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棠一家_马原著_9787020129751_厦门外图集团有限公司

黄棠，某大型公司总经理；其夫洪锦江是新任开发新区主任；长女是摩纳哥籍富商，嫁给了斐济籍的医学专家；次女是拥有EMBA身份的大型节目策划人，嫁给了法国归侨身份的电影导演；独子是美国籍的在读高中生，他的女朋友比他大七岁，是个有钱的神秘女孩；其母是一位退了休的评剧演员……先锋的马原此刻以现实主义的姿态站在生活现场，耐心地为我们勾勒了“黄棠一家”这个新贵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表达出对社会发展进程的深度关注。马原说，“小说要从天上回到地下”。他依旧拥有那座属于自己的叙事冰山。

　　专业书评：
　　旧日的先锋与新貌的现实主义
　　——论马原的长篇小说新作《黄棠一家》与《纠缠》
　　房伟
　　2012年《牛鬼蛇神》出版后，作家马原以“先锋的回归”为看点，引发了文坛强烈的关注与争议。2013年至2014年初，马原又持续推出了《纠缠》与《黄棠一家》两部长篇。与《牛鬼蛇神》相比，这两部长篇小说进一步摆脱了马原熟悉的叙事套路和惯性的主题、题材，技法上向传统现实主义靠拢，而在内涵上却显示了马原对纷繁复杂的中国文化现实的理解和把握。或者说，这两部小说对马原来讲，不仅验证着先锋小说家叙事能力的回归，表现了马原在生命个体的现实经验与文学表现上，已逐渐找到了可以言说的方式，而且更在于从某种角度上暗示了中国当下的现实故事经验表达的叙事合法性和必要性。
　　一
　　先锋小说无法有效地处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其衰落的重要因素之一。先锋小说对叙事形式和语言的迷恋，一旦脱离了特定历史阶段，就会产生封闭与自我指涉的游戏状态，进而丧失新鲜感，并由此形成语言和形式本身对“人”的丰富性的压抑和控制：“当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时，其反人性和反主体性一面便暴露无遗。就其所揭示的人是一种社会文化时空的存在而言，它把叙事对现实场景、客观经验的复现中挣脱出来，而将叙事看做一个新的意义和经验的生产场域，看作了叙事对社会现实的生产、建构和阐释功能。”更重要的是，处于现代性转型的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非常丰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在客观上也需要文学经验予以表达，而先锋文学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任务——尽管，先锋文学在文学向文学本体回归上做出了巨大历史贡献。先锋时期的马原，也曾一度在技术迷宫里，拒绝现实因素和个人经验的介入。他对现实的不信任，既是一种文学价值观，又有着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然而，“拒绝现实”的姿态，其实本身也是一种“现实”，即那些西藏神秘故事和变幻莫测的叙事圈套背后，隐藏着对规定性意识形态的不满，更表现为对当时中国当代文学形成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规范的叛逆。然而，作为“文学向内转”的纯文学话语策略，先锋文学的一个问题在于，当拒绝的姿态不能与现实形成有效对峙，“拒绝”就会缺乏叙事推动力，并成为“结构性”僵化形式，这其实与“讲故事”的能力无关。事实证明，虽然利用“元小说”手段，不断破坏故事结构，但马原的讲故事能力依然很好，这在《黄棠一家》与《纠缠》中也得到了印证。
　　新世纪以来，很多先锋作家，都出现了回归现实的倾向，如余华的《兄弟》和《第七天》，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当先锋的激进冲动退却，当叛逆的语言自觉成为惯性，那些曾令作家不屑一顾的“现实”，却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变化。或者说，语言的超越只是一种幻觉，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现实，正在经历一场类似西方崛起的历史进程，但又有很大不同。