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文化探微——发现与研究文集_闵行区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上海市闵行区马桥镇人民政府编陈杰主编_9787545817102

为了纪念马桥文化命名40周年，并充分展现马桥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本书收集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马桥文化考古的发掘报告和学术论文共50余篇。本书分资料篇和研究篇两个部分，资料篇以马桥遗址*、二次发掘资料为主，收集了江浙沪三地发现马桥文化遗存重要遗址的发掘简报；研究篇内容涉及马桥文化命名、文化因素分析、马桥文化分区和分期研究、环境考古研究、陶器考古研究等专题。书后附有马桥文化有关发掘报告、研究论著的全部目录，便于研究者检索。《马桥文化探微》适合于长江下游地区考古学、上海古代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阅读。

1978年8月下旬虽已立秋，仍酷暑难耐，因北京大学进修之机缘，跟随邹衡、李仰松、严文明、李伯谦四位先生上了庐山，参加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亦享受了几天清凉。当年《考古学报》上发表了马桥遗址1960年代的发掘资料，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学术界耳目一新，庐山讨论会上受到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马桥遗址考古发掘主持者黄宣佩、孙维昌先生介绍了相关成果和认识，将太湖地区的印纹陶遗存分为三期，第一期以马桥中层（四层）为代表，因此有了马桥中层或马桥四层文化的概念，并长期习惯性沿用。李伯谦先生概括了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基本格局，将马桥相关遗存作为太湖区第一期文化，极大地改变了当时对印纹陶遗存的混沌认识。会上，蒋赞初先生首次提出了马桥文化的概念，并为马桥文化打上双引号，足以显示先生的细心与慎重。三年后的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吴文化学术讨论会上，黄宣佩先生等以上海老一辈学者对考古学文化命名特有的学术谨慎，称之为马桥类型文化。也是在这次会上我拿去了马桥文化的双引号，从此与马桥文化有了不解之缘。

马桥文化在学术领域的重要性不能同良渚文化相比，甚至可以说马桥文化所代表的阶段是环太湖地区两个社会发展高峰之间的中间期，但是随着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发掘资料的持续积累和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马桥文化越来凸显其重要性。今年是马桥文化命名40年，回顾以往收获，在该领域中具有关键性、开拓性作用从而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并引领研究进程的主要有下列三项成果。

1，1993-1995年马桥遗址发掘和研究

1960年代马桥遗址发掘着重解决了年代关系和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等问题，填补了环太湖地区夏商时期的空白。1990年代以聚落研究为抓手，回答了遗址编年和分布的问题。根据马桥遗址多层叠压、开口于不同地层下的遗迹等层位关系和器物形态的变化，将该遗址的马桥文化遗存分两期4段，分别代表了马桥文化的早期和中期。马桥遗址座落于一道被称为竹冈的贝壳砂堤之上，但此前并未掌握聚落与砂堤的相互关系，这次发掘揭示了遗址的分布规律。为适应当时的地理环境，遗址沿砂堤和紧靠砂堤的东西两侧，呈大致南北长、东西窄的宽带状分布，南北至少1000米，东西大约150 米，总面积超过150000平方米，是以往认识的数十倍。

不仅马桥遗址同自然环境的关系十分紧密，而且马桥时期是环境发生系统性变异的特定时期，早于马桥文化的浙江茅山广富林文化农田和上海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存都被淹没。因此环境考古在马桥遗址发掘中受到极大重视，依靠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参与，运用孢粉、植硅石、磁化率、动物计量统计等多种分析方法和技术，基本复原了马桥遗址的周边环境。

马桥文化印纹陶（红褐陶）广泛使用，（原始）瓷的制造是新的产业。考古和硅酸盐研究者密切合作，共同探讨，认为马桥文化的陶瓷产业正处于技术创新的转变时期，（原始）瓷是在烧制硬陶的基础上发明的新工艺和新产品，环太湖地区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原始）瓷出产地之一。研究还将马桥文化红褐陶器上经常出现的陶文同新工艺相联系，认为是陶工发明的专门记号，记录生产流程，以提高生产技术。

马桥发掘的科技考古除了在环境、陶瓷等领域开展，还涉足遗传基因，试图探寻不同时期人群的生物遗传关系。这是较早运用分子生物学于考古学的尝试，为日后改善实验方法，取得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积累了经验。

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参加人员较多，个别研究者发表结果时未与考古人员沟通，在环境研究中弄错了层位和位置而得出错误结论。马桥遗址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对科技考古理念的认识更加深刻。科技考古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特指将科技方法和技术应用于考古学。科技考古研究最终还是要落实到考古上，是考古研究，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科技研究。科技考古要落到实处，就必须以考古学科为主导。以考古问题决定研究目标和研究对象。考古人和科技人相互了解不同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共同制定计划，经常沟通，这样才能做好科技考古。

