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_邹晓东著_9787533338879

　　宋明儒者本着鲜明的“性善论”取向与强烈的“道统论”信念，将《大学》《中庸》打通为一，使之成为他们心目中的“道统一贯之真理”的典型载体。邹晓东著的《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则正是同这种余威犹在的道统论解读范式角力的结果，创新点在于明确揭示出《大学》《中庸》分别具有不同的主导性问题意识，并进而论证它们基于各自的问题意识提出了实质有别的回答方案。
　　《意志与真知：学庸之异》提供了一种既具有历史感又不失哲学品位的新的学庸解读方案。

　　走出四书学的经典诠释和儒学理解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四书成了儒学的代名词。
　　朱子在《语类》中给出的四书阅读建议是：先《大学》定规模，次《论语》立根本，次《孟子》观发越，最后《中庸》尽精微。显然，这是一个基于个体人格养成的学习方案。由于影响广泛深远——其成败得失及其所以然之姑置不论，《大学》和《中庸》的阅读理解也被这样一个方案系统定位桎梏，从义蕴到结构都被遮蔽扭曲。所以，看到晓东的文章和书稿带有某种批判超越的意识或追求，发表、写序都一口应承。走出四书学的经典诠释和儒学理解在今天十分有必要。宋代儒学在公共领域地位稳固，其主要工作在应对佛教冲击和进行社会教化，所以比较注重向内用力，成为所谓心性之学。近代以来中国深受西方冲击，东西方文化比较又在自我特征的确认和辩护中强化了这一伦理特征，在所谓“旧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努力和纠结中失却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气魄和格局。
　　晓东不满《大学》《中庸》的“道统论解释学”（以及诂学的“片断论”）：不满其《大学》诠释把“明德”讲成“天命之性”，把关注焦点从“教一学”转移至“格物致知”；不满其《中庸》诠释将《中庸》原有的“性一道一教”结构扭曲为“教一道一性”，使“性”被“教”遮蔽，故而推崇乃师谢文郁的“本性之善”。区分本性之善与经验中的行为之善确实大有必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本性之善乃是对生命本身的肯定，所谓“生，好物也”。朱子思想最大的问题就是以“理”代“天”，将伦理学中的道德原则提升到本体论层面而建立起自己的“天理”论述，所谓“太极一理”“未有天地万物之前毕竟先有是理”等，好处是现实的道德被极大强化，恶果则是鸠占鹊巢，以生生为德、以生物为仁的“天”从此被彻底放逐！我想，晓东写作的信心和冲动，应该都是基于对这样一种理论形态及其后果的感觉与诊断吧？
　　我用“感觉”一词，是因为在阅读书稿的过程中我认为，晓东发现了问题，但解决得并不是很叫人满意。原因，一是可能过于偏向义理，而对经典文本本身的研究措意不够，显得飘忽；二是在对《大学》《中庸》研读的时候，仍然是依据朱熹的那个框架，《大学》在前，《中庸》在后，有点进退失据。后者才是最关键的，他甚至试图寻找“从《大学》到《中庸》的历史逻辑”，提出了所谓的“从意志软弱到真知问题”的思想史叙事。但是，作为儒家整个思想系统拱心石似的经典，被削足适履地强塞进一个发展心理学的教程中，不对系统本身加以突破，又怎么能够将其思想逻辑和文化能量很好地理顺并释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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