日新月异的民间资本市场，国际化大资本的涌入，新贵阶层的形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与道德失范，还有高速发展的、庞大巍峨的现代化景观，网络的去政治化和重新政治化的冲动，都让我们对文化现实充满了宏大书写的冲动，却似乎又感到茫然而无从把握。《牛鬼蛇神》中，马原还保留着对先锋叙事的怀旧，大元和李德胜从文革大串联的友谊，直到新世纪的再次结缘，续写了先锋小说《零公里处》的少年冒险故事，批评家们虽对这种“先锋的续写”有不同看法，但大多赞赏马原在该小说中对中国现实的关注和自身生命体验的情感注入：“《牛鬼蛇神》最大的突破之处在于，马原从“去作者化”的叙事策略中走出来，回到了自身线性的生命体验，回到了人们所可以感知的现实生活。但是马原仍然不愿丢弃早期马原式的特立独行，不愿意沉沦于经验世界、微观世界的琐碎，于是，他选择了将现实主义叙事与超现实主义叙事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经验世界与超验世界相互纠缠的画面。”
　　二
　　如果说，《牛鬼蛇神》还有先锋文学痕迹，那么，《纠缠》与《黄棠一家》可以看作马原进一步告别先锋，探索新的现实反映路径的努力。就《纠缠》而论，尽管主人公还是那个曾在先锋文学世界鬼魅般的人物“姚亮”，但“此姚亮”非“彼姚亮”，姚亮不再是叙事冒险的符号，也不再是作者拆解叙事幻觉的工具，而成为了一个有作家马原本人生命体验的影子，又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整部小说围绕姚清涧老人去世后，因遗嘱规定，将全部遗产捐赠给家乡小学，从而引发了儿子姚亮、女儿姚明，及孙子姚良相等一系列人物“纠缠”的故事。《纠缠》的开头，彷佛是一个强烈叙事暗示，即姚亮经过十余年，终于读完了《好兵帅克历险记》：“‘释然’两个字准确描绘了放下这本大书那一刻姚亮的心情。”然而，读完小说的姚亮，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心灵平静，而是陷入了世俗生活的烦恼。父亲去世的奔丧电话，前妻有关房产的纠纷，让他在世俗利益算计的“纠缠”中无法自拔。这几乎能看作是先锋命运的某种清醒自嘲。文本的世界是虚构的，但充满精神探索的刺激，也充满了意义可能性和浪漫想象。然而，梦最终要醒来，小说也最终有读完的一天。走出了“好兵帅克历险”的虚幻世界的姚亮，最终要走入世俗的利益冒险。姚亮这个神秘藏地冒险故事里的主人公，也最终迷失于现实的遗产法律纠纷。同时，该小说除对马原自身的意义之外，更巧妙地击中了新世纪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焦点：“遗产问题”。遗产联系着房产、法律、继承权、家庭关系、资本等多方面敏感点，而这一切，恰是中国经过几十年资本市场发育后出现的“新现实”。在物质相对匮乏，个人资产没得到充分发展的80年代、90年代，马原展现的围绕“遗产”的惊心动魄的争夺，是不可想象的，而这种“纠缠”心态，无疑是对中国人当下物质焦虑的一个侧影。
　　《黄棠一家》是马原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中，马原的目光进一步扩展，试图通过黄棠、洪锦江的中产化家族的叙事，形成对中国现实生活的一种“总体性”理解和把握。但是，这种总体性把握，又没有一种鲜明的叙事态度作为意识形态规定性，马原的态度是反讽的，但这种反讽隐藏在克制冷静的叙事之后。马原与现实的态度，不是仇恨式的对峙，也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宏大叙事，而呈现出了一种平静交流的、但有距离的“和解”。这里，毫无疑问，有着通俗小说的故事技巧，也有意识形态的妥协性，但马原也呈现出“总体性把握”当下现实，并进而总体性把握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努力。黄棠、洪锦江的新中产化家族，几乎涵盖了中国现实的各个重要利益层面：洪锦江是大开发区主任、资深的政府官员，黄棠是一家大型公共关系公司的总经理，长女祁嘉宝是一家跨国公司的女经理，丈夫威廉是医药专家，次女洪静萍则是大型节目策划，丈夫蒙立远则是国外独立纪录片导演。黄的母亲贺秋是著名退休戏剧演员，儿子洪开元则是一个官二代和富二代团体的“小领袖”。可以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敏感领域，洪氏家族似乎都有所涉足。马原耐心地为我们勾勒了这个新兴的贵族家庭的真实生活状态。而这部小说几乎涉及了中国所有焦点性现实话题，如反腐败、官二代与富二代、网络传媒、官场内斗、城乡差距、官商勾结、工程质量、慈善捐助、激进经济改革、老人摔倒的道德拷问、城管、城市诈骗、仇官与仇富、底层生活、阶层对抗、文化的现实使命、房地产调控、肾脏买卖……而为增强真实的话题感，马原甚至不惜破坏文本的虚构距离，直接在小说文本对喜洋洋灰太狼、李天一强奸案、国五条等真实事件大加议论。