2，2000年广富林遗存（文化）的发现是对马桥文化探源的突破

1978年以来，马桥文化来源即成为一项关键研究内容。大致相同地域分布的良渚文化是马桥文化的先行者，因此探源从良渚文化入手，绝大多数研究者或多或少都将良渚文化因素作为来源之一或影响之一。1990年代发掘马桥，我对二者的认识是，马桥文化替代良渚文化只延续了一部分良渚文化因素，却融入了大量非当地传统的新文化因素，其中最多的是肩头弄文化遗存，其含量比率甚至超过了良渚文化因素，还有二里头文化、商文化、岳石文化和湖熟文化早期因素。这些新的文化因素，有的是外来文化的传入或影响，有的是文化的交互作用。马桥文化在融合了多种来源的文化因素之后，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自身特色。因此从总体上看，它与良渚文化有相当大的差别，形成文化缺环。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考古发掘资料中马桥文化同当地文化比较直接的关联早有发现。年代上的关联是1959年发现、1961年发掘、1962年发表的广富林，发现了广富林文化的陶鼎，但当时归之于良渚文化。年代和文化因素的关联则是1934年发现、1936年发表和1956、1958年发掘、1960年发表的钱山漾，发现了方格纹、竹编纹（席纹）等，并在1978年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受到关注。当时也将钱山漾的相关遗存归于良渚文化。2000年，确认了广富林遗存（2006年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2003年广富林发现了包含鱼鳍形足、细颈鬶的遗存同良渚后期较晚阶段墓葬的层位关系。2005年钱山漾发现钱山漾1期-钱山漾2期-马桥文化之三叠层（2014年正式提出钱山漾文化）。这些发现使早于马桥文化的年代关系更加清晰，为探讨同一地域文化的关联性找到新的切入点，是马桥文化探源研究的重大突破。

今天我们应该反思马桥文化的探源过程，同时也必须认识，马桥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之间的缺环依然存在，应该继续关注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之间的社会动荡与发展低谷、马桥文化兴起的动因。

3，以2009年以来瓷之源课题（列入国家指南针计划）为统领而发现的窑址等遗存

2009年在发现一系列周代窑址和窑址群的基础上启动了瓷之源项目，通过调查，在浙江湖州等地发现了不少马桥文化窑址，以烧制（原始）瓷为主，也烧制硬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2010年湖州南山窑址发掘和下菰城调查、2012年湖州瓢山窑址发掘。（原始）瓷窑址断代参照了马桥文化分期，对比了多地出土的（原始）瓷和硬陶，并有系列碳14测年，因此其结论是可靠的，亦为马桥文化分期之佐证。

夏商时期（原始）瓷在长江、黄河流域均有发现，学术界为寻找其产地而不懈努力多年。（原始）瓷也是马桥文化的高端产品，虽然在各遗址发现很少，但是因为代表了尖端的生产能力和新兴的行业，一直得到研究者的关注。现在终于确认了马桥文化（原始）瓷的生产地点，其产品不仅供应环太湖地区，而且销往宁镇地区，甚至很可能远销于中原。这一发现为在更广阔区域寻找（原始瓷）产地和物流方式找到了新的出发点，在马桥文化和（原始瓷）领域，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以马桥文化为起点，本地区商周时期（原始）瓷业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形成东苕溪中下游湖州、德清一线的（原始）瓷产业中心，不仅生产具有广泛实用性的生活器皿，也生产为各等级权贵服务的礼器，特别是很可能已经成为吴越王室御用礼器的指定并管理的产地。瓷业的繁荣带动了其他行业，在一定程度上为吴越文化的崛起、长江下游新一轮发展高峰的出现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并因生产礼器而成为吴越社会上层的重要政治资源。

（原始）瓷的规模化生产以综合经济能力为后盾，以产品需求为导向，以严密的社会管理为手段，因此必须在东苕溪地区全方位多层次研究马桥文化。目前对东苕溪地区的调查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发现了密集分布的马桥文化至西周春秋遗址，其中最重要的当属下菰城，这是今后研讨（原始）瓷业社会背景的新起点，也是深化研究马桥文化中心聚落和相关聚落形态的良好开端。

1978年以来,以马桥文化为主或包含马桥文化的考古报告不多，若作一比较，我认为《钱山漾》材料最丰富，整理也好，研究比较深入，运用不同学科方法比较多，其中树木和种子遗存的研究为《马桥》所欠缺。张忠培先生为《钱山漾》序，谓编著者能力与水平不高，却老实做事，虽似贬实褒，我仍以为前半句不实。我想老实做事必须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特别是在看似波澜不惊或少惊的马桥文化研究领域，唯有默默耕耘，才有收获，唯有踏实前行，才能到达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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