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去污名化研究_王小平_9787568032483

目前，在中国艾滋病不只是一个疾病流行的问题，还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污名化就是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之所以进一步研究艾滋病感染者被污名化问题，是因为它不仅直接影响了艾滋病感染者的身心健康和日常生活，甚至威胁到了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通过梳理艾滋病感染者污名化的相关理论，本书将社会排斥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污名理论相结合应用到艾滋病感染者污名化的社会作用机制中，用于阐述污名化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影响、作用机制，并基于福利多元视角构建应对污名化的政策框架。本书采用定性研究方法，所使用的资料来源于笔者及所在团队所进行的针对艾滋病感染者的实地访谈。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根据艾滋病感染者自治组织负责人的介绍，采用随机抽样和滚雪球相结合的方法，对30名艾滋病感染者和17名普通人（非感染者和工作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收集了艾滋病感染者的治疗和生存状况，反映HIV对HIV感染者在就学、就业、就医以及经济、保障和社会关系方面的影响。

艾滋病社会学研究丛书（第一辑）潘绥铭教授序自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艾滋病以来，人类社会在面对这一挑战的时候，先后出现了四种不良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把艾滋病道德化了，认为艾滋病是对于性混乱的惩罚，艾滋病感染者是咎由自取。这种倾向在艾滋病传播的早期非常盛行，到21世纪开始衰亡，目前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第二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社会性别化，片面地强调男男性行为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渠道。自21世纪以来，这种倾向在发达国家日渐式微，但是在我国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第三种倾向是把艾滋病灾难化，过度夸大艾滋病传播的速度与规模，因而错误地宣扬：艾滋病传播必定会给国家、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灭顶之灾。这种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曾经流行，到2010年才逐渐淡化。第四种倾向是唯医学化，认为艾滋病只是一种传染病，仅仅依靠医学和公共卫生手段就足以遏制其传播。这种倾向在防治艾滋病的各个领域中一直表现得很明显。正是为了消除上述四种倾向所带来的不良影响，社会学者才获得了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历史机遇。早在20世纪末，国际学者、国际组织和具体工作者就发现了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上述的前三种倾向危害较大，但是纯粹医学和公共卫生领域的学者与工作者由于学科所限很难与之抗衡，急需更加专业的人员参与进来。其二，艾滋病传播者和感染者都是生活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之中的，医疗与预防的各种工作也开展于其中；但是，同样由于学科所限，医学与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也很难解决这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于是，国际上开始呼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积极参与到防治艾滋病的研究与工作中来。在我国，这一进程开始于2000年，当时中国政府与英国政府合作开展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它不仅是当时艾滋病防治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而且在我国也是第一次大规模地引进社会科学家参与这样的工作，还设立了专项基金，支持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与具体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本丛书的主编之一景军教授牵头，2003年召开了第一次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学术研讨会，其中的主力就是社会学家。此后，在长期实践中，社会学为防治艾滋病做出了突出贡献，发表的相关论文与出版的书籍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本丛书仅仅是万紫千红之一抹，志在创立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综合学科。艾滋病社会学不仅是把社会学简单地运用于防治艾滋病，而且向着跨学科研究的光明前景前进。目前已经获得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的不同世界观与方法论开始擦出了火花，人的概念得以拓展，人的主体性意识得以推进，出现了发展数据收集方法的可能性。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艾滋病社会学已经创建出不同于原学科的世界观。因此，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能深入各种不同的高风险人群，了解他们的知识、态度、信念与行为，而不仅仅是看病治病。同样，社会学研究者基于新的世界观，开始积极参与艾滋病毒感染者治疗的实践，而不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第二，在思维逻辑上，双方也找到了具有相通之处的元命题：生理状况与行为特征是互相建构的。正是由于双方都接受了这个命题，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才会努力去探讨感染者与高风险人群的求医行为，而社会学研究者也才会不断主张把预防和治疗妇科病纳入性工作者预防艾滋病的工作之中。第三，在价值取向的层次上，公共卫生学与社会学双方已经超越了关爱生命这一原生的共同点，深入到新的元命题：生命在于存在，也在于质量。因此，很多公共卫生领域的人员已经越界去帮助感染者解决医保或低保问题，而社会学家则深入到感染者用药和治疗情况的探讨。由此可见，艾滋病社会学这个新的学科正在形成之中，本套丛书的出版必将为它增添新的动力。潘绥铭2017年6月29日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