　　三
　　然而，马原的“转型”，似乎又不是一种简单的转型，而是一种体验的“差别形态”。或者说，马原的转型依然渗透着他“一以贯之”的文学精神。即便是先锋时期的马原，也从没有排斥小说的通俗因素，他常常喜欢借助一些探险故事、黑道传奇、浪漫的宗教和爱情故事，来表达对世界不可知体验。而那些命案、性爱与珍宝，都成了他游戏文本的道具。从价值观而言，马原从来不认为，人类的经验可以穷尽世界生存的全部真相：“马原小说所显示的经验方式，表明了马原承认了如下事实：世界、生活和他人，我们均是无法全部进入的。是我们在那些现象之上或各种现象之间安置了逻辑之链的（别无选择），而这样做又恰恰违背了经验的本体价值，辜负了经验对人构成的永恒诱惑。”无论让“叙事圈套”缠绕着文本，还是再次回到传统叙事，耐心地讲好一个当下的“中国故事”，“那个叫马原的汉人”似乎从没有变成一个真正实心实意的，权威的叙事者。这依然表现在他试图在小说中，以不那么符合传统现实主义故事讲述的方法，对故事的意义进行有意“冒犯”。就此而言，《黄棠一家》与《纠缠》又不是两部戏剧高潮迭起的小说。如《黄棠一家》中有大段不同人物对话，有时人物对话甚至掩盖了“故事情节反转”产生的戏剧性刺激，这些对话无不在凸显着叙事声音，形成对小说家族叙事规定性情节的消解，透露出作者对丰富复杂现实的言说欲望，也显示把握现实，而不是将现实戏剧化的努力。小说中突然塌陷的暗河、黄棠的失忆与恢复，都彷佛暗示着作家对当下社会的悲观看法。小说中的几条线索交织，也显得有条不紊，又充满悬念，如从黄锦江的碰瓷事件，引发他和开放区副主任的权力争斗，并引出洪开元对斗争的介入，以及洪开元和公务员的官司；而蒙导演的纪录片，又引出了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并和黄锦江的生活交集；而贺秋的慈善事业和被打劫至死，祁嘉宝的怀孕，都使整个叙事呈现出家族叙事的主干和枝蔓交织的辅助方式。主干就是黄家人的兴衰，而枝叶则是围绕黄家人发生的不同辅助性故事，如农民工的故事和卖肾的故事。虽然小说章节题目设计充满了宏观性，如卷一第二章“价值观与秩序论”：1、真正笑贫不笑娼的年代，2、世界忽然没有了秩序。又如卷三第一章“器官成为主角的年代。”但是，小说结尾颇似《红楼梦》的太虚幻境，整部小说以黄棠开始，又以黄棠结束，整个改革开放历史，变成了大历史隐喻：“黄棠一家”，以“黄棠之名”暗示了世界“黄棠一家”本质，和开头“黄棠之名听着不错，有草有木生机盎然”形成了反讽。同时，“洪开元的同伴”，又再次以作者对文本的侵入，完成了对文本现实语境“虚构本质”的揭示：“他叫马原，他是一个小说家，他就是我，我就是那个叫做马原的汉人。”这个结尾，看似对先锋马原身份的提醒和致敬，其实是一种新的叙事策略。它表明现实最终和马原有距离的。即使马原找回了现实，但绝不是一个听话的现实主义“乖宝宝”。
　　同样，小说《纠缠》里大量繁复缠绕，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围绕着房产、遗嘱、资本的法律法规，充当了整个叙事的“推动器”，人物的命运也因此不断变化。正是姚清涧老人的慈悲之心，让子女们陷入了无休止的利益纠缠。儿子姚良相和前妻范柏对遗产的觊觎，覃湘校长的贪婪，姚明的中风，莫名其妙的姚清涧的儿子“吴姚”和褚克勤的女儿，法律事务的繁琐和自相矛盾的荒诞，都让姚明和姚亮陷入了遗产的“围城”。这些如水珠般不断涌出的各色人等，让我们想起了先锋马原笔下那些无因果、无逻辑，但充满了故事冒犯性和破坏性的人物。而这些“纠缠”的故事，不仅再次验证了世界真相的不可知，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当金钱成为社会最高的衡量标准之后，每个人都会陷入利益纠缠，无论是他人纠缠你，还是你纠缠别人，而这一切都使人际关系、家庭伦理，甚至是人与人之间基本的信任、同情心和亲近感，都变得荡然无存。任何高尚人格的善良慷慨的举动，都有可能好心办坏事，如姚清涧捐献遗产给母校，本意好心助学，却成为他人利益的砝码。而法律无助于根本解决问题，却让这些问题变得更诡异复杂。”就此而言，《纠缠》击中了当下中国由功利逻辑推动所导致的价值失范的文化现实的本质，又透露出了作家对把握现实的某种虚无的悲观。
