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无外：中国王朝治边法律史_杜文忠著_9787532585700

全书主要讨论中国古代的边疆法治，认为中国古代边疆的治法，源于其独特的法理，其形式独特多样，*可体现其文化社会性质。中国古代边疆的治法，秉承其法俗特质，以社会为重，因其风俗各异，更不专以国家律令为重。因此，历代中原王朝与治理内地之法，其本并无不同，不过是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和待人亦如待己的理路，故于边疆众族虽有夷狄之谓，但又视之如亲戚、赤子，以示王者无外之义。全书版面字数约九十万，共十五章，分上、下两篇，上篇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及治边法制思想，下篇古代中央王朝对边疆的法律治理。

自序

十余年前，余著《边疆的法律》一书，以文化边疆观、化外主义法律原则论之，希翼于中国古代边疆法制有一全面探讨，后有同仁据此冠之以边疆法学，余更感犹疑，此缘于研习部门法者常有之疑问中国古代王朝有治边之法律否？

一般以为，清代以前的中国王朝无专门治边法典，甚至无单行条例，《唐律》虽有相关的条文，然并非单行条例。如此在清以前漫长之治边史上，又何以言治边法制？人等会以此谓中国古代治边有政策而无法律。

基于此种疑虑，余又著《法律与法俗》一书，其中以相当之篇幅，力图复原中国古代法律之含义，遂从儒家治道入手，讨论俗与法之路径，揭示儒家治法之形成，分析六教的法俗之用，此实是欲明示其不同于西方法律形式主义之内涵。今本著以法俗概念统之，有望实现中国、常道、边疆、族群、法俗、律典这些概念在逻辑上之一贯。如此从中国文化本位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边疆治法之内涵。

中国传统以儒教为宗，儒教所继承者乃是上古之常道文化。窃以为中国文化本是一常道文化，亦可以称之为常教文化，或可谓之常法文化。所谓常者，乃天经地义之意也，常道、常教、常法乃是天经地义之道、天经地义之教、天经地义之法。故其道、教、法原是三位一体，难以分解，若剥离法律于道、于教之外，则非解释中国古代法律的正道。

儒者，本是行教之人。故儒者之法律观以教为根本，中国儒家法亦源之于常教。所谓常教者，上古五帝之世即有之，即是所谓之五典、五教、五常是也。五常者，有云：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或云：仁、义、礼、智、信，二者大同而小异。五常之教，源于圣贤精英于人道秩序之设计，开启上古文明与野蛮之分野，又融化于风俗、民性。如此，把人道之教及于野莽，化腐朽而为神奇；化草根而成贵族；化小人为大人，之于边疆，则可化夷狄为华夏，由此可推及于化成天下。故所谓儒家政教者，乃是以人道为之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精神教化万邦，这也是其对四围异族之治道。因之，欲知中国古代治边之道，需先知中国古代政教之品性。兹举数条可知。

儒者以中国上古常道文化为宗，依此而认知人性与社会。认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在于中国与夷狄有礼教之别，此乃历代士人之共识。中法之异于西法者，在于其礼教而不在其律典；古之异于今者，亦在其礼教而不在其律法。据此，中国之学术，亦为中国之礼教；中国之礼教，亦为中国之政治。教者，出于天而知于人，圣人观象垂教而法自然者，亦是法先王之治道。先王之治，必以王者居中国，方得天、地、人之自性统一，得天、地、人之自性统一，才能一画而成王道，王者，天下之归往之谓也。王道者，循通自然、人性之本真，抱悯人之怀，行劝善之义，凡是世间之事，求大同而存小异。是故，自古中国攘外治边，自有其道；教化终始，自循其礼，此有异于它族者，是其性之一也。

先王之教，乃三坟五典。三坟五典隆道于上，美俗于下，传之后世而遗于今，其天理循环，无往不复，常于靡乱之世，复而化俗，此为其常道之治者。故之于天人，之于往来，亦是大道、大法。因之，先王之治，本是政教合一，不单以主权者意志为转移，于王者之上，自立其道；于治乱之间，自持其理。故历代王朝之治，以此为道，以之为体，此有似西人自然法之形式者，是其性之二也。

教者，法也；法者，教也。《书》云：克明俊德，协和万邦，及孔子治乱，慎独特行，阐发教义，泽被苍生，以正邪辟。盖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孔子上承古道，下称素王，有携常教、申大义、和万邦之志，故云有教无类。孔子辨华夷，隆圣教，思往圣，继绝学，功莫大焉，实望传播常教，以之而化成天下。故中国之教，是圣贤之常教；中国之法，是圣贤之王法，夫王者合天下为一家，……一王之法，天理之公，人心之良也，而恃区区之禁制也乎？此亦是王法之本义也。原法之初，中国本无所谓法，无所谓律，惟曰教、曰俗。其教俗之美，乃在于合人伦之自性，合人伦之常理，亦合法律于真、善、美之追求。故中国古代边疆于政治、法律之意义，不仅仅在其地域，更在其人事；所谓治者，在于治人、在于治俗。故中国原初疆域观念，不以一疆一域为念，不以一国一邑为治，而是以天下为念，以天下为治，自有超越之精神。此不同于西人之法律者，是其性之三也。

