买卖，靠念佛祈求一己幸福的信徒，理由是真正信佛，应该理解佛陀四大皆空之义，而屏除私利；应该体会佛陀的物我一体，广大慈悲之心，而护爱群生（《佛无灵》）。《大智度论》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这一佛教的真精神并非为所有学人所接受，起码批评佛教为消极出世者就不这么看。而在弘一法师看来，佛教不唯非消极，乃是积极中之积极者，因为大乘佛法皆说空与不空两方面，不空为救世，空为忘我（《佛法十论略释》）。曼殊法师一九一三年为配合革命党人二次革命而发表的《讨袁宣言》，以及弘一法师抗日战争中提出的口号念佛必须救国，救国不忘念佛，即可作为佛教徒不空的例证。你可以怀疑念佛救国的实际效果，却不应该指责其消极出世。当然，佛教徒追求的本来就是一种精神价值，最多也不过是欲挽救今日之世道人心，不可能有什么立竿见影般的实际效果。
俗人中善读佛经的莫过于周作人了。这里除了学识与洞察力外，更主要的是一种宽容的心态和寻求理解的愿望。在常人看来，佛教的戒律无疑是繁琐而又枯燥无味，连大小便和劈柴吐口水都有如此详细的规定；而周作人则从中读出佛教的伟大精神：所有的规定都合于人情物理。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莫令余人得恼六个字（《读戒律》）。至于最容易引起误解的斋戒，周作人也从《梵网经》中得到启示：我以为菜食是为了不食肉，不食肉是为了不杀生，这是对的，再说为什么不杀生，那么这个解释我想还是说不欲断大慈悲佛性种子最为得体，别的总说得支离。（《吃菜》）这一点丰子恺的见解与周作人最为相近，尽管丰本人是曾作《护生画集》的居士，且因生理原因而吃素。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佛无灵》）只要真能护心，吃素吃荤实为小事。若过分钻牛角尖，只吃没有雄鸡交合而生的蛋，不养会吃老鼠的猫，那不只迂腐可笑，失却佛学本旨，而且类推到底，非饿死不可，因植物也有生命。民初作家程善之就写过一篇题为《自杀》的小说，写接受近代科学知识的佛教徒因了悟水中布满微生物，为不杀生只好自杀。
谈到佛教，总让人很自然联想起古寺和钟声。比起和尚来，古寺钟声似乎更接近佛学精义。文人可能嘲讽专吃菩萨饭的大小和尚，可对横亘千年回荡寰宇的古寺钟声却不能不肃然起敬。徐志摩惊叹：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霎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天目山中笔记》）如果嫌徐氏的感慨过于空泛，那么请读汪曾祺记承天寺的《幽冥钟》。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死去的妇人而撞的，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并非所有的钟都如承天寺的幽冥钟，乃女性的钟，母亲的钟；可钟声似乎沟通了人间与地狱、实在与虚无、安生与超越，比起有字的经书来更有感召力。
三
僧人流品不一，有可敬也有不可敬。最为世人所诟病的专吃菩萨饭的和尚，其实也坏不到哪里去。就看你怎么理解宗教徒了。苏曼殊的不僧不俗亦僧亦俗至今仍为人所称羡，不只是其浪漫天性，其诗才，更因其对宗教的特殊理解。至于龙师父这样剃光头皮的俗人，一经鲁迅描述，也并不恶俗，反因其富有人情味而显得有点可爱（《我的第一个师父》）。写和尚而不突出渲染色空观念，却着意表现其世俗趣味（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宗教徒），这种创作倾向贯串于废名的《火神庙的和尚》、老舍的《正红旗下》和汪曾祺的《受戒》等一系列小说。这种既非高僧也非恶和尚的普通僧人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对人性、对宗教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只可惜好多作家转而拜倒在弗洛伊德门下，一门心思发掘僧人的性变态，这又未免浅俗了些。
有趣的是，围绕着一代高僧弘一法师，出现了一批很精采的散文。一般来说，高僧不好写，或则因过份崇拜而神化，或则因不了解而隔靴搔痒。作为现代话剧运动和艺术教育的先驱，弘一法师披剃入山前有不少文艺界的朋友，而且俗圣生活的距离，并没有完全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弘一法师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为文人所了解的僧人，这就难怪几十年来关于弘一法师的纪念文章层出不穷，且不少甚为可读。
五四新文学作家中具有隐逸性的远不只废名、许地山、夏丏尊、丰子恺等三五人；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引起的一大批袈裟，并非只是逢场作戏。俞平伯《古槐梦遇》中有这么一句妙语：不可不有要做和尚的念头，但不可以真去做和尚。亦处亦出、亦僧亦俗的生活态度，既为中国文人所欣赏，又为中国文人所讥笑讥笑其中明显的矫情。1936年郁达夫拜访弘一法师后，曾作诗表白自己矛盾的心态：中年亦具逃禅意，两道何周割未能。对照其小说，郁达夫并没有说谎。而据丰子恺称，夏丏尊十分赞赏李叔同（弘一法师）的行大丈夫事，只因种种尘缘牵阻，未能步其后尘，一生忧愁苦闷皆源于此（《悼夏丏尊先生》）。也就是说，弘一法师以其一贯的认真决绝态度，把文人潜藏的隐逸性推到极端，抛弃不僧不俗的把戏，完全割断尘缘皈依我佛。就像俞平伯所说的，假如真要做和尚，就得做比和尚更和尚的和尚（《古槐梦遇》）。这一点令作家们感到震惊和惭愧。因而不管是否信仰佛教，他们对弘一法师学佛的热情和信念都表示尊重和敬畏。即使像柳亚子这样以为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的革命诗人，也不能不为其殉教应流血的大雄大无畏所感动。
不见得真的理解弘一法师的佛学造诣，也不见得真的相信弘一法师弘扬律宗的价值，作家们主要是把他作为真正的人，一个学佛的朋友来看待的。弘一法师之所以值得尊敬，不在于他是否能救苦救难，而在于他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尝到了生活的别一番滋味。夏丏尊反对说弘一法师为了什么崇高目的而苦行，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要说他是享乐。在他，世间几乎没有不好的东西，就看你能否领略。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袭的成见所缚，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观照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子恺漫画〉序》）而叶圣陶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弘一法师的自然平静如春原上一株小树。不管信教与否，人生不就希望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吗？弘一法师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谈弘一法师临终偈语》）。没有实在的功绩，也不讲辉煌的著述，只是一句华枝春满，天心月圆，这在世人看来未免不够伟大，可这正是佛家的人生境界。学佛能进到这步田地，方才不辜负悲欣交集数十载。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于畅春园
陈平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座高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2008-2012年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他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领域有着精深研究和独到见解。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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