　　四
　　应该说，马原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是耐人寻味的。即使是对现实主义的回归，马原依然没有彻底走出“先锋”的价值姿态。这两部作品中，有传统现实主义规范，人物塑造比较成功，复杂而立体，如贺秋和洪锦江。然而，马原没有让现实成为余华或和阎连科式“反讽寓言”的符号现实，而是力图恢复传统现实主义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生动性，在“和解”与“距离”之间，找到属于自己的表述方式。先锋马原曾告诉我们，现实不过是神秘而不可知的幻觉。而归来的马原，却要再次为现实主义立法。他对现实表现出了善意与和解，但也保持着足够的距离感和警惕性。他的现实主义笔法，更贴近生活，却保持善意嘲讽，并缺少宏大能指的提升，即使那些宏大事件，也总被他赋予宽容的暗讽，例如，《黄棠一家》中，引水工程是黄锦江主政的重要项目，但在落成仪式当天，一条巨大的暗河形成了漩涡，让整个工程打了水漂。这一笔无疑有隐喻色彩，但作家轻松写来，却没有什么重大压力。又例如，“贺秋之死”是《黄棠一家》的高潮部分，但我们没有看到煽情，而是作家对贺秋的敬意，以及对媒体制造事件的暗讽。他的叙事，宽容平和，甚至有几分随意，不太注重营造戏剧化氛围，却凸显了不同叙事者的声音。
　　当然，这种转变对于马原来说，也是他停笔多年，不断持续思考现实和人生的结果。马原对民间、伦理和情感价值的发现，态度非常平和，没有炫耀性。如果说，先锋马原更像一个充满了游戏和叛逆精神的坏孩子，那么，远离文坛后的马原，倒更多呈现出了他对于人世的理解和对“变化的现实”的变化的诚实态度：“我现在特别喜欢民间话语觉得真是能很贴切地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情态。那些不为人关注但却有着切肤之痛的爱恨悲欢。我愿意回到常人的生活状态。看人可以有很多的视角站在平视的角度，听一个人诉说他的苦难，你会和他一起流眼泪。但如果你从天空俯视，那么根本不会有眼泪，小说也是这样，真正好的小说一定是有很深的入世情结的。”同样，马原也不赞同先锋文学对当下现实的有效性，他多次在访谈中提到，人到中年，再在演唱会现场听崔健唱《一无所有》的荒诞感觉。现实在巨变，而巨变的时代，已没有什么永恒阐释的有效性——包括“先锋”本身。
　　同时，就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马原的《纠缠》与《黄棠一家》，似乎也有重要的叙事学的症候性意义。如果说，先锋马原的叙事冒险，其行为本质是对叙事成规的破坏，更是对意识形态化了的叙事假定性的反抗，那么，回归文坛后的马原，其叙事的现实主义因素，似乎也可以看作是他与叙事经验的某种和解。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当叙事的个人化破坏不能再以形式吸引读者，叙事对于“共同经验”的想象就会自然浮出水面：“叙事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个社群中的每个具体的个人故事组织起来，让每个具体的人和存在都具有这个社群的意义，在这个社群中，任何单个的事件，都事出有因，都是这个抽象的、理性的社群的感性体现（黑格尔），这个社群或是“国家”、或者是民族、或者是人类。作为叙事的基础，这个社群的范围越大，也就越现代。”而且，这也从反面说明，中国目前正处于“叙事”时代，而非发达西方的现代性基本完成，静态的，“无叙事”的时代。小说这种形式，在新世纪中国依然有值得关注和应该关注的“合法性”。先锋们对现实的回归，无论其具体文学成就如何，最起码说明了一种倾向，即当“怎么写”不再成为问题，“写什么”又似乎风水轮流转地回到了我们的视野。而马原对现实的回归，也令我们反思那些经由先锋小说“一路行来”的纯文学话语标准。马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延续形式化的叙事语调和寓言式的语言本体冲动，而是老老实实地承认写作在现实面前的限度，力图通过对那些典型环境、典型人物和事件的刻画，为这个变革的大时代出具某种谦卑却自信的“文本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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