中国之政治，乃是由文籍而生，文籍所载者，上古之常道也，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故所谓常道之法，即是古道之治，后虽有秦火，然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一直绵延不绝。是故，中国之政治，素喜求史而问今，即是由此。史者，或存之于书，或见之于物，又或问之于俗，故研习中国历史，其不同于西人之处，在于吾国种落之延续、古籍之不湮灭，无至于西方所谓黑暗时代，更无需如西人那般多依考古文物而知史。由此，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只读经史文献、穷经问俗而可知，此不同于西人者，是其四也。

中华五千年，以中为国，其边地广大，地形复杂，种落纷繁，群而各异。由于交通不便，中国与四方，彼此互通之间，若不以德治，又岂能只以武力、暴法而治之。故不知中国之地理，则不知中国之人文；不知四方种落之法俗，亦不知中国之法学；不知中国之法学，则不知中国边疆之治道；不知中国边疆之治道，则亦不解其治边之法意；不解其治边之法意，则又不知其边疆为何物？故论中国古代治边之法，当首论其地理，次论其法意，再论其法俗。若非此，则亦不知何为其治边之法，不知何为治边之法，则必沦入西法概念之陷阱，进而不得其要义，此不同于西法者，是其五也。

中国古代边疆之治，缘于其独特之法理，其形式多样，最可以体现其文化之社会性质。儒家之道统，本于社会而不专注于自然，精于人而不精于神；儒家之法统，重社会而轻国家，重礼俗而轻国律。故历来虽多有律典，却仍以问俗而治为要。所谓问俗而治，实是轻国家治理，而重社会治理。所谓重社会治理者，自然是问俗、化俗的法俗之治。缘于此，其法者，俗也；俗者，法也。古之社会治理，是以化其俗而成其教，成其教而立其法，故其边疆之治，仍以社会为重；其治边之法，秉承其法俗特质，或曰礼、或曰制、或曰教、或曰俗，此几种形式，尤不专以国家律令为重，皆因其重社会之品格。

如《独山县志》云：

传曰：入境问禁，入国问俗，良以俗不可以不知也。又曰：礼从宜事，从俗，亦以习俗移人，居是邦者，不必矫同立异也。独民邑民俗素尚谨厚，且重本业而知道廉耻，近则稍涉华靡，其于婚丧葬祭暨世俗玩好，间亦有所不同，兹特别述其梗概，并附苗蛮庶求治者。观风俗之美，可以征政教之得失；化民成俗，其在斯乎！

由于儒家之法统，重社会而轻国家；重礼俗而轻国律，故历代王朝治理边疆之法与其治理内地之法，彼此之间无甚大异，皆是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待人亦如待己的理路。故于边疆四围族众，虽有夷狄之谓，但又视之如亲戚、赤子，如唐之谓姑舅、清之曰赤子，皆以示王者无外之义也。此不同于古罗马之万民法者，是其六也。

近世以降，国人求富强之心切，沉溺于器物、制度之革命与改良，故官员、民众对文化建设少有更多关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问题仍是中国的基本问题，故有文化革命之谓。文化乃国家、社会、民族之道体，文化建设自非朝夕之事。它沉淀于心理定势、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自有历史之继承和浸染，故文化只可曰养成、只可曰改良，岂可轻谓之革命耶？若轻言革命，则必伤国本，此乃近世历史最重要之经验也。

今倡文化自信，是为治世之要，固本之道。所谓固本者，仁、义、礼、智、信之常教是矣！然国人以批评之立场，看待吾国历史久矣！每有议论，往往一言既出，几成认知之定势，加之又多乏深研，以不知为已知，此实历史虚无主义之故也。今欲重树文化自信，首当依史论史，正本清源，求我文明义理之精髓，还原中华精神之要义，此系中华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之始也。文化者，以人文而化之也。古者，中夏之族群，是文化之族群；中夏之政治，是文化之政治；中夏之法律，是礼化之法律；中夏之疆域，是文化之疆域。是故，只以概念法学抽象言中国之法律，则难知中夏古代之法制；单以实在法而言中国边疆之治法，则难识中国古代边疆之法理。同样，不以中国上古以来之常道文化为语境，亦不能观中国边疆法律史之全豹。

古之贤者于治边、治外常谓王者无外、固本柔远等语，此恰如今日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之义，昔日王者无外常被人于文化上所误读，固本柔远又长期为史学界所诟病。为今文虽不才，复以一己之力，以史为本，重拾旧典，独撰此著。意在持深耕细作之初衷，述之以史料，浇之以义理，以示古代治边王者无外、固本柔远之法意。昔日余游贺州，观明朝遗碑，感其所记，自赋诗以表，诗云：

寓内薄海揽际天，瑶地筹边乱烽烟。

中丞事钺纾西顾，死士壮猷腥穴眠。

滈俗化美望净土，百蛮尊道思养贤。

由来夷事有圣教，三两科律